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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说说东野的行文功底。他的小说语言通常朴实平白、不假矫饰，极少出现唯美的文学气息，相对地具有一种特殊的冷质和洁癖，充满着简约之美和理性秩序。圣女的救济即是如此，其中人物的对话大多寻常直白，很少出现摸棱两可、寓意深远的含蓄语句，而他们的心理活动则通过简约的叙述和场景的烘托，溢于言表，读者一看即明，不必反复琢磨。义孝的无情无知、宏美的纠结矛盾以及绫音遭受双重背叛之后的伤情、不忍直到决绝的“内心图景”都在东野不瘟不火的“理科叙事”中毕现无遗，作者以最简单质朴的语言不断诉说着人性的隐恶与自赎，这已构成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独具的部分，达臻美学的高度。
众所周知，推理小说的叙事是围绕设定展开的。没有强大的设定时，可以通过完美的叙事表现来弥补先天不足，社会派比之本格派的最大优势即是于此。相反地，一旦拥有不同凡响的设定，加上叙事艺术的杰出演绎，必然会催生一部优秀的作品来，比如这部圣女的救济。本作在设定方面再次体现了东野在运用传统本格元素方面的创新能力，这次他将兴趣放在了日本推理作品中鲜见的毒杀诡计上。
我们知道，毒杀是古典本格推理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最后致意中的短篇作魔鬼之足是公认的毒杀推理之组，欧美黄金时代的大师们差不多都尝试过这一设定，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一案多破”的毒巧克力命案（柏克莱著）和记载了最上乘心理毒杀手法的绿胶囊之谜（卡尔著）。因毒杀本身所具备的易操作、难发觉等特点，使得此种杀人手法最常为天性阴柔的女性和从事暗地活动的刺客、杀手所使用，这反映在推理小说中则为毒杀频繁地出现在女性犯罪小说和政治惊险小说中，相应地以毒杀为最主要诡计设定的也多半是女性推理作家，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生平创作毒杀推理小说多达十余部，其中就包括她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和多萝西？l？塞耶斯（以强力毒药最为知名）。对于作品中提及和使用的那些经典毒杀诡计，我们称之为“世纪毒杀”
但是，客观现实最终还是将这一题材限制在了最小众的范围里。因为随着毒物学、刑侦学和法医学的不断进步，科技医疗水平的日渐提高，世界各国对危险品的流通渠道的严格监控，毒杀不得不逐渐推出历史舞台，也越来越少地被用在推理作品中。所以，尽管是在推理小说第一大国的日本，也甚少有作品注重毒杀，更罕见以毒杀为唯一诡计统领全局的长篇本格推理作品。我想，土屋隆夫的处女作天狗的面具应该是个例外吧，该作不但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经典毒杀，还“附赠”了一篇毒杀讲义，可这毕竟属于凤毛麟角。从这层意义上讲，超过三次地使用毒杀诡计的东野圭吾，则真的是日本毒杀推理小说领域殿堂级的人物了。
擅长化用本格推理元素、推陈出新的东野，早在自己1986年正式发表的第二部作品毕业前杀人游戏中就使用了毒杀诡计，其手法由于结合了茶道的雪月花之式而极尽繁复之能事。之后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毒杀出现在名作白夜行中，不管是小说还是日剧，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接下来就要说到读者诸君刚刚阅毕的本作了，不知道大家是否与我有着同样的感触，圣女的救济在毒杀诡计的创新性方面的价值是空前的，它之所以是“世纪毒杀”其根本因素就是作品在毒杀的实现手法和背后动机上都下足了功夫，从而将这一古老的本格诡计赋予了新的涵义，而使之“焕发青春”的正是东野自宿命以来一直刻意描摹的人性主题。正因为其中的毒杀诡计不只是徒具古典况味的“推理博物馆藏品”还观照、探勘到了现实社会中的人类尤其是身处弱势的女性的深层悲剧精神，圣女的救济的贡献之伟大便完全对得起我们对东野的枵腹以待了。与雪地杀机之颠覆“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写法相似，本作也是在末尾处方始揭开“东野流”毒杀美学的神秘面纱。作者一改古典毒杀推理较多着墨“投毒者身份”（whodunit）的习惯，很快就将凶手锁定给读者知道，这时困扰警方的主要是“毒杀手法”或“下毒途径”（howdunit），而当厉害的汤川学介入其中予以勘察推理之后，却意外地抛给我们一个“奇怪”的说法：唯一的解答却是“虚数解”意即“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从现实上来讲凶手实施过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却是无限接近于零也就是说，其手法套路是可行的，但要实际行动的话，却是绝对无法办到的。”在这样的暗示之下，内海薰的探访询问和草薙的另线调查最终殊途同归，原来解明真相背后的“毒杀动机”（whydunit）才是东野设定如此诡计的主要目的，此前关于手法、途径的讨论都是为着这个颇具人性深度的动机而服务的。汤川所秉持并奉为圭臬的理性研判，在与复杂人性的交锋中再次受挫，无怪乎他在最后感叹道：“一般而言，凶手都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杀害他人，这一次的凶手却正好相反，为了不去杀人而竭尽了全力。古往今来，东西南北，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凶手女人这种生物倒也真是有够可怕的，竟然会想出这种毫无合理性可言，充满了矛盾的杀人手法来。”于是“伽利略”只能苦恼着：“人心是一门出奇深奥的科学。”
诚然，人性注定无法被理性所解构，因为一旦论理化，其结果只会剩下世间最无法简单化的情感——爱。
女性讲义与救济学
阅毕这本圣女的救济，兴许最想问的是标题中的“圣女”究竟指谁吧。古今中外的大量描绘女性的文艺作品，大抵有两种极端倾向——要么天使，要么魔鬼！在西方的宗教思想中，这两种身份的最经典体现便是修女（圣女）和巫女（魔女）。
东野的推理小说系谱，一路发展下来，其本质的属性之一，就是“女性讲义”其中呈示的是东野流的女性观。撇开东野的一些早期本格小说不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作品实相虽然是一步步走向黑白幽境的人性森林，但根本上则体现为从“恶女”到“圣女”的进化。
在日本，女性的魔鬼与天使两面，主要外化形式就是恶女（ugly-woman）和圣女（saintly-woman），日语中“恶女”的本意是丑陋的女性，但通常被使用的却是其引申义项——品质邪恶、性情冷酷的女性。与柔弱的天性常态相比，具备神秘气质的“恶女”诱惑力十足，在致令男性深深惊惧的同时，更能激发男性的种种遐想。东野本人就曾不只一次地自承，他的最大愿望是缔造一个“穷极魔性之女”出于对前辈作家的敬意和自身着力人性书写的内在要求，东野圭吾在塑造了多个“恶女”犯罪者之后，终于完成了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恶女极品”的白夜行、幻夜两部曲，得偿夙愿。然而“穷极魔性之女”的极致效果和经典意义，使得上述两作实难自我逾越，而且考虑到这样的人性描绘太过“令人绝望”丧失了真实感，于是东野不得不将笔触转向“圣女”也因此，我们会读到秘密中男性的无奈、单恋中两性的彷徨、信中女性的包容、红色手指中母性的光辉、流星之绊中女性的情仇牵绊。直到圣女的救济中女性的救济精神，一个个女性形象不管主角、配角都得以近乎完美地被东野赋予了神圣感。东野的整个作品群，既是一份份“人性记录”更是一张张“女性讲义”
“圣女”之“圣”就在于她们拥有“爱”之心，发扬和维护了女性的美，这与是否实际具备“性爱”和“繁衍”的身体条件没有任何干系。依此标准，本作中的“圣女”也就非指绫音一人了，还包括曾面临与绫音同样处境的润子、因爱而背叛师父的宏美以及解救汤川于困顿的薰。而不了解其“圣女”之“圣”的那些个男性，便只能背负遭受女性“圣裁”的命运。本书中的义孝歪曲女性之“圣”将之浅鄙到“生子工具”的地步，他的这一无知执念对于自己的死亡是难辞其咎的，也不值得我们注入人性同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圣女”在宗教史上还有着另一层含义，这与一度盛行的禁欲主义有关，即圣女是指“禁绝生育的处女”此义项似乎也适用于绫音。综上，她无疑是东野作品中“圣女”角色的最杰出代表了。
对于“圣女”绫音来说，当润子以救济之心留给她一袋砒霜、而未来的丈夫义孝则抛出借助她这个“生子工具”完成私愿的时候，她不得不订下那个可怕、可悯、可悲、可恕的惊天计划。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们很难完全体会她当时的心态了“她辞去了所有的工作，一心就只想着家里的事。每当真柴在家的时候，她就会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做拼布，一边随时准备着伺候丈夫。”这份执著和意志力曾令汤川学钦佩之至，但我想后者应该无法理解其行为背后的那个“疗救”之心吧。妻子渴望被丈夫救济，尽管这种可能性很低，但也只能一试，她每日监视着净水器，满怀“施救”丈夫之念地忐忑生活着，这一做法在她看来，既是“他救”、也是“自救”既是对他人行使圣德的注脚、也是向润子赎清愆尤的苦行。令人扼腕的是，她所托非人，义孝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早已“弃救”、丧失了为人的资格。因此，难以实现绾解的“救济”最终将故事无奈地引向“罪与罚”的结局。而作为绫音“救济者”的草薙，则不得不面对“宿命”的真相，他越是要洗清她的嫌疑，则越是做实她的罪行，实在是一种残酷的讽刺啊！
“这就是女人！”内海薰在小说的末尾感慨道。仿佛只有女性才能理解女性，是这样吗？其实不管怎么说，这出长达一年的“完全犯罪”终被挫败了，所以那解答也就不再是“虚数”而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圣女”就依然存在，下一次她会救济谁、又如何救济，则不是我们能够预见的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那就是世界必然为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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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说说东野的行文功底。他的小说语言通常朴实平白、不假矫饰，极少出现唯美的文学气息，相对地具有一种特殊的冷质和洁癖，充满着简约之美和理性秩序。圣女的救济即是如此，其中人物的对话大多寻常直白，很少出现摸棱两可、寓意深远的含蓄语句，而他们的心理活动则通过简约的叙述和场景的烘托，溢于言表，读者一看即明，不必反复琢磨。义孝的无情无知、宏美的纠结矛盾以及绫音遭受双重背叛之后的伤情、不忍直到决绝的“内心图景”都在东野不瘟不火的“理科叙事”中毕现无遗，作者以最简单质朴的语言不断诉说着人性的隐恶与自赎，这已构成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独具的部分，达臻美学的高度。
众所周知，推理小说的叙事是围绕设定展开的。没有强大的设定时，可以通过完美的叙事表现来弥补先天不足，社会派比之本格派的最大优势即是于此。相反地，一旦拥有不同凡响的设定，加上叙事艺术的杰出演绎，必然会催生一部优秀的作品来，比如这部圣女的救济。本作在设定方面再次体现了东野在运用传统本格元素方面的创新能力，这次他将兴趣放在了日本推理作品中鲜见的毒杀诡计上。
我们知道，毒杀是古典本格推理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最后致意中的短篇作魔鬼之足是公认的毒杀推理之组，欧美黄金时代的大师们差不多都尝试过这一设定，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一案多破”的毒巧克力命案（柏克莱著）和记载了最上乘心理毒杀手法的绿胶囊之谜（卡尔著）。因毒杀本身所具备的易操作、难发觉等特点，使得此种杀人手法最常为天性阴柔的女性和从事暗地活动的刺客、杀手所使用，这反映在推理小说中则为毒杀频繁地出现在女性犯罪小说和政治惊险小说中，相应地以毒杀为最主要诡计设定的也多半是女性推理作家，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生平创作毒杀推理小说多达十余部，其中就包括她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和多萝西？l？塞耶斯（以强力毒药最为知名）。对于作品中提及和使用的那些经典毒杀诡计，我们称之为“世纪毒杀”
但是，客观现实最终还是将这一题材限制在了最小众的范围里。因为随着毒物学、刑侦学和法医学的不断进步，科技医疗水平的日渐提高，世界各国对危险品的流通渠道的严格监控，毒杀不得不逐渐推出历史舞台，也越来越少地被用在推理作品中。所以，尽管是在推理小说第一大国的日本，也甚少有作品注重毒杀，更罕见以毒杀为唯一诡计统领全局的长篇本格推理作品。我想，土屋隆夫的处女作天狗的面具应该是个例外吧，该作不但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经典毒杀，还“附赠”了一篇毒杀讲义，可这毕竟属于凤毛麟角。从这层意义上讲，超过三次地使用毒杀诡计的东野圭吾，则真的是日本毒杀推理小说领域殿堂级的人物了。
擅长化用本格推理元素、推陈出新的东野，早在自己1986年正式发表的第二部作品毕业前杀人游戏中就使用了毒杀诡计，其手法由于结合了茶道的雪月花之式而极尽繁复之能事。之后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毒杀出现在名作白夜行中，不管是小说还是日剧，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接下来就要说到读者诸君刚刚阅毕的本作了，不知道大家是否与我有着同样的感触，圣女的救济在毒杀诡计的创新性方面的价值是空前的，它之所以是“世纪毒杀”其根本因素就是作品在毒杀的实现手法和背后动机上都下足了功夫，从而将这一古老的本格诡计赋予了新的涵义，而使之“焕发青春”的正是东野自宿命以来一直刻意描摹的人性主题。正因为其中的毒杀诡计不只是徒具古典况味的“推理博物馆藏品”还观照、探勘到了现实社会中的人类尤其是身处弱势的女性的深层悲剧精神，圣女的救济的贡献之伟大便完全对得起我们对东野的枵腹以待了。与雪地杀机之颠覆“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写法相似，本作也是在末尾处方始揭开“东野流”毒杀美学的神秘面纱。作者一改古典毒杀推理较多着墨“投毒者身份”（whodunit）的习惯，很快就将凶手锁定给读者知道，这时困扰警方的主要是“毒杀手法”或“下毒途径”（howdunit），而当厉害的汤川学介入其中予以勘察推理之后，却意外地抛给我们一个“奇怪”的说法：唯一的解答却是“虚数解”意即“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从现实上来讲凶手实施过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却是无限接近于零也就是说，其手法套路是可行的，但要实际行动的话，却是绝对无法办到的。”在这样的暗示之下，内海薰的探访询问和草薙的另线调查最终殊途同归，原来解明真相背后的“毒杀动机”（whydunit）才是东野设定如此诡计的主要目的，此前关于手法、途径的讨论都是为着这个颇具人性深度的动机而服务的。汤川所秉持并奉为圭臬的理性研判，在与复杂人性的交锋中再次受挫，无怪乎他在最后感叹道：“一般而言，凶手都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杀害他人，这一次的凶手却正好相反，为了不去杀人而竭尽了全力。古往今来，东西南北，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凶手女人这种生物倒也真是有够可怕的，竟然会想出这种毫无合理性可言，充满了矛盾的杀人手法来。”于是“伽利略”只能苦恼着：“人心是一门出奇深奥的科学。”
诚然，人性注定无法被理性所解构，因为一旦论理化，其结果只会剩下世间最无法简单化的情感——爱。
女性讲义与救济学
阅毕这本圣女的救济，兴许最想问的是标题中的“圣女”究竟指谁吧。古今中外的大量描绘女性的文艺作品，大抵有两种极端倾向——要么天使，要么魔鬼！在西方的宗教思想中，这两种身份的最经典体现便是修女（圣女）和巫女（魔女）。
东野的推理小说系谱，一路发展下来，其本质的属性之一，就是“女性讲义”其中呈示的是东野流的女性观。撇开东野的一些早期本格小说不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作品实相虽然是一步步走向黑白幽境的人性森林，但根本上则体现为从“恶女”到“圣女”的进化。
在日本，女性的魔鬼与天使两面，主要外化形式就是恶女（ugly-woman）和圣女（saintly-woman），日语中“恶女”的本意是丑陋的女性，但通常被使用的却是其引申义项——品质邪恶、性情冷酷的女性。与柔弱的天性常态相比，具备神秘气质的“恶女”诱惑力十足，在致令男性深深惊惧的同时，更能激发男性的种种遐想。东野本人就曾不只一次地自承，他的最大愿望是缔造一个“穷极魔性之女”出于对前辈作家的敬意和自身着力人性书写的内在要求，东野圭吾在塑造了多个“恶女”犯罪者之后，终于完成了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恶女极品”的白夜行、幻夜两部曲，得偿夙愿。然而“穷极魔性之女”的极致效果和经典意义，使得上述两作实难自我逾越，而且考虑到这样的人性描绘太过“令人绝望”丧失了真实感，于是东野不得不将笔触转向“圣女”也因此，我们会读到秘密中男性的无奈、单恋中两性的彷徨、信中女性的包容、红色手指中母性的光辉、流星之绊中女性的情仇牵绊。直到圣女的救济中女性的救济精神，一个个女性形象不管主角、配角都得以近乎完美地被东野赋予了神圣感。东野的整个作品群，既是一份份“人性记录”更是一张张“女性讲义”
“圣女”之“圣”就在于她们拥有“爱”之心，发扬和维护了女性的美，这与是否实际具备“性爱”和“繁衍”的身体条件没有任何干系。依此标准，本作中的“圣女”也就非指绫音一人了，还包括曾面临与绫音同样处境的润子、因爱而背叛师父的宏美以及解救汤川于困顿的薰。而不了解其“圣女”之“圣”的那些个男性，便只能背负遭受女性“圣裁”的命运。本书中的义孝歪曲女性之“圣”将之浅鄙到“生子工具”的地步，他的这一无知执念对于自己的死亡是难辞其咎的，也不值得我们注入人性同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圣女”在宗教史上还有着另一层含义，这与一度盛行的禁欲主义有关，即圣女是指“禁绝生育的处女”此义项似乎也适用于绫音。综上，她无疑是东野作品中“圣女”角色的最杰出代表了。
对于“圣女”绫音来说，当润子以救济之心留给她一袋砒霜、而未来的丈夫义孝则抛出借助她这个“生子工具”完成私愿的时候，她不得不订下那个可怕、可悯、可悲、可恕的惊天计划。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们很难完全体会她当时的心态了“她辞去了所有的工作，一心就只想着家里的事。每当真柴在家的时候，她就会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做拼布，一边随时准备着伺候丈夫。”这份执著和意志力曾令汤川学钦佩之至，但我想后者应该无法理解其行为背后的那个“疗救”之心吧。妻子渴望被丈夫救济，尽管这种可能性很低，但也只能一试，她每日监视着净水器，满怀“施救”丈夫之念地忐忑生活着，这一做法在她看来，既是“他救”、也是“自救”既是对他人行使圣德的注脚、也是向润子赎清愆尤的苦行。令人扼腕的是，她所托非人，义孝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早已“弃救”、丧失了为人的资格。因此，难以实现绾解的“救济”最终将故事无奈地引向“罪与罚”的结局。而作为绫音“救济者”的草薙，则不得不面对“宿命”的真相，他越是要洗清她的嫌疑，则越是做实她的罪行，实在是一种残酷的讽刺啊！
“这就是女人！”内海薰在小说的末尾感慨道。仿佛只有女性才能理解女性，是这样吗？其实不管怎么说，这出长达一年的“完全犯罪”终被挫败了，所以那解答也就不再是“虚数”而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圣女”就依然存在，下一次她会救济谁、又如何救济，则不是我们能够预见的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那就是世界必然为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