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十一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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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慈善工作。即便在他弥留之际，病痛已经无药可医，他仍然是那么开朗。人们记下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是“基督”。
乔纳斯·汉韦死的时候，乔舒亚·沃森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他刚从专门为商人子女设立的学校毕业。在学校里他学了记账、兑换钱币和外语，并到他父亲的账房实习过。他父亲是坎翠湖政治家的儿子，在塔山贩过酒，后来又在民星街十六号干过。乔舒亚刚开始是他父亲的得力帮手，后来成了他的生意伙伴。当父亲退休后，别人找他在马克街的同类店里当合伙人。他通过和政府合作挣了一笔钱，退休了。很遗憾他的传记虽然写得非常精彩，但作者没能给出足够的细节描绘他的从商生涯。传记的每一页都是精彩华章。沃森先生是个严格的教士，坦白地说，他勤俭克己并有点儿宗派倾向。他和最高宗教官员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他都有点像艾萨克·沃尔顿，两个人都同样热爱英国国教，和主教们关系密切，做生意诚实，为人简单善良。1825年经济大萧条爆发，乔舒亚·沃森受到了严厉的冲击，后来再也没有缓过劲儿来。沃森自己没觉得怎么样，可人们知道他遭受经济损失就会间接伤害到他大量捐赠的慈善事业。坎特伯雷大主教召见他时，声音颤抖、泪光盈盈，看看是否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有一次对巴伦·帕克先生说，“我爱我的儿子也不过如此。”伦敦主教布鲁姆菲尔德给乔舒亚写信，说他银行里的钱乔舒亚可以随便用，可以无限透支。乔舒亚·沃森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好意。我们也许会嫉妒基督商人为何能受到这般礼遇。毫无疑问，是乔舒亚·沃森热情地帮助主教、赞助宗教事业换来的善待。有一次他给杜汉姆主教写信：“教会愿意公平分配我捐赠的钱，但是不知道这么一大笔收入该怎么花。我们向上帝保证，我们没有违反基督徒的精神，一五一十地将财产分配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所有的人。”他说的是实话，“我们仍然支持那些宣称教会收入应平均分配的人。”我们承认还有很多例外，怀疑捐赠分配的真实情况和沃森说的仍然有出入。在万·米尔德特（德拉姆兼任主教的大公）案子里，沃森说的话很权威、很中肯。我们不得不说说万·米尔德特的事。沃森很早就认识他，当沃森到德拉姆的时候，万·米尔德特就和他住在民星街，后来两个朋友又一起住在西敏寺的大乔治街。万·米尔德特是个穷困、热情的学生，他之所以过得不好，财政上有很大困难，是因为他不得不重修祖上留下的别墅。乔舒亚·沃森和其他几个朋友把债务都承担下来，万·米尔德特为此写了封十分感人的信：“这种感觉很痛苦，有时我觉得自己都无法承受了。因为有了这些高贵的朋友，我有了快乐。当初由于经济无法独立造成的伤痛很难平复。没有钱我又不得不靠朋友们的帮助。我现在是有薪水可拿的神职人员，这是好事，但又是件尴尬的事。每挣一分钱就有一分钱的心理负担。尽管那么多的朋友帮助我，我还是个贫穷的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个可怜、奋斗不止的教士最后成为议会最富有的高级教士，成了德拉姆大学最富有的高级教士。成千上万的私人慈善机构都得到了他的慷慨馈赠。万·米尔德特进一步验证了乔舒亚·沃森的理论：受助于人的人，有一天一定会施助于人。布鲁姆菲尔德主教也是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布鲁姆菲尔德主教在为乔舒亚·沃森的慈善机构——教士孤儿学校——捐赠的时候说，他对学校事业非常关心，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到这儿来上学。我们不用费力就能找到很多乐善好施、慈悲心肠的人们，像芒克主教，任何褒奖他的话都不为过。他死后留下了二十五万英镑，都是他的职务所得，无可否认他是名真正的基督商人。
布鲁姆菲尔德主教在沃森死的时候说：“我用崇敬描绘我对乔舒亚·沃森先生的感情。他是我了解的最佳基督商人。他拥有用上帝赋予基督徒的一切才能，竭尽所能提高上帝在教堂的尊严，这点在世界上弥足珍贵。”毫无疑问，正是这位商人自由、博大的社会关系，为基督徒增添了荣耀，使沃森多年以来成为宗教协会的顶梁柱。他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经常回顾以前做生意的日子。“他经常顺道，”一位亲戚说，“在他去伦敦的路上拜访我们。那天他还领我们看了他在民星街的房子。现在那所房子已经是商店了，他过去用过的帐篷和桌椅现在都没变。我们过去和他一起做生意还能得红利。那天国王学院主教给医学院的学生发奖学金我们陪他去观礼，伦敦和理茨菲德各教堂主教、R。 H。英格利斯爵士和格拉德斯通先生都在场。我叔叔坐在格拉德斯通先生旁边，和他聊了很多。”他在帕克街的家中总有很多盛大的聚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到会的神职人员了，相信读者们能理解。“除了他的朋友帕克和理查森，有正式职业的与会人员有大法官亭达尔，令人尊敬的法官伯顿，法官帕特森、科尔里奇和威廉·佩奇·伍德爵士，还有医学院的赫伯顿夫妇，巴恩斯比·库珀，托马斯·沃森博士，还有位基督慈善家——医术高超的内科大夫托马斯·托德。聚会的大门也为科学界的著名人士敞开，像威维尔博士、塞奇威克教授、地理学家查尔斯·莱尔。当华兹华斯和骚塞到伦敦的时候，他们也常去那儿聚会。到会的还有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弗朗西斯·常垂爵士、洛、科普利·菲尔丁和乔治·罗布森。”他为人善良、富有人格魅力使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朋友，而这些人本有可能因为身份和财富无缘聚在一起。乔舒亚·沃森高寿而终，后来基本上是退休状态。他的宗教思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个孩子，直至升入天国。“在他升入天国之前，可以这么说，他让上帝很欣喜。”
12月5号在雷堂斯顿又一位杰出的基督商人去世了，我们从后来出版的《记忆》选了几篇有趣的文章纪念他。威廉·科顿在伦敦享有最高声誉。他做生意头脑机敏，比做生意的本事更大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基督徒般的宽宏大量的心。他出生于十口之家，家庭环境使他不能从事圣职，进了胡达特公司做生意，后来还成了公司的主要合作人。他工作勤勉，对工程学有种天分，还是詹姆斯·瓦特的朋友。他还认识汽船之父。他参观了我们的大工业化城市，看看机器织布机是怎样织出厚实的海军用帆布的。他废除了伦敦东部令人讨厌的薪水发放体制，从此机械师不必只能在星期六的晚上才能根据收税官的订单拿钱了，每星期四就能拿到周薪。我们了解到：
1821年哈曼先生首次当选为英格兰银行行长。这个位置他一干就是四十五年，去年3月因为健康状况不能再参加竞选才退休。凭借聪明才智、对金融原理的真正了解、敏锐的洞察力和同事及下属的鼎力支持，他在英格兰银行锐意改革。1843到1845年是他最劳碌的两年，那时他还出任地方长官。就在那时，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制定了现行的银行宪章。罗伯特·皮尔爵士认为威廉·科顿是位头脑清晰、诚实的顾问。他有主见，从不为任何个人谋利，从不计较个人付出多寡。为了能让银行宪章顺利通过，威廉·科顿经常出席平民院的议会，这样罗伯特·皮尔爵士有任何疑难都可以随时向他咨询。罗伯特·皮尔爵士还会常常在半夜派到华伍德他的住所向他咨询。罗伯特·皮尔爵士非常喜欢威廉的个性，认为他个性深沉忠诚，因此最后由他来代表银行同议会进行谈判。不过他的突然离世让罗伯特·皮尔爵士万分难过。他的银行同事们连续三届选他当地方长官，希望他能凭借他的好运气有始有终把银行宪章工作做好，这种荣耀空前绝后。在任期间他爱好机械的天分得以充分发挥。当时极有必要重新测量全国的金币，有些金币因为使用过久已经变轻了，他认为用自动机械秤会更精确，他亲自设计制造，广泛推行使用自动秤，不但速度极快而且精确度也高，性能稳定实用。直到现在，银行、造币厂和地方财政部门还在用，而且样子没变，还是当初威廉设计的那样。自动机械秤在1851年的英国博览会上展出，获得了广泛关注。我们现在仍有充分理由声称它匠心独具、完美无缺。自动机械秤能给金币称重并根据轻重分送到不同的重量单位，好像会思考一样。人们理所应当把这部机器命名为“地方官”。
科顿的光辉成就还远不止这些。他到伦敦医院积极投身于具有实际意义的基督工作中去。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盖斯医院和国王医院都得到过他的热情帮助。宗教和学校也是如此。他和乔舒亚·沃森还是很多大宗教协会，如福音传播协会、基督知识传播协会和国家宗教协会的最大资助人。作为国家大面积土地的拥有者，他还是地方官和地方议会主席。他第一次踏入商界就立志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虔诚的公益事业，他信守了诺言，上帝也保佑了他。他赚了很多钱，自称拥有很多钱。“他并不为他一辈子的成就感到欣喜若狂，而是遗憾他没有做得更多。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善举和无尽的乐善好施，只虔诚地信仰上帝。他活到八十岁，和他父亲一样高寿。
这些基督教商人都有几点共同之处。首先，每个人工作都非常勤奋，都取得了成功。其次，每个人在积累了一笔财富后都非常聪明地适时退休了。他们有知识，懂得享受，懂得在被上帝召回天国之前要好好休息一下。再有，他们感化了社会，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准。他们尊崇上帝因为上帝赐福给他们。最后，每个人都将精力和财富赐给了其他人并奉献给了上帝。他们每个人都天资卓绝——积极热情、聪明敏锐，能窥一斑以知全豹，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们能够完整地看待永生，而不是单独地看待短暂的今生今世。他们不会为一时的利益得失所左右，时刻注意为子女和朋友做出榜样。洁身自好，爱惜名誉，最后任由上帝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判。他们明白人生得失，人获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是多么可悲啊！获得了财富，他们才懂得智慧比红宝石更加可贵。他们热切地寻找真善美，并终于找到这颗无价之宝。和这颗最珍贵、最恒久的珠宝相比，世上一切财富都如同渣滓。
多慈善工作。即便在他弥留之际，病痛已经无药可医，他仍然是那么开朗。人们记下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是“基督”。
乔纳斯·汉韦死的时候，乔舒亚·沃森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他刚从专门为商人子女设立的学校毕业。在学校里他学了记账、兑换钱币和外语，并到他父亲的账房实习过。他父亲是坎翠湖政治家的儿子，在塔山贩过酒，后来又在民星街十六号干过。乔舒亚刚开始是他父亲的得力帮手，后来成了他的生意伙伴。当父亲退休后，别人找他在马克街的同类店里当合伙人。他通过和政府合作挣了一笔钱，退休了。很遗憾他的传记虽然写得非常精彩，但作者没能给出足够的细节描绘他的从商生涯。传记的每一页都是精彩华章。沃森先生是个严格的教士，坦白地说，他勤俭克己并有点儿宗派倾向。他和最高宗教官员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他都有点像艾萨克·沃尔顿，两个人都同样热爱英国国教，和主教们关系密切，做生意诚实，为人简单善良。1825年经济大萧条爆发，乔舒亚·沃森受到了严厉的冲击，后来再也没有缓过劲儿来。沃森自己没觉得怎么样，可人们知道他遭受经济损失就会间接伤害到他大量捐赠的慈善事业。坎特伯雷大主教召见他时，声音颤抖、泪光盈盈，看看是否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有一次对巴伦·帕克先生说，“我爱我的儿子也不过如此。”伦敦主教布鲁姆菲尔德给乔舒亚写信，说他银行里的钱乔舒亚可以随便用，可以无限透支。乔舒亚·沃森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好意。我们也许会嫉妒基督商人为何能受到这般礼遇。毫无疑问，是乔舒亚·沃森热情地帮助主教、赞助宗教事业换来的善待。有一次他给杜汉姆主教写信：“教会愿意公平分配我捐赠的钱，但是不知道这么一大笔收入该怎么花。我们向上帝保证，我们没有违反基督徒的精神，一五一十地将财产分配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所有的人。”他说的是实话，“我们仍然支持那些宣称教会收入应平均分配的人。”我们承认还有很多例外，怀疑捐赠分配的真实情况和沃森说的仍然有出入。在万·米尔德特（德拉姆兼任主教的大公）案子里，沃森说的话很权威、很中肯。我们不得不说说万·米尔德特的事。沃森很早就认识他，当沃森到德拉姆的时候，万·米尔德特就和他住在民星街，后来两个朋友又一起住在西敏寺的大乔治街。万·米尔德特是个穷困、热情的学生，他之所以过得不好，财政上有很大困难，是因为他不得不重修祖上留下的别墅。乔舒亚·沃森和其他几个朋友把债务都承担下来，万·米尔德特为此写了封十分感人的信：“这种感觉很痛苦，有时我觉得自己都无法承受了。因为有了这些高贵的朋友，我有了快乐。当初由于经济无法独立造成的伤痛很难平复。没有钱我又不得不靠朋友们的帮助。我现在是有薪水可拿的神职人员，这是好事，但又是件尴尬的事。每挣一分钱就有一分钱的心理负担。尽管那么多的朋友帮助我，我还是个贫穷的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个可怜、奋斗不止的教士最后成为议会最富有的高级教士，成了德拉姆大学最富有的高级教士。成千上万的私人慈善机构都得到了他的慷慨馈赠。万·米尔德特进一步验证了乔舒亚·沃森的理论：受助于人的人，有一天一定会施助于人。布鲁姆菲尔德主教也是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布鲁姆菲尔德主教在为乔舒亚·沃森的慈善机构——教士孤儿学校——捐赠的时候说，他对学校事业非常关心，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到这儿来上学。我们不用费力就能找到很多乐善好施、慈悲心肠的人们，像芒克主教，任何褒奖他的话都不为过。他死后留下了二十五万英镑，都是他的职务所得，无可否认他是名真正的基督商人。
布鲁姆菲尔德主教在沃森死的时候说：“我用崇敬描绘我对乔舒亚·沃森先生的感情。他是我了解的最佳基督商人。他拥有用上帝赋予基督徒的一切才能，竭尽所能提高上帝在教堂的尊严，这点在世界上弥足珍贵。”毫无疑问，正是这位商人自由、博大的社会关系，为基督徒增添了荣耀，使沃森多年以来成为宗教协会的顶梁柱。他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经常回顾以前做生意的日子。“他经常顺道，”一位亲戚说，“在他去伦敦的路上拜访我们。那天他还领我们看了他在民星街的房子。现在那所房子已经是商店了，他过去用过的帐篷和桌椅现在都没变。我们过去和他一起做生意还能得红利。那天国王学院主教给医学院的学生发奖学金我们陪他去观礼，伦敦和理茨菲德各教堂主教、R。 H。英格利斯爵士和格拉德斯通先生都在场。我叔叔坐在格拉德斯通先生旁边，和他聊了很多。”他在帕克街的家中总有很多盛大的聚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到会的神职人员了，相信读者们能理解。“除了他的朋友帕克和理查森，有正式职业的与会人员有大法官亭达尔，令人尊敬的法官伯顿，法官帕特森、科尔里奇和威廉·佩奇·伍德爵士，还有医学院的赫伯顿夫妇，巴恩斯比·库珀，托马斯·沃森博士，还有位基督慈善家——医术高超的内科大夫托马斯·托德。聚会的大门也为科学界的著名人士敞开，像威维尔博士、塞奇威克教授、地理学家查尔斯·莱尔。当华兹华斯和骚塞到伦敦的时候，他们也常去那儿聚会。到会的还有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弗朗西斯·常垂爵士、洛、科普利·菲尔丁和乔治·罗布森。”他为人善良、富有人格魅力使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朋友，而这些人本有可能因为身份和财富无缘聚在一起。乔舒亚·沃森高寿而终，后来基本上是退休状态。他的宗教思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个孩子，直至升入天国。“在他升入天国之前，可以这么说，他让上帝很欣喜。”
12月5号在雷堂斯顿又一位杰出的基督商人去世了，我们从后来出版的《记忆》选了几篇有趣的文章纪念他。威廉·科顿在伦敦享有最高声誉。他做生意头脑机敏，比做生意的本事更大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基督徒般的宽宏大量的心。他出生于十口之家，家庭环境使他不能从事圣职，进了胡达特公司做生意，后来还成了公司的主要合作人。他工作勤勉，对工程学有种天分，还是詹姆斯·瓦特的朋友。他还认识汽船之父。他参观了我们的大工业化城市，看看机器织布机是怎样织出厚实的海军用帆布的。他废除了伦敦东部令人讨厌的薪水发放体制，从此机械师不必只能在星期六的晚上才能根据收税官的订单拿钱了，每星期四就能拿到周薪。我们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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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顿的光辉成就还远不止这些。他到伦敦医院积极投身于具有实际意义的基督工作中去。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盖斯医院和国王医院都得到过他的热情帮助。宗教和学校也是如此。他和乔舒亚·沃森还是很多大宗教协会，如福音传播协会、基督知识传播协会和国家宗教协会的最大资助人。作为国家大面积土地的拥有者，他还是地方官和地方议会主席。他第一次踏入商界就立志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虔诚的公益事业，他信守了诺言，上帝也保佑了他。他赚了很多钱，自称拥有很多钱。“他并不为他一辈子的成就感到欣喜若狂，而是遗憾他没有做得更多。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善举和无尽的乐善好施，只虔诚地信仰上帝。他活到八十岁，和他父亲一样高寿。
这些基督教商人都有几点共同之处。首先，每个人工作都非常勤奋，都取得了成功。其次，每个人在积累了一笔财富后都非常聪明地适时退休了。他们有知识，懂得享受，懂得在被上帝召回天国之前要好好休息一下。再有，他们感化了社会，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准。他们尊崇上帝因为上帝赐福给他们。最后，每个人都将精力和财富赐给了其他人并奉献给了上帝。他们每个人都天资卓绝——积极热情、聪明敏锐，能窥一斑以知全豹，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们能够完整地看待永生，而不是单独地看待短暂的今生今世。他们不会为一时的利益得失所左右，时刻注意为子女和朋友做出榜样。洁身自好，爱惜名誉，最后任由上帝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判。他们明白人生得失，人获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是多么可悲啊！获得了财富，他们才懂得智慧比红宝石更加可贵。他们热切地寻找真善美，并终于找到这颗无价之宝。和这颗最珍贵、最恒久的珠宝相比，世上一切财富都如同渣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