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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惠闭上眼摇摇头，短短的茶色头发摇得像小鸟羽毛。“很了不起。你将走过两个人的人生。”
“这么说我责任重大呀。”
“可是，”她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想看透什么“什么感觉？有什么和原来不一样吗？”
“没有呀，什么都没变。”
“哦”她一脸不可思议地歪着头。
“大家都好吗，新光堂的大叔他们？”
新光堂是阿惠供职的画具店。我和那里的小胡子大叔已经认识四年了。
“大家都很担心，可是也有些兴奋。”
“兴奋？我遭了那么大的罪还兴奋？”
“不对不对，说兴奋不合适。我是说，虽然名字没被公开，但你不是成了世界名人吗？光是想到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总觉得难以平静呢。”
“哈哈”我能想象大家的心理。假如我和大叔交换立场，大概我也会有一样的心情。
“差点忘了，”阿惠拿起放在地板上的纸袋“我想你大概会觉得无聊，就从店里带来了。顾不上买花了。”
纸袋里是大大的素描本。我欢呼起来：“不愧是阿惠，知道现在我最想要的东西。”
“出院前能画几张素描呢？”
“我想在这些纸用完之前出去，真的谢谢你。”我抚摸着素描本的白色封面对她说，似乎马上就有了灵感。
而后我跟她聊起了住院的日子，说到半夜发现自己的脑片时，她屏住了呼吸。
“不好，都这时候了！”谈话告—段落时，阿惠看了看手表，顿时睁大了眼睛“我是上班时间出来的。”
“溜号了呀。”
“突然来了电话，一听说能见你，我二话没说就飞奔过来了。”阿惠拉着我的手站起来，将我的手贴在她胸口“看，还在怦怦跳，像做梦一样。
“我活着呢。”我盯着她，像在发表宣言“我还不会死，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嗯。”她像放下什么珍贵的易碎品似的轻轻放下我的手，然后再次看着我“你好像比以前靠得住了。”
“哦？”没想到她这么说，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事实上最近心情很好，有重生的感觉。”
“我进屋第一眼看见你就是这种感觉，原来不是错觉呀。”她满脸开心“我明无再来。”
“等着你。”我说。
她走出房间后，我不觉哼起了小曲。
9
准许探视的第三天，同事葛西三郎来了。葛西一进病房就嚷嚷开了：“什么呀，不是好好的嘛。还住着宾馆似的房问，真是白为你担心了！”他是跟我同一拨进工厂的，性格活泼，这点和我正相反。我说给大家添了麻烦很抱歉，他的腔掉和往常一样：“你根本不用在意，这种机会可难得有哦，休息个够就是了。这次休假是带薪吧？这么小气的厂子，这次还真让我没想到。”
“厂里情况怎样？有点变化没有？”
听我这么问，葛西沉下脸挠挠下巴：“老样子，什么都没变。”
“嗯也是，这么短的时间，什么都不会变。”
“酒井他们在背地里动不动就说，要马上炒了工厂的鱿鱼、走人时要揍厂长一顿什么的。可酒井这家伙在我们看来没干什么大事，也没什么清楚的想法，只是装模作样掩饰自己混混日子罢了。”
“可不，还是老样子。”我叹气。
从去年开始，我们对厂长及其他上司越来越不信任，此前大家都闷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和上司关系恶化的导火线，是厂里生产的某种产业机械集中出了问题。我们机械师马不停蹄地奔赴客户那儿处理，结果发现，是机器附带的电源有问题，必须全部召回。具体产品缺陷并没公开，我们也被指示对客户要严守秘密。
我们连日来熬夜作战，问题看似解决了，但还有些地方总弄不明白。我们的疑惑有增无减。
出问题的电源是从某公司购入的，我们怀疑上头可能有人和那家公司扯不清。这并非只是简单的猜想，以前有过好几次类似情况，还有几次明显是和竞争对手串通一气，并且每次受命擦屁股的都是我们这些一线工人。
反抗是理所当然的，明显的是接二连三有人辞职，年轻人居多。还有些人暂时没辞职但在等待机会——葛西等人大概属于这一类。剩下的人整齐地分为两类：一种人无意辞职，但也没干劲；另一种人不管发生什么，都忍耐着默默工作。后者中的多数人是从厂里借钱买的房子。
我虽没借钱，但无疑属于后一种。我有时随大溜生上司的气，却没有勇气表明态度。这也是因为自己从职业学校开始受人帮助，从没想过其他道路，所以大家叫我“老实蛋”
“我说阿纯，你赚老板的印象分可以，可别做间谍呀。”休息时大说上司坏话的老员工注意到我也在场时经常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不跟他们一起说坏话，只是默默听着的缘故。
有人问过我：“你就没有一点牢骚？你究竟在想什么，觉得这样下去行吗？”
我并非没有牢骚，也不是觉得这样挺好，只是一想到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就觉得无力回天，于是日复一日、得过且过。
“可这样是不行的。”
听我唐突地来了这么一句，葛西一愣：“啊？”
“说厂里的事呢，总这样下去还是不行。”
“你小子说什么哪，人家正说电影呢，怎么一下子又回到前面的话题了？”葛西苦笑，看似吃了一惊，随即又恢复了认真的表情“说得就是，这样不行，越来越离谱。”
“咱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越级上告？可工厂这么大，都不知道往哪儿告，并且告状得作好被炒的准备。”
“斩断万恶的根源固然重要，但我们首先该做的是改变自己，应该争取正当权利。如果因为上头胡作非为，自己就不好好工作，就和他们成了一丘之貉。”
“话是没错，可总提不起劲。”
我摇头：“这种事不能辩解。”
“嗯，也是，辩解不好。”
“先团结一致做该做的，然后找合适的机会题我们的要求。”
“像工会之类的吗？可咱们的工会是窝囊废。”
“他们要是照我说的办，就不会被老板驯服了。”
“没错！”葛西笑过之后好像注意到了什么“我说，你小子真的是阿纯？”
“别说胡话，不是我是谁？”
“简直像在和别人说话，真难相信从你小子嘴里能说出这种话。”
“住院后有时间仔细考虑各种事了。回顾过去的自己真是惭愧，不知为什么会那么满足于现状。”
“传说中的重新发现自我吗？看来我也得住住院。”葛西看看表站起来“我走了。”
“要团结！”我冲他握拳。
他在门口回头看看，耸耸肩：“回去跟大伙儿说你小子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人会相信。”
我冲他挤挤眼睛。
当天晚上来了警察。我打开阿惠送的素描本，想着她的笑脸开始落笔时，橘小姐来通知了此事。
“如果你不愿意，今天可以先让他回去——如果你还没整理好心情的话”
她的关心让我高兴，但没等她说完，我就开始摇头：“的确是不想回忆的事情，但我想自己对此作个了结。请他进来吧。”
她用一种观察患者精神状态的眼神看着我，理解了似的点点头，消失在门外。
几分钟后，敲门声响起。
“请进。”
随着一声略带沙哑的“打扰了”门开了。进来的男人三十五六岁光景，健壮得像职业棒球手，脸色略黑，轮廓粗犷，他迅速环顾了一下病房，像看什么家具似的把视线停在我身上。
“我是搜查一科的仓田。”他递过名片。
我接过来，一眼先看到名片一角用圆珠笔写的小字，记着今天的日期，大概是出于万一名片被坏人盗用，能查出去向的考虑。警察的工作就是怀疑。
“你看上去很好，脸色也不错。”他人来熟地说。
“托大家的福。”我把椅子让给他，自己坐到床上。他客气了一句便坐下了。
“还以为你躺在床上呢，原来不是。”他看了一眼窗边的铁桌，上面摊着素描本。
“我不是因为内脏有病或腿骨折之类才住院的。”
“可不。”他点点头，一脸神秘“但真是一场大难呀。”
“像做了一场梦。”我说“当然，是噩梦。”
“负责这儿的女士——橘小姐，是吧？她告诉我，关于那件事，你基本记不起来了。”
“听说案犯死了，详情并不清楚，前几天他们才允许我看看报纸。”
“真是遭了不少罪。”他瞥了一眼我的额头。绷带取掉了，伤痕还没消失。
“警察当然知道我做了什么手术，对吧？”
听我这么问，他表情复杂。“只有跟调查有关的人知道，上头还禁止我们外传。”
我不得不苦笑，大概极少有人能对如此有趣的话题闭口不谈。
“嗯，听说你的记忆没问题，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我完整地记得遭枪击前的事。”
“那就够了。能尽量详细说说吗？”他跷着腿，取出纸笔。
我把在医院醒来之后没回想过几次的那个场景，尽可能准确地说给他听，尤其谨慎地叙述了从小女孩想越窗而逃到案犯发觉开枪的过程。
听完，他脸上混杂着满足和吃惊的表情。
“和其他人的证词大体一致，不，应该说你的叙述最明确。真不简单，头部中弹，做了那么大的手术。”
“谢谢。”
“该道谢的是我。这下我可以完成报告了。听说你可能恢复意识，我一直空着这一段呢。”
他边说边把笔记本放进西服内袋。
“我能问点问题吗？”
“你问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那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袭击地产中介公司？”
警官两手交叉，看着天花板，鼓起嘴唇。
“那人叫京极瞬介，”他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这四个字“走向犯罪的经过说来话长，简单说就是报仇。”
“报仇，向谁？”
“一个是他父亲，男一个是社会。”
阿惠闭上眼摇摇头，短短的茶色头发摇得像小鸟羽毛。“很了不起。你将走过两个人的人生。”
“这么说我责任重大呀。”
“可是，”她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想看透什么“什么感觉？有什么和原来不一样吗？”
“没有呀，什么都没变。”
“哦”她一脸不可思议地歪着头。
“大家都好吗，新光堂的大叔他们？”
新光堂是阿惠供职的画具店。我和那里的小胡子大叔已经认识四年了。
“大家都很担心，可是也有些兴奋。”
“兴奋？我遭了那么大的罪还兴奋？”
“不对不对，说兴奋不合适。我是说，虽然名字没被公开，但你不是成了世界名人吗？光是想到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总觉得难以平静呢。”
“哈哈”我能想象大家的心理。假如我和大叔交换立场，大概我也会有一样的心情。
“差点忘了，”阿惠拿起放在地板上的纸袋“我想你大概会觉得无聊，就从店里带来了。顾不上买花了。”
纸袋里是大大的素描本。我欢呼起来：“不愧是阿惠，知道现在我最想要的东西。”
“出院前能画几张素描呢？”
“我想在这些纸用完之前出去，真的谢谢你。”我抚摸着素描本的白色封面对她说，似乎马上就有了灵感。
而后我跟她聊起了住院的日子，说到半夜发现自己的脑片时，她屏住了呼吸。
“不好，都这时候了！”谈话告—段落时，阿惠看了看手表，顿时睁大了眼睛“我是上班时间出来的。”
“溜号了呀。”
“突然来了电话，一听说能见你，我二话没说就飞奔过来了。”阿惠拉着我的手站起来，将我的手贴在她胸口“看，还在怦怦跳，像做梦一样。
“我活着呢。”我盯着她，像在发表宣言“我还不会死，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嗯。”她像放下什么珍贵的易碎品似的轻轻放下我的手，然后再次看着我“你好像比以前靠得住了。”
“哦？”没想到她这么说，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事实上最近心情很好，有重生的感觉。”
“我进屋第一眼看见你就是这种感觉，原来不是错觉呀。”她满脸开心“我明无再来。”
“等着你。”我说。
她走出房间后，我不觉哼起了小曲。
9
准许探视的第三天，同事葛西三郎来了。葛西一进病房就嚷嚷开了：“什么呀，不是好好的嘛。还住着宾馆似的房问，真是白为你担心了！”他是跟我同一拨进工厂的，性格活泼，这点和我正相反。我说给大家添了麻烦很抱歉，他的腔掉和往常一样：“你根本不用在意，这种机会可难得有哦，休息个够就是了。这次休假是带薪吧？这么小气的厂子，这次还真让我没想到。”
“厂里情况怎样？有点变化没有？”
听我这么问，葛西沉下脸挠挠下巴：“老样子，什么都没变。”
“嗯也是，这么短的时间，什么都不会变。”
“酒井他们在背地里动不动就说，要马上炒了工厂的鱿鱼、走人时要揍厂长一顿什么的。可酒井这家伙在我们看来没干什么大事，也没什么清楚的想法，只是装模作样掩饰自己混混日子罢了。”
“可不，还是老样子。”我叹气。
从去年开始，我们对厂长及其他上司越来越不信任，此前大家都闷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和上司关系恶化的导火线，是厂里生产的某种产业机械集中出了问题。我们机械师马不停蹄地奔赴客户那儿处理，结果发现，是机器附带的电源有问题，必须全部召回。具体产品缺陷并没公开，我们也被指示对客户要严守秘密。
我们连日来熬夜作战，问题看似解决了，但还有些地方总弄不明白。我们的疑惑有增无减。
出问题的电源是从某公司购入的，我们怀疑上头可能有人和那家公司扯不清。这并非只是简单的猜想，以前有过好几次类似情况，还有几次明显是和竞争对手串通一气，并且每次受命擦屁股的都是我们这些一线工人。
反抗是理所当然的，明显的是接二连三有人辞职，年轻人居多。还有些人暂时没辞职但在等待机会——葛西等人大概属于这一类。剩下的人整齐地分为两类：一种人无意辞职，但也没干劲；另一种人不管发生什么，都忍耐着默默工作。后者中的多数人是从厂里借钱买的房子。
我虽没借钱，但无疑属于后一种。我有时随大溜生上司的气，却没有勇气表明态度。这也是因为自己从职业学校开始受人帮助，从没想过其他道路，所以大家叫我“老实蛋”
“我说阿纯，你赚老板的印象分可以，可别做间谍呀。”休息时大说上司坏话的老员工注意到我也在场时经常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不跟他们一起说坏话，只是默默听着的缘故。
有人问过我：“你就没有一点牢骚？你究竟在想什么，觉得这样下去行吗？”
我并非没有牢骚，也不是觉得这样挺好，只是一想到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就觉得无力回天，于是日复一日、得过且过。
“可这样是不行的。”
听我唐突地来了这么一句，葛西一愣：“啊？”
“说厂里的事呢，总这样下去还是不行。”
“你小子说什么哪，人家正说电影呢，怎么一下子又回到前面的话题了？”葛西苦笑，看似吃了一惊，随即又恢复了认真的表情“说得就是，这样不行，越来越离谱。”
“咱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越级上告？可工厂这么大，都不知道往哪儿告，并且告状得作好被炒的准备。”
“斩断万恶的根源固然重要，但我们首先该做的是改变自己，应该争取正当权利。如果因为上头胡作非为，自己就不好好工作，就和他们成了一丘之貉。”
“话是没错，可总提不起劲。”
我摇头：“这种事不能辩解。”
“嗯，也是，辩解不好。”
“先团结一致做该做的，然后找合适的机会题我们的要求。”
“像工会之类的吗？可咱们的工会是窝囊废。”
“他们要是照我说的办，就不会被老板驯服了。”
“没错！”葛西笑过之后好像注意到了什么“我说，你小子真的是阿纯？”
“别说胡话，不是我是谁？”
“简直像在和别人说话，真难相信从你小子嘴里能说出这种话。”
“住院后有时间仔细考虑各种事了。回顾过去的自己真是惭愧，不知为什么会那么满足于现状。”
“传说中的重新发现自我吗？看来我也得住住院。”葛西看看表站起来“我走了。”
“要团结！”我冲他握拳。
他在门口回头看看，耸耸肩：“回去跟大伙儿说你小子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人会相信。”
我冲他挤挤眼睛。
当天晚上来了警察。我打开阿惠送的素描本，想着她的笑脸开始落笔时，橘小姐来通知了此事。
“如果你不愿意，今天可以先让他回去——如果你还没整理好心情的话”
她的关心让我高兴，但没等她说完，我就开始摇头：“的确是不想回忆的事情，但我想自己对此作个了结。请他进来吧。”
她用一种观察患者精神状态的眼神看着我，理解了似的点点头，消失在门外。
几分钟后，敲门声响起。
“请进。”
随着一声略带沙哑的“打扰了”门开了。进来的男人三十五六岁光景，健壮得像职业棒球手，脸色略黑，轮廓粗犷，他迅速环顾了一下病房，像看什么家具似的把视线停在我身上。
“我是搜查一科的仓田。”他递过名片。
我接过来，一眼先看到名片一角用圆珠笔写的小字，记着今天的日期，大概是出于万一名片被坏人盗用，能查出去向的考虑。警察的工作就是怀疑。
“你看上去很好，脸色也不错。”他人来熟地说。
“托大家的福。”我把椅子让给他，自己坐到床上。他客气了一句便坐下了。
“还以为你躺在床上呢，原来不是。”他看了一眼窗边的铁桌，上面摊着素描本。
“我不是因为内脏有病或腿骨折之类才住院的。”
“可不。”他点点头，一脸神秘“但真是一场大难呀。”
“像做了一场梦。”我说“当然，是噩梦。”
“负责这儿的女士——橘小姐，是吧？她告诉我，关于那件事，你基本记不起来了。”
“听说案犯死了，详情并不清楚，前几天他们才允许我看看报纸。”
“真是遭了不少罪。”他瞥了一眼我的额头。绷带取掉了，伤痕还没消失。
“警察当然知道我做了什么手术，对吧？”
听我这么问，他表情复杂。“只有跟调查有关的人知道，上头还禁止我们外传。”
我不得不苦笑，大概极少有人能对如此有趣的话题闭口不谈。
“嗯，听说你的记忆没问题，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我完整地记得遭枪击前的事。”
“那就够了。能尽量详细说说吗？”他跷着腿，取出纸笔。
我把在医院醒来之后没回想过几次的那个场景，尽可能准确地说给他听，尤其谨慎地叙述了从小女孩想越窗而逃到案犯发觉开枪的过程。
听完，他脸上混杂着满足和吃惊的表情。
“和其他人的证词大体一致，不，应该说你的叙述最明确。真不简单，头部中弹，做了那么大的手术。”
“谢谢。”
“该道谢的是我。这下我可以完成报告了。听说你可能恢复意识，我一直空着这一段呢。”
他边说边把笔记本放进西服内袋。
“我能问点问题吗？”
“你问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那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袭击地产中介公司？”
警官两手交叉，看着天花板，鼓起嘴唇。
“那人叫京极瞬介，”他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这四个字“走向犯罪的经过说来话长，简单说就是报仇。”
“报仇，向谁？”
“一个是他父亲，男一个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