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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什么事情找他，尽快结束他们的谈话。“不，现在不行，”鲁萨诺夫会温和地说，但语气又很严肃。他不说他有别的事情或要去开会，不，他决不明确说明原因，以便让对方宽心（妙就妙在这里），他会把“现在不行”这句话说得如此意味深长，让它能包含许多重要意思，而且不是所有的含义都是吉兆“谈什么问题呢？”对方会这样问，也许他是斗了斗胆子，至少说是没有经验。“明天您就会知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用悦耳的声调绕过这个不知趣的问题，避而不答。可是，到明天10点钟以前还有多少时间啊！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那个工作人员还得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跟家里的人交谈，说不定还要去看电影或到学校开家长会，然后是睡觉（有的能睡着，而有的睡不着），再往后便是第二天早晨，这时，早饭吃不下，因为这个问题老是有如针扎、鼠啃似地刺激着他：“他找我去谈什么事呢？”在这好多个小时之内，那个工作人员会在好多事情上感到后悔，会在好多事情上开始担心，暗自发誓再也不在会上跟领导过不去。而等到他按时去到那里，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只不过是要核对一下出生的年月或文凭号码。
如同木琴的键板，不同的奏法可以按木键的音阶使声音逐渐升高，直到发出最尖、最刺耳的声音：“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这是全企业的经理，当地的‘当家人’），请您在几号以前把这份表格填一下。”这时便会有一份表格递给那位工作人员，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格，而是存放在鲁萨诺夫柜子里的一切表格中最详细。最令人不快的一种，例如，接触秘密文件之前所要填写的那种。也许，根本不需要这位工作人员去接触机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大家对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都怕得要死，谁还会去问？那位工作人员接过表格，还得故意打起精神来，其实，如果他对档案中心隐瞒了什么，心里早就七上八下了。因为在这份表格上什么也没法隐瞒。这是首屈一指的表格。这是一切表格中再好不过的表格。
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表格，鲁萨诺夫才得以迫使好几个女人同她们的根据第58条被监禁的丈夫离婚。这些女人无论怎样消灭痕迹，如不用自己的名义寄邮包，不从本市寄出，或者根本没有寄过，都逃不出这表格上那极其森严的“问题围栅”要继续撒谎是不可能的。这围栅是只有一条出口：依照法律手续彻底脱离夫妻关系。凡属这种情况，手续从简：法院勿须征求囚犯的同意便可判决离婚，甚至判决之后也勿须通知他们。对鲁萨诺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使她们的离婚成为事实，这样就可以避免罪犯那肮脏的手把尚可挽救的妇女从全体公民的康庄大道上拖走。至于这些表格本身，可说派不上任何用场。即使送给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看，也无非是当作笑料。
在总的生活过程中，鲁萨诺夫所处的半阴半阳、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也使他得到了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厂报、工会基层委员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只不过对不明底细的人来说是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三个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交谈或通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里，流动在鲁萨诺夫及其同事们公文包的深处，它会久久地悄悄跟踪某人，而且仅仅在倏忽间显现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牺牲品喷吐火焰——随后便又躲起来，不知去向了。于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厂报、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当中缺少了一个——被解职、被除名、被清洗了。
鲁萨诺夫办公的地方也布置得与他的工作性质相称。这永远是个单独的房间，房门上最初包着皮革、镶有亮晶晶的包钉，后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还在门口增设了一个起防护作用的门斗，像只黑洞洞的箱子。这个门斗似乎是一种普通的发明，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深度不超过一米，来者只不过在关上第一道门和尚未推开第二道门的时候多耽搁一两秒钟的工夫。但在决定性谈话之前的这一两秒钟，来者仿佛遭到一次短暂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气又不流通，他会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见的那个人面前实在是渺小得可怜。如果说，他本来还有点胆量和自信，那么在这儿，在这只箱子里，胆量和自信也会不辞而别。
自然，几个人同时拥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办公室是不可能的，被召见或在电话里获准前去的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去。
办公地点的这种设施以及放人进去的这种规定，对于周密思考和有条不紊地履行鲁萨诺夫这个部门的职责是极其有利的。要是没有那个起保险作用的门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会感到不舒服的。
不消说，现实中一切现象都有辩证的相互联系，根据这一点来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工作上的处事方式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不仅对火车上的普通车厢，就是对那对号的卧铺车厢也愈来愈不能忍受了，因为那里总是有人挤来挤去，有的穿着羊皮祆，有的带着提桶，有的背着麻袋。后来，鲁萨诺夫夫妇改坐包间软席车厢。不消说，鲁萨诺夫任旅馆也总是事先订好了单间，免得跟别的旅客住在一起。当然，要去休养的话，鲁萨诺夫夫妇也不是随便什么疗养院都肯去的，而是一定要去服务周到、环境和条件称心如意的地方，那里的浴场和供漫步的林荫小路得跟普通老百姓隔开。自从医生嘱咐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要多走路以后，除了在这类疗养院里同身份相等的人相处，她简直感到没有地方可以走路。
鲁萨诺夫夫妇热爱人民，热爱自己国家伟大的人民，并为这伟大的人民服务，甚至准备为人民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那些居民。无法忍受那些执拗而任性、老是阳奉阴违、还经常提出什么要求的居民。
鲁萨诺夫夫妇对有轨和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特别反感，因为那里总是你推我读，特别是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拼命挤着上车的时候，会把机油或石灰蹭在你的外套上，而主要的是，那里所形成的不拘礼节的作风令人讨厌：拍拍肩膀请你递钱买票或传递找回的零钱，你就是为他们效劳，传来传去没完没了。徒步在城里走路又太远，而且很没有气派，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因此，遇到公家的小卧车已出车在外或在修理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连续几个小时不回家吃饭，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给他派车。能有什么办法呢？跟行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不愉快的事，他们之中有的举止粗鲁、穿戴寒酸，有时还喝得醉醺醺的。衣冠不整的人通常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很少有责任感，想必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否则就会穿得整洁些。当然，万一发生冲突，民警和法律是会保护鲁萨诺夫的，但这种保护必然会来迟一步，只能在事后惩罚坏蛋。
如此看来，对世上什么都不感到害怕的鲁萨诺夫，开始害怕那些放荡不羁、喝得半醉的人了，而说得确切些是，害怕正面挨上一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罗季切夫归来的消息，起初使他那么惊慌。他倒并不是害怕罗季切夫或古宗按法律程序对他起诉，因为按法律程序他们是奈何不得鲁萨诺夫的。然而，如果他们依然保持着健壮的身体，并且想摸他呢？
不过，要是清醒地分析一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情不自禁产生的恐惧是完全不必要的。也许，罗季切夫早已不存在了，上帝保佑，但愿他回不来了。这些关于什么人已经返回的传闻，很可能是无稽之谈，因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还没感觉到有预示新的生活局面的迹象。
再说，就算罗季切夫真的回来了，那也是回到k市，而不是到这里。他现在还顾不上找鲁萨诺夫，而是需要自己处处留神，免得重新被撵出k市。
即使他已开始寻找鲁萨诺夫，那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通这里来的线索。到这里来，火车要跑3天3夜，穿过8个州。就算他坐火车来到了本市，他也总是先找到鲁萨诺夫家里去，而不是到医院里来。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在医院里恰恰最安全。
安全！真可笑带着这个肿瘤，竟然觉得安全
是啊，既然会出现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代，那还不如死了。如果成天担心那些人一个个回来，还不如死了为好。把他们放回来——这是多么荒唐！何必呢？他们在那里已经习惯了，他们在那里已经变老实了，何必把他们放回这里，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呢？
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总算是度过了思想上的痛苦，打算重新入睡了。应当想办法睡着。
但他需要上趟厕所——这是在医院里最令人不快的一件事。
他小心翼翼地翻身，小心翼翼地动弹（肿瘤像一个铁拳压在他脖子上），从翻开的被窝里爬起身来，穿上睡衣和拖鞋，戴上眼镜，轻轻地蹲着地面走出去。
严肃而黝黑的玛丽亚坐在桌旁值班，听到抄沙声便警觉地回过头来。
楼梯尽头一张床上有个新病号——手臂和腿都很长的一个希腊人——在那里不停地折腾和哼哼。他只能坐着，不能躺下，仿佛被窝里容纳不下他似的，他那一双惊恐的失眠的眼睛目送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在中间的楼梯平台上，一个面孔蜡黄、头发倒还梳得整齐的小个子，靠在垫高了的枕头上吸防雨布料的氧气袋。他的床头柜上放着柑子、饼干、果汁糕，还有一瓶酸奶，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了，因为连普通的不用花钱的干净空气都不能按需要进入他的肺脏。
楼下走廊里还有几张躺着病人的床。有些病人睡着了。一个东方人模样的老妇人痛苦地仰面躺着，浓密的长发蓬乱地披散在枕头上。
随后，鲁萨诺夫走过一间斗室的门口，那里，凡是要灌肠的病人，不管他是谁，一律放在同一张不怎么干净的较短的小沙发上处理。
终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走进了厕所。在这个没有隔板、甚至连马桶也没有的厕所里，他尤其感到自己没有遮蔽和尊严扫地。一天当中，女护理员把这里打扫好多次，但总也来不及收拾干净，还会出现呕吐、血污和大小便的痕迹。要知道，使用这个厕所的有对卫生设备尚不习惯的野蛮人，有已经到了不中用边缘的病号。应该去找一下院长，争取允许他使用医生的厕所。
不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对实现这一具体的设想并未下定决心。
他又从灌肠室门口走过，又从头发蓬乱的哈萨克老姐床旁走过，又从睡在走廊里的病人身旁走过。
他又从那个吸氧气袋的垂危病人旁边经过。
而到了楼上，那个希腊人以其可怕的嘶哑的耳语声问：
“喂，老兄！这里——所有的病人都能治好吗？是不是也有死在这里的？”
鲁萨诺夫十分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在这一动作的同时，他尖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已不能独自转动，非得像叶夫列姆那样跟整个身子一起转动才行。粘在脖子上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向上顶着他的下颌，向上压迫着他的锁骨。
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他还会考虑什么？！他还会怕谁还会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他的命运就在这里——在下颌与锁骨之间决定了。
他将在这里受到审判。
在这种审判面前，过去的靠山和功绩，都为他辩护不了
，为了什么事情找他，尽快结束他们的谈话。“不，现在不行，”鲁萨诺夫会温和地说，但语气又很严肃。他不说他有别的事情或要去开会，不，他决不明确说明原因，以便让对方宽心（妙就妙在这里），他会把“现在不行”这句话说得如此意味深长，让它能包含许多重要意思，而且不是所有的含义都是吉兆“谈什么问题呢？”对方会这样问，也许他是斗了斗胆子，至少说是没有经验。“明天您就会知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用悦耳的声调绕过这个不知趣的问题，避而不答。可是，到明天10点钟以前还有多少时间啊！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那个工作人员还得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跟家里的人交谈，说不定还要去看电影或到学校开家长会，然后是睡觉（有的能睡着，而有的睡不着），再往后便是第二天早晨，这时，早饭吃不下，因为这个问题老是有如针扎、鼠啃似地刺激着他：“他找我去谈什么事呢？”在这好多个小时之内，那个工作人员会在好多事情上感到后悔，会在好多事情上开始担心，暗自发誓再也不在会上跟领导过不去。而等到他按时去到那里，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只不过是要核对一下出生的年月或文凭号码。
如同木琴的键板，不同的奏法可以按木键的音阶使声音逐渐升高，直到发出最尖、最刺耳的声音：“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这是全企业的经理，当地的‘当家人’），请您在几号以前把这份表格填一下。”这时便会有一份表格递给那位工作人员，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格，而是存放在鲁萨诺夫柜子里的一切表格中最详细。最令人不快的一种，例如，接触秘密文件之前所要填写的那种。也许，根本不需要这位工作人员去接触机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大家对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都怕得要死，谁还会去问？那位工作人员接过表格，还得故意打起精神来，其实，如果他对档案中心隐瞒了什么，心里早就七上八下了。因为在这份表格上什么也没法隐瞒。这是首屈一指的表格。这是一切表格中再好不过的表格。
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表格，鲁萨诺夫才得以迫使好几个女人同她们的根据第58条被监禁的丈夫离婚。这些女人无论怎样消灭痕迹，如不用自己的名义寄邮包，不从本市寄出，或者根本没有寄过，都逃不出这表格上那极其森严的“问题围栅”要继续撒谎是不可能的。这围栅是只有一条出口：依照法律手续彻底脱离夫妻关系。凡属这种情况，手续从简：法院勿须征求囚犯的同意便可判决离婚，甚至判决之后也勿须通知他们。对鲁萨诺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使她们的离婚成为事实，这样就可以避免罪犯那肮脏的手把尚可挽救的妇女从全体公民的康庄大道上拖走。至于这些表格本身，可说派不上任何用场。即使送给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看，也无非是当作笑料。
在总的生活过程中，鲁萨诺夫所处的半阴半阳、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也使他得到了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厂报、工会基层委员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只不过对不明底细的人来说是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三个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交谈或通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里，流动在鲁萨诺夫及其同事们公文包的深处，它会久久地悄悄跟踪某人，而且仅仅在倏忽间显现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牺牲品喷吐火焰——随后便又躲起来，不知去向了。于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厂报、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当中缺少了一个——被解职、被除名、被清洗了。
鲁萨诺夫办公的地方也布置得与他的工作性质相称。这永远是个单独的房间，房门上最初包着皮革、镶有亮晶晶的包钉，后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还在门口增设了一个起防护作用的门斗，像只黑洞洞的箱子。这个门斗似乎是一种普通的发明，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深度不超过一米，来者只不过在关上第一道门和尚未推开第二道门的时候多耽搁一两秒钟的工夫。但在决定性谈话之前的这一两秒钟，来者仿佛遭到一次短暂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气又不流通，他会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见的那个人面前实在是渺小得可怜。如果说，他本来还有点胆量和自信，那么在这儿，在这只箱子里，胆量和自信也会不辞而别。
自然，几个人同时拥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办公室是不可能的，被召见或在电话里获准前去的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去。
办公地点的这种设施以及放人进去的这种规定，对于周密思考和有条不紊地履行鲁萨诺夫这个部门的职责是极其有利的。要是没有那个起保险作用的门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会感到不舒服的。
不消说，现实中一切现象都有辩证的相互联系，根据这一点来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工作上的处事方式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不仅对火车上的普通车厢，就是对那对号的卧铺车厢也愈来愈不能忍受了，因为那里总是有人挤来挤去，有的穿着羊皮祆，有的带着提桶，有的背着麻袋。后来，鲁萨诺夫夫妇改坐包间软席车厢。不消说，鲁萨诺夫任旅馆也总是事先订好了单间，免得跟别的旅客住在一起。当然，要去休养的话，鲁萨诺夫夫妇也不是随便什么疗养院都肯去的，而是一定要去服务周到、环境和条件称心如意的地方，那里的浴场和供漫步的林荫小路得跟普通老百姓隔开。自从医生嘱咐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要多走路以后，除了在这类疗养院里同身份相等的人相处，她简直感到没有地方可以走路。
鲁萨诺夫夫妇热爱人民，热爱自己国家伟大的人民，并为这伟大的人民服务，甚至准备为人民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那些居民。无法忍受那些执拗而任性、老是阳奉阴违、还经常提出什么要求的居民。
鲁萨诺夫夫妇对有轨和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特别反感，因为那里总是你推我读，特别是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拼命挤着上车的时候，会把机油或石灰蹭在你的外套上，而主要的是，那里所形成的不拘礼节的作风令人讨厌：拍拍肩膀请你递钱买票或传递找回的零钱，你就是为他们效劳，传来传去没完没了。徒步在城里走路又太远，而且很没有气派，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因此，遇到公家的小卧车已出车在外或在修理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连续几个小时不回家吃饭，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给他派车。能有什么办法呢？跟行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不愉快的事，他们之中有的举止粗鲁、穿戴寒酸，有时还喝得醉醺醺的。衣冠不整的人通常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很少有责任感，想必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否则就会穿得整洁些。当然，万一发生冲突，民警和法律是会保护鲁萨诺夫的，但这种保护必然会来迟一步，只能在事后惩罚坏蛋。
如此看来，对世上什么都不感到害怕的鲁萨诺夫，开始害怕那些放荡不羁、喝得半醉的人了，而说得确切些是，害怕正面挨上一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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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是清醒地分析一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情不自禁产生的恐惧是完全不必要的。也许，罗季切夫早已不存在了，上帝保佑，但愿他回不来了。这些关于什么人已经返回的传闻，很可能是无稽之谈，因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还没感觉到有预示新的生活局面的迹象。
再说，就算罗季切夫真的回来了，那也是回到k市，而不是到这里。他现在还顾不上找鲁萨诺夫，而是需要自己处处留神，免得重新被撵出k市。
即使他已开始寻找鲁萨诺夫，那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通这里来的线索。到这里来，火车要跑3天3夜，穿过8个州。就算他坐火车来到了本市，他也总是先找到鲁萨诺夫家里去，而不是到医院里来。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在医院里恰恰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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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总算是度过了思想上的痛苦，打算重新入睡了。应当想办法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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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鲁萨诺夫走过一间斗室的门口，那里，凡是要灌肠的病人，不管他是谁，一律放在同一张不怎么干净的较短的小沙发上处理。
终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走进了厕所。在这个没有隔板、甚至连马桶也没有的厕所里，他尤其感到自己没有遮蔽和尊严扫地。一天当中，女护理员把这里打扫好多次，但总也来不及收拾干净，还会出现呕吐、血污和大小便的痕迹。要知道，使用这个厕所的有对卫生设备尚不习惯的野蛮人，有已经到了不中用边缘的病号。应该去找一下院长，争取允许他使用医生的厕所。
不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对实现这一具体的设想并未下定决心。
他又从灌肠室门口走过，又从头发蓬乱的哈萨克老姐床旁走过，又从睡在走廊里的病人身旁走过。
他又从那个吸氧气袋的垂危病人旁边经过。
而到了楼上，那个希腊人以其可怕的嘶哑的耳语声问：
“喂，老兄！这里——所有的病人都能治好吗？是不是也有死在这里的？”
鲁萨诺夫十分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在这一动作的同时，他尖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已不能独自转动，非得像叶夫列姆那样跟整个身子一起转动才行。粘在脖子上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向上顶着他的下颌，向上压迫着他的锁骨。
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他还会考虑什么？！他还会怕谁还会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他的命运就在这里——在下颌与锁骨之间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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