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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酒”之义。仰观天象，斗宿范围内有建星，建星的形状象簋，建星附近又有弁星，弁星的形状象缶，这样又解释了爻辞的“簋”、“缶”之义。在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氛围中，郑玄通过爻辰体例引入天象以解释爻辞，带有神圣和神秘的色彩，很容易得到时人承认。 从郑玄“多参天象”的解释当中不难看出，其易学精神，是以易卦为天象历法的一面镜子，易卦通过折射天象运行和上苍的意志而获得自己的神圣性。易卦的根据在天上，不在它自身。这样的易学可称为外在性的易学。 再来看王弼对坎卦六四爻的解释，王弼注云：“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余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外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注文从始至终全以人事为言，而其内在的思维逻辑则须剖解为三步，即先以人事为例说明卦爻的品格和处境，再以卦爻的品格处境解释卦爻之辞，最后返回人事，根据卦爻辞提出处理人事关系的方案。文中把六四爻想像成一个处于错综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用“承”、“犯”、“应”、“比”、“险”、“正”等词讲该爻的处境“柔”、“刚”、“信”等词讲该爻之品德“处”、“履”、“居”、“得”等词讲该爻之行动，认为“圣人”当初作易，根据该爻的品德和处境制作了爻辞，后人读易，则应当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审视自己的品德，以符应爻辞。应特别注意的是，王弼完全从坎卦结构和六四爻自身特点出发解释爻辞，没有到坎卦之外寻找任何根据，这是他和郑玄的重要区别。换言之，王弼“全释人事”的实质，是认为易卦的根据在其自身，不在天上，这样的易学即可称为具有内在性的易学。 从郑玄到王弼，反映着儒学特质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关于这一点，王葆玹先生说：“严格说来，儒学之有内在性，不过是始于曹魏正始时期。在正始玄学家王弼等人著书以前，儒学的性格似主要是外在的。”即是说，王弼的条例义理化的、形上本体化的、具有内在性的易学，实际上创立了易学中的性理派。在王弼身后，程颐完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三种特质，而朱熹则对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有浓厚兴致，作了纵深一路的挖掘。俯瞰三家易学，在儒道之辨、象数义理之辨的表层湍流之下，静静地徜徉着王、程、朱易学一以贯之的深沉的性理传统，在这性理传统之下“整个程朱理学都可说是王弼易学影响下的产物” 王弼去世后，伴随玄学文化的兴盛，其易学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南北朝之际，北方流行郑玄易，南方流行王弼易，到隋代，王弼易逐渐取得独尊地位。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尊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国子祭酒孔颖达（574648）受诏撰五经正义，于诸家易说中独尊王弼周易注，确立了王弼易学的独尊地位。他在周易正义序中写道：“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凡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殊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当时，江南为王弼周易注作义疏者十有余家，孔颖达认为它们“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于是“去其华而取其实”归本于王弼原注，为之从新撰写义疏，成周易正义。孔颖达对易学史的一些宏观问题，例如“易之意义”、“重卦之人”、“三易时代”、“上下经分篇依据”等方面有不少发明，而在具体经义的疏解和诠释方面，则确定“疏不驳注”的原则，不欲辩驳王弼注文。这意味着周易正义乃是王弼周易注的发展和完备。 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于天下官学，独尊数百年之久。北宋建国，官学科举沿用唐代旧制，没有大的变化。太宗端拱年间（988989），以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刊行，校勘精审，至真宗咸平二年（999），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始竣其功。到咸平四年（1001），又先后校定或增修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周礼、孝经、论语、尔雅注疏，镂板颁于国学，从此国家不但有官学，而且有了官书。仁宗庆历（10421048）以后，宋学兴起，学者解经竞标新义，然未见官书有何改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制度，颁尚书、毛诗、周礼之三经新义于学官，官书始有变改。这变改是否波及易书方面呢？我们来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王介甫易义二十卷，龚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从“不专以取士”、“偕行于场屋”等语，可知王安石、龚原、耿南仲三人的易注虽流行一时，却始终没有取代周易正义的官书地位。也就是说，两宋之交，官书仍以周易正义为主，王弼易仍统治着官方易学。朱熹是在这个时期出生，并在这个时期学习周易的。二、朱熹少年攻习王弼易 历代考述朱熹生平的著作，谈到朱熹少年时期，都重视他对儒学基本精神的天然契悟和厉志圣贤之学的心路历程，对其举业则以“于举子业初不经意”等语淡笔带过，例如黄榦的朱文公行状、脱脱等的宋史朱熹传、黄宋羲等的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王懋竑的朱子年谱都是如此。今人束景南先生著朱子大传和朱熹年谱长编，钩稽许多文献资料，让我们得以了解朱熹少年时期的生活状况，从这些情况看，朱熹青少年时期并非“于举子业初不经意”而是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该支后汉灵帝时由青州徙居丹阳。唐末，丹阳朱氏的后人朱古僚仕为婺源镇将，遂定居婺源，成为婺源朱氏的始祖。朱古僚资产殷富，但他的后人五世从事儒业，朱家逐渐由中等官僚沦落到小地主的境地，到第七世朱森即朱熹祖父时，家业已一蹶不振。朱森不事进取，一生潦倒不得志，晚年沉溺于佛典道书，而把家业复兴的希望寄托给后辈子弟，说：“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却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世之业。”朱熹父亲朱松曾描述自己家境说：“某少贱贫，进不能操十百之金贸易取赀，以长雄一乡；退不能求百亩之田于长山大谷之中，躬耕以为养。反顾其家，四壁萧然，沟壑之忧，近在朝夕，途穷势迫，计无所出，乃始挟书操笔，学为世俗所谓举子场屋之文者。”此言虽不免略带主观色彩，然举子业竟是朱松找到的摆贫困的唯一出路，当无疑问。朱松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其后十多年宦途不顺，多数时间待次在家，在闽中四处寄食寓居，生下朱熹。绍兴四年（1134），朱松丁母忧，期间“尽室饥寒”朱熹的两个哥哥相继夭亡，由此不难想见当时生活之艰辛。这一年朱熹就傅，朱松为作送五二郎读书诗，诗云：“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驀羁应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此时家境较之以往更加清贫，朱松能为朱熹设计的安身立命之途，更只能有“学为场屋之文”这一条了。诗中的“鼎荐”、“龙化”、“成家全赖汝”说的都是举业，显然，少年朱熹生活和学习的主题当是举子业。 从绍兴七年（1137）起，朱松一度在朝任职，家境稍有好转，但是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的病故，使这个家庭的前景顿时又变得黯然无光。朱松去世前把家事委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遗命朱熹：“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并致书三位崇安道学密友，请他们教育朱熹。刘氏家族是世代簪缨的大族著姓，在五夫里屏山下拥有巨大的刘氏庄园。刘氏有家塾，由刘子翚主持，刘勉之、胡宪都是刘氏家塾延聘执教的名士。刘子羽收容朱熹母子，在刘氏庄园前修葺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供他们居住。朱熹入刘氏家塾，受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君子，并执经问道于刘勉之的萧屯草堂、胡宪的籍溪山居。 崇安刘氏之家塾源远流长，世代左右地方教育。家塾除教授刘氏子弟，还广收乡邻俊秀。在刘子翚曾祖刘太素时，学生有百余人；至其祖父刘民先时，学生有数百人；刘子翚还于绍兴十四年（1144）进一步扩大了家塾的规模。后来，南宋淳祐二年（1242），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翚的教育功绩，敕命扩建为屏山书院。这样大规模的家塾，无疑是以教授举业为目的，且具经营性质的。朱松把朱熹托付给刘氏，其主要用意，当在于举业。朱熹入刘氏家塾，主要目的是攻习举业。刘氏家塾授学的地方在六经堂，朱熹在此恭听经学塾师传授经史，学做程文和诗赋，接受应试训练。 朱熹随母寄人篱下，虽受到多方照顾，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曾向远在湖州的三叔朱槔诉悲苦之情，又曾作寿母生朝诗，表达窘迫凄凉的心态，诗云：“秋风萧爽天气凉，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寿而康，红颜绿鬓双瞳方。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灶陉十日九不炀，岂办甘脆陈壶觞？低头包羞汗如浆。”自朱森以来朱家的败落，至此可谓达到了最低点。少年朱熹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而解决的途径却只有一个，即科举。不难想像，自称“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的朱熹，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能以十九岁的小小年纪胜出，必定在举业上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朱熹攻习举业，选择的入途是经义进士，攻治的主经是周易，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记曰： 朱熹绍兴十八年王佐榜进士出身。治易。 这意味着少年朱熹曾用多年时间潜心研习周易，最保守的估计，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的数年间，周易当是他学习的焦点。 为应对举子业，朱熹不会忽略“偕行于场屋”的王安石、龚原、耿南仲三家易说，而对始终作为官学官书的周易正义，自然会更加重视。实际上，朱熹于周易正义所下的苦功，已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这情况反映在朱熹集遗集卷二答汪次山书中。书云：“大凡治经之法，且先熟读正经，次则参考注疏。至于礼乐制度名数，注疏得之尤多，不知令郎曾如此下功夫否？若资质大段警悟，亦须著下三年工夫于此，自然精熟贯穿，何待他求？彼学成而名显者，岂必皆有异书乎？今人欲速，每事必求一捷径，不肯安心循序，下实工夫。为此所悟，一事不成者多矣。不可不自悟也。愚陋无所知，于此尝究心焉，颇见利病如此，敢以布闻，称塞厚意。”朱熹在中进士的隔年，即绍兴二十年（1150）的十二月，曾归徽州婺源扫墓，乡人歆羡他少年得志，多来问学。从婺源归崇安不久，乡人汪次山来信为自己的孩子求教治经之法，朱熹写此信作答复。信中强调了注疏的重要性，建议在注疏方面要多下苦功。引人兴味的是，朱熹顺便规定了攻治经传注疏的时限：“若资质大段警悟，亦须著下三年工夫于此。”而另一句话更值得玩味：“于此尝究心焉，颇见利病如此。”意思说自己曾在注疏方面下过三年以上的苦功。朱熹入刘氏家塾的时间是绍兴十三年或十四年，参加科举在绍兴十七年和十八年，则这三年以上的苦功，当是在刘氏家塾中作的。考虑到朱熹所治主经为周易，即可知道，他曾究心的“注疏”当指孔颖达周易正义。盖自北宋中期至南宋，义疏之体不复流行，终北宋一代，未见有人再写出有广泛影响的周易义疏。 朱熹在少年时代于周易正义下过数年苦功，说他深受王弼易学的影响，当不是过言。进一步，说他的易学接续了王弼和孔颖达之学脉，也不为无据。 宋代贡举有进士、明经、诸科。宋初，进士科承唐及五代之制，试诗、赋、论、策，贴试论语，应对春秋或礼记墨义，主要以诗赋取人。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罢诗赋、贴经、墨义，主要试经义和策论。应试者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第一场，初试本经；第二场，试兼经大义；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新法被废止，按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取士。学习内容，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经义进士并习两经。考试内容，诗赋进士：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宋室南迁以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开科，也以经义、诗赋两科取士，但与元祐法略有不同：一是习诗赋者不再兼试经义，二是不习诗赋者只治一经而不必兼治两经，三是由试四场改为试三场。其中，诗赋进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经义进士：第一场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是为建炎法。诗赋进士的课试内容相对灵活活，比较容易应对，因此学者竞习诗赋，经义进士不易攻习，经学于是寖微。 朱熹选择的是经义进士，所治本经为周易，依建炎法受试。三场考试内容当为：周易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论一首，策三道。绍兴十七年（1147）秋，朱熹参加建州乡试，此次考试，三道策论很得考官赞赏，考官蔡兹谓人曰：“吾取中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朱熹因此得中举人。绍兴十八年（1148）春，参加省试，周易一经所出题目是“刚中而应”朱熹回忆说：“戊辰年省试，出‘刚中而应’。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将彖辞暗地默数，只有五个。其人坚执，某又再诵再数，只与说：‘记不得，只记得五出，且随某所记行文。’已而出院检本，果五出耳。” 绍兴十八年（1148）四月，朱熹殿试中等，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赐同进士出身。时年十九，年少英俊。其攻习王弼易学，取得了理想中的结果。朱熹是易学专业出身，这件事对于研究朱熹理学，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樽酒”之义。仰观天象，斗宿范围内有建星，建星的形状象簋，建星附近又有弁星，弁星的形状象缶，这样又解释了爻辞的“簋”、“缶”之义。在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氛围中，郑玄通过爻辰体例引入天象以解释爻辞，带有神圣和神秘的色彩，很容易得到时人承认。 从郑玄“多参天象”的解释当中不难看出，其易学精神，是以易卦为天象历法的一面镜子，易卦通过折射天象运行和上苍的意志而获得自己的神圣性。易卦的根据在天上，不在它自身。这样的易学可称为外在性的易学。 再来看王弼对坎卦六四爻的解释，王弼注云：“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余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外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注文从始至终全以人事为言，而其内在的思维逻辑则须剖解为三步，即先以人事为例说明卦爻的品格和处境，再以卦爻的品格处境解释卦爻之辞，最后返回人事，根据卦爻辞提出处理人事关系的方案。文中把六四爻想像成一个处于错综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用“承”、“犯”、“应”、“比”、“险”、“正”等词讲该爻的处境“柔”、“刚”、“信”等词讲该爻之品德“处”、“履”、“居”、“得”等词讲该爻之行动，认为“圣人”当初作易，根据该爻的品德和处境制作了爻辞，后人读易，则应当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审视自己的品德，以符应爻辞。应特别注意的是，王弼完全从坎卦结构和六四爻自身特点出发解释爻辞，没有到坎卦之外寻找任何根据，这是他和郑玄的重要区别。换言之，王弼“全释人事”的实质，是认为易卦的根据在其自身，不在天上，这样的易学即可称为具有内在性的易学。 从郑玄到王弼，反映着儒学特质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关于这一点，王葆玹先生说：“严格说来，儒学之有内在性，不过是始于曹魏正始时期。在正始玄学家王弼等人著书以前，儒学的性格似主要是外在的。”即是说，王弼的条例义理化的、形上本体化的、具有内在性的易学，实际上创立了易学中的性理派。在王弼身后，程颐完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三种特质，而朱熹则对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有浓厚兴致，作了纵深一路的挖掘。俯瞰三家易学，在儒道之辨、象数义理之辨的表层湍流之下，静静地徜徉着王、程、朱易学一以贯之的深沉的性理传统，在这性理传统之下“整个程朱理学都可说是王弼易学影响下的产物” 王弼去世后，伴随玄学文化的兴盛，其易学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南北朝之际，北方流行郑玄易，南方流行王弼易，到隋代，王弼易逐渐取得独尊地位。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尊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国子祭酒孔颖达（574648）受诏撰五经正义，于诸家易说中独尊王弼周易注，确立了王弼易学的独尊地位。他在周易正义序中写道：“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凡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殊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当时，江南为王弼周易注作义疏者十有余家，孔颖达认为它们“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于是“去其华而取其实”归本于王弼原注，为之从新撰写义疏，成周易正义。孔颖达对易学史的一些宏观问题，例如“易之意义”、“重卦之人”、“三易时代”、“上下经分篇依据”等方面有不少发明，而在具体经义的疏解和诠释方面，则确定“疏不驳注”的原则，不欲辩驳王弼注文。这意味着周易正义乃是王弼周易注的发展和完备。 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于天下官学，独尊数百年之久。北宋建国，官学科举沿用唐代旧制，没有大的变化。太宗端拱年间（988989），以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刊行，校勘精审，至真宗咸平二年（999），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始竣其功。到咸平四年（1001），又先后校定或增修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周礼、孝经、论语、尔雅注疏，镂板颁于国学，从此国家不但有官学，而且有了官书。仁宗庆历（10421048）以后，宋学兴起，学者解经竞标新义，然未见官书有何改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制度，颁尚书、毛诗、周礼之三经新义于学官，官书始有变改。这变改是否波及易书方面呢？我们来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王介甫易义二十卷，龚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从“不专以取士”、“偕行于场屋”等语，可知王安石、龚原、耿南仲三人的易注虽流行一时，却始终没有取代周易正义的官书地位。也就是说，两宋之交，官书仍以周易正义为主，王弼易仍统治着官方易学。朱熹是在这个时期出生，并在这个时期学习周易的。二、朱熹少年攻习王弼易 历代考述朱熹生平的著作，谈到朱熹少年时期，都重视他对儒学基本精神的天然契悟和厉志圣贤之学的心路历程，对其举业则以“于举子业初不经意”等语淡笔带过，例如黄榦的朱文公行状、脱脱等的宋史朱熹传、黄宋羲等的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王懋竑的朱子年谱都是如此。今人束景南先生著朱子大传和朱熹年谱长编，钩稽许多文献资料，让我们得以了解朱熹少年时期的生活状况，从这些情况看，朱熹青少年时期并非“于举子业初不经意”而是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该支后汉灵帝时由青州徙居丹阳。唐末，丹阳朱氏的后人朱古僚仕为婺源镇将，遂定居婺源，成为婺源朱氏的始祖。朱古僚资产殷富，但他的后人五世从事儒业，朱家逐渐由中等官僚沦落到小地主的境地，到第七世朱森即朱熹祖父时，家业已一蹶不振。朱森不事进取，一生潦倒不得志，晚年沉溺于佛典道书，而把家业复兴的希望寄托给后辈子弟，说：“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却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世之业。”朱熹父亲朱松曾描述自己家境说：“某少贱贫，进不能操十百之金贸易取赀，以长雄一乡；退不能求百亩之田于长山大谷之中，躬耕以为养。反顾其家，四壁萧然，沟壑之忧，近在朝夕，途穷势迫，计无所出，乃始挟书操笔，学为世俗所谓举子场屋之文者。”此言虽不免略带主观色彩，然举子业竟是朱松找到的摆贫困的唯一出路，当无疑问。朱松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其后十多年宦途不顺，多数时间待次在家，在闽中四处寄食寓居，生下朱熹。绍兴四年（1134），朱松丁母忧，期间“尽室饥寒”朱熹的两个哥哥相继夭亡，由此不难想见当时生活之艰辛。这一年朱熹就傅，朱松为作送五二郎读书诗，诗云：“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驀羁应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此时家境较之以往更加清贫，朱松能为朱熹设计的安身立命之途，更只能有“学为场屋之文”这一条了。诗中的“鼎荐”、“龙化”、“成家全赖汝”说的都是举业，显然，少年朱熹生活和学习的主题当是举子业。 从绍兴七年（1137）起，朱松一度在朝任职，家境稍有好转，但是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的病故，使这个家庭的前景顿时又变得黯然无光。朱松去世前把家事委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遗命朱熹：“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并致书三位崇安道学密友，请他们教育朱熹。刘氏家族是世代簪缨的大族著姓，在五夫里屏山下拥有巨大的刘氏庄园。刘氏有家塾，由刘子翚主持，刘勉之、胡宪都是刘氏家塾延聘执教的名士。刘子羽收容朱熹母子，在刘氏庄园前修葺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供他们居住。朱熹入刘氏家塾，受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君子，并执经问道于刘勉之的萧屯草堂、胡宪的籍溪山居。 崇安刘氏之家塾源远流长，世代左右地方教育。家塾除教授刘氏子弟，还广收乡邻俊秀。在刘子翚曾祖刘太素时，学生有百余人；至其祖父刘民先时，学生有数百人；刘子翚还于绍兴十四年（1144）进一步扩大了家塾的规模。后来，南宋淳祐二年（1242），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翚的教育功绩，敕命扩建为屏山书院。这样大规模的家塾，无疑是以教授举业为目的，且具经营性质的。朱松把朱熹托付给刘氏，其主要用意，当在于举业。朱熹入刘氏家塾，主要目的是攻习举业。刘氏家塾授学的地方在六经堂，朱熹在此恭听经学塾师传授经史，学做程文和诗赋，接受应试训练。 朱熹随母寄人篱下，虽受到多方照顾，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曾向远在湖州的三叔朱槔诉悲苦之情，又曾作寿母生朝诗，表达窘迫凄凉的心态，诗云：“秋风萧爽天气凉，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寿而康，红颜绿鬓双瞳方。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灶陉十日九不炀，岂办甘脆陈壶觞？低头包羞汗如浆。”自朱森以来朱家的败落，至此可谓达到了最低点。少年朱熹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而解决的途径却只有一个，即科举。不难想像，自称“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的朱熹，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能以十九岁的小小年纪胜出，必定在举业上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朱熹攻习举业，选择的入途是经义进士，攻治的主经是周易，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记曰： 朱熹绍兴十八年王佐榜进士出身。治易。 这意味着少年朱熹曾用多年时间潜心研习周易，最保守的估计，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的数年间，周易当是他学习的焦点。 为应对举子业，朱熹不会忽略“偕行于场屋”的王安石、龚原、耿南仲三家易说，而对始终作为官学官书的周易正义，自然会更加重视。实际上，朱熹于周易正义所下的苦功，已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这情况反映在朱熹集遗集卷二答汪次山书中。书云：“大凡治经之法，且先熟读正经，次则参考注疏。至于礼乐制度名数，注疏得之尤多，不知令郎曾如此下功夫否？若资质大段警悟，亦须著下三年工夫于此，自然精熟贯穿，何待他求？彼学成而名显者，岂必皆有异书乎？今人欲速，每事必求一捷径，不肯安心循序，下实工夫。为此所悟，一事不成者多矣。不可不自悟也。愚陋无所知，于此尝究心焉，颇见利病如此，敢以布闻，称塞厚意。”朱熹在中进士的隔年，即绍兴二十年（1150）的十二月，曾归徽州婺源扫墓，乡人歆羡他少年得志，多来问学。从婺源归崇安不久，乡人汪次山来信为自己的孩子求教治经之法，朱熹写此信作答复。信中强调了注疏的重要性，建议在注疏方面要多下苦功。引人兴味的是，朱熹顺便规定了攻治经传注疏的时限：“若资质大段警悟，亦须著下三年工夫于此。”而另一句话更值得玩味：“于此尝究心焉，颇见利病如此。”意思说自己曾在注疏方面下过三年以上的苦功。朱熹入刘氏家塾的时间是绍兴十三年或十四年，参加科举在绍兴十七年和十八年，则这三年以上的苦功，当是在刘氏家塾中作的。考虑到朱熹所治主经为周易，即可知道，他曾究心的“注疏”当指孔颖达周易正义。盖自北宋中期至南宋，义疏之体不复流行，终北宋一代，未见有人再写出有广泛影响的周易义疏。 朱熹在少年时代于周易正义下过数年苦功，说他深受王弼易学的影响，当不是过言。进一步，说他的易学接续了王弼和孔颖达之学脉，也不为无据。 宋代贡举有进士、明经、诸科。宋初，进士科承唐及五代之制，试诗、赋、论、策，贴试论语，应对春秋或礼记墨义，主要以诗赋取人。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罢诗赋、贴经、墨义，主要试经义和策论。应试者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第一场，初试本经；第二场，试兼经大义；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新法被废止，按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取士。学习内容，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经义进士并习两经。考试内容，诗赋进士：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宋室南迁以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开科，也以经义、诗赋两科取士，但与元祐法略有不同：一是习诗赋者不再兼试经义，二是不习诗赋者只治一经而不必兼治两经，三是由试四场改为试三场。其中，诗赋进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经义进士：第一场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是为建炎法。诗赋进士的课试内容相对灵活活，比较容易应对，因此学者竞习诗赋，经义进士不易攻习，经学于是寖微。 朱熹选择的是经义进士，所治本经为周易，依建炎法受试。三场考试内容当为：周易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论一首，策三道。绍兴十七年（1147）秋，朱熹参加建州乡试，此次考试，三道策论很得考官赞赏，考官蔡兹谓人曰：“吾取中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朱熹因此得中举人。绍兴十八年（1148）春，参加省试，周易一经所出题目是“刚中而应”朱熹回忆说：“戊辰年省试，出‘刚中而应’。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将彖辞暗地默数，只有五个。其人坚执，某又再诵再数，只与说：‘记不得，只记得五出，且随某所记行文。’已而出院检本，果五出耳。” 绍兴十八年（1148）四月，朱熹殿试中等，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赐同进士出身。时年十九，年少英俊。其攻习王弼易学，取得了理想中的结果。朱熹是易学专业出身，这件事对于研究朱熹理学，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