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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疏]“诸称”至“变例”上既言据旧例而发义，故更指发义之条，诸传之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皆所以起新旧之例，令人知发凡是旧，七者是新，发明经之大义，谓之变例。以“凡”是正例，故谓此为变例，犹诗之有变风变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旧之异，今言“谓之变例”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称“书”者，若文二年“书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书先晋，晋有信”如此之类是也。“不书”者，若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如此之类是也。“先书”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故书”者，隐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如此之类是也。“不言”者，若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难之也”；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如此之类是也。“不称”者，若僖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庄元年“不称姜氏，绝不为亲”如此之类是也。“书曰”者，若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如此之类是也。案：襄元年“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隐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书”、“故书”既是新意，则“追书”亦是新意；“书”与“不书”俱是新意，则“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亦俱是新意，岂得“不言”、“不称”独为新意“言”也“称”也便即非乎？释例终篇云“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数，不言其目，就文而数，又复参差。窃谓“追书”也“言”也“称”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盖诸类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绍者，亦注此序，以为序言诸“称”“称”亦即是新意，与下七者合为八名。斯不然矣。案“书”与“不书”其文相次。若“称”字即是新意，但当言“称”与“不称”相次，何以分为别文？明知杜言诸“称”自谓诸传所称，不以“称”为新意。但以理而论之“称”亦当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畅，敕亮反。
[疏]“然亦”至“之也”此说因旧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正之，以为变例。其旧史不书，则无可刊正，故此又辩之。亦有史所不书，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为义。改其旧史及史所不书，此二者盖是春秋新意，故传亦不言凡，每事别释，曲而通畅之也。“此盖春秋新意”其言总上，通变例与不别书也。举一凡而事同者，诸理尽见，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发传，是其曲畅。畅训通，故言曲而畅之也。若然，隐公实不即位，史无由得书即位。邾克实未有爵，史无由得书其爵。然则传言不书，自是旧史不书。而以不书为仲尼新意者，释例终篇杜自问而释之，云丘明之为传，所以释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旧史之策书，义之所在，则时加增损，或仍旧史之无，亦或改旧史之有。虽因旧文，固是仲尼之书也。丘明所发，固是仲尼之意也。虽是旧文不书，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称“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旧史无名，及仲尼脩经，无罪见逐，例不书名，此旧史之文，適当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旧为新，皆此类也。然杜唯言史所不书，即以为义，不云史所书为义者，但夫子约史记而脩春秋，史记之文，皆是旧史所书，因而褒贬，理在可见，不须更言，但恐旧史不书，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趣，七住反。非例也。
[疏]“其经”至“例也”此一段说经无义例者。国有大事，史必书之，其事既无得失，其文不著善恶，故传直言其指归趣向而已，非褒贬之例也。春秋此类最多，故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传曰“始通也”杜注云“经无义例，故传直言其归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类，皆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为音于伪反，又如字。
[疏]“故发”至“有五”
正义曰：传体有三，即上文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是也。为例之情有五，则下文“五曰”是也。书经有此五情，缘经以求义为例，言传为经发例，其体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传也。案彼传上文云“春秋之称”下云“非圣人谁能脩之？”圣人指谓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摄，诸例皆尽。下句释其显者以属之耳。此发传之体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别之，观文足可知耳。刘寔分变例新意以为二事。释例终篇曰“丘明之传有称周礼以正常者，诸称凡以发例者是也；有明经所立新意者，诸显义例而不称凡者是也”称古典则立凡以显之，释变例则随辞以赞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为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见，贤遍反，下同。“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舍音捨。
[疏]“一曰”至“是也”“文见于此”谓彼注云“辞微而义显”也。“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传为叔孙侨如发也。经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叔孙是其族也，褒赏称其族，贬责去其氏。衔君命出使称其族，所以为荣；与夫人俱还去其氏，所以为辱。出称叔孙，举其荣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僖十九年经书“梁亡”是秦亡之也。传曰“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经书“诸侯城缘陵”是齐率诸侯城之，以迁杞也。传曰“不书其人，有阙也”秦人灭梁而曰“梁亡”文见于此“梁亡”见取者之无罪。齐桓城杞而书“诸侯城缘陵”文见于此“城缘陵”见诸侯之有阙。亦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皆是辞微而义显，故以此三事属之。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参，士南反，又音三。与音预。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于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于阮反。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诸侯有大功者，于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于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于泰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祊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于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汙”汙，于俱反，曲也。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惩，直升反。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彊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于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长，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疏]“推此”至“备矣”
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脩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汙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云“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翚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翚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贵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传，直专反。
[疏]“或曰”至“其然”
正义曰：自此至“释例详之”言已为作注解之意。论经、传之下，即是自述已怀，于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先儒知其如是，因谓苟有异文，莫不著义。杜以为仲尼所述，据史旧文，文害者，则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详略。此其异于先儒，故或人据上文杜之异旨，执先儒以问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其文异者，必应有义存焉。若如所论，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意者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今何以独异？欲令杜自辩之。
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数，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综，宗宋反。固当依传以为断。断，丁乱反。
[疏]“答曰”至“为断”庄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传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刑”传曰“同姓也，故名”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贬在于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也。“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
[疏]“古今”至“数家”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脩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于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肤，芳于反。適足自乱。
[疏]“大体”至“自乱”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于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于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去，起吕反。盖丘明之志也。
[疏]“预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称国”如此之类，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事由于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然刘子骏创通大义，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复，扶又反，下同。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见，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于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于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于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于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于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于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于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于“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黜，敕律反。危行言孙，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
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于此明之。亦以于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于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穀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穀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讬王于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于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于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于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于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于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并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谬，然后却辩素王为虚，并说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于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余所闻”一句，叹其所据非理，故言“异乎余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之。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圣人受命而王，则凤鸟至，河出图。仲尼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言盖伤时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时无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
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瑞，垂伪反。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应，应对之应。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疏]“麟凤”至“终也”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于衰乱之世，是非其时也。上无明王，是虚其应也。为人所获，是失其归也。夫此圣人而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相类，故所以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复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当时，欲使功被来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书，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答上春秋之作左传无明文之问，又言已所以为获麟乃作之意。独举“麟凤”而云“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者，以鸟兽而为瑞，不出五者，经传谶纬莫不尽然。礼记礼器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诗序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即白虎也。是龟、龙、白虎并为瑞应。只言“麟凤”便言“五灵”者，举“凤”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灵”其“五灵”之文出尚书纬也。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言五者，彼称“四灵以为畜”则“饮食有由也”其意言四灵与羞物为群，四灵既扰，则羞物皆备。龙是鱼鲔之长，凤是飞鸟之长，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蟲之长。饮食所须，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举一长。虎、麟皆是走兽，故略云“四灵”杜欲遍举诸瑞，故备言“五灵”也。直云“绝笔获麟”则文势巳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编年之书，必应尽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显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中，丁仲反。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队，直类反。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王，如字，又于况反。垂法将来。
[疏]“曰然”至“将来”上既解终麟之意，未辩始隐之由，故又假问以释之。不言“或问”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须更起此问，若言问者犹是前人，且既解绝笔，即因问初起，以此不复言“或”欲示二问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语；“则”者，陈下事，乘前起后之势。问者言绝笔于获麟，既如前解，然则春秋初起，何独始于鲁隐公，不始于他国馀公，何也？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于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也。“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于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岂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附其时人之行事，采周公之旧典，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问者不直云“隐公”而言“鲁隐公”者，言“鲁”决其不始于他国，言“隐”决其不始于馀公，挟此二意，故并鲁言之也。其答直言“隐公”不云“鲁”者，以鲁之春秋已为韩起所说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恒居镐地，是为西都。周公摄政，营洛邑于土中，谓之东都。成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诗既醉云“永锡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书召诰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长命也。襄十年传曰“而以偪阳光启寡君”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正音政，读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疏]“所书”至“义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鲁”之言。经书“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仪父”公即鲁隐公也。鲁用周正，则鲁事周矣。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尚称公，则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鲁乎？若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此言周王而鲁公，知非黜周而王鲁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夫子设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岂空然哉？必谓我有贤能之德故也。既谓我有贤德，或将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为东方之周乎！言将欲兴周道于东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兴周之义也。注论语者，其意多然。唯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则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说公羊者言“微其文、隐其义”之意。“若夫”者，发端之辞。既答“王鲁”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来，欲使将来之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言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隐之也。文王演易，则亦文高旨远，辞约义微，岂复孙辞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为所隐也。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皆易下系辞之文。彼作“彰往而察来”意不异耳。
圣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
[疏]“圣人”至“闻也”此一段答孙言辟害之意。若成汤系于夏台，文王囚于羑里，周公留滞于东都，孔子绝粮于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则尝有之，未闻有被杀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谓圣人防虑必周于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害，此事实非所闻也。云“非所闻”者，言前训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论，力顿反。
[疏]“子路”至“论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为非也。案论语称“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将死，使门人为臣，欲令以臣礼葬君，冀其显荣夫子。夫子瘳而责之，我实无臣，何故而为有臣？吾之于人也，于谁尝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门人为臣，才僣大夫礼耳，孔子尚以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议，而云“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又非通理之论也。圣人之生，与运隆替，运通则功济当时，运闭则道存身后。虽复富有天下，无益于尧舜；贱为匹庶，何损于仲尼？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关贤与不贤。非复假大位以宣风，藉虚名以范世，称王称臣，复何所取？若使无位无人，虚称王号，不爵不禄，妄窃臣名，是则羡富贵而耻贫贱，长僣逾而开乱逆，圣人立教，直当尔也！臧文仲山节藻棁，谓之不知；管仲镂簋朱纮，称其器小；见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窃王号，则罪不容诛。而言“素王”“素臣”是诬大贤而负圣人也。呜呼！孔子被诬久矣，赖杜预方始雪之。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近诬，如字，近，旧音附近之近；诬音无。
[疏]“先儒”至“近诬”此下至“为得其实”皆明麟后之经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无可寻检，未审是谁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经，仍终孔丘之卒。虽杜氏之注此经亦存，而尤责先儒引经至仲尼卒者，盖先儒以为夫子自卫反鲁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后致麟，虽得麟而犹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谓之近诬，明先儒有此说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是其宗旧说也。服虔又云：“春秋终于获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显其师，故书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于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义为说，则服氏于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为制作而来，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经是鲁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诬罔也。言“近诬”者，心所不悟，非故诬之，故云“近诬”也。
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邾，张俱反。射音亦。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
[疏]“据公”至“其实”穀梁之经亦止获麟，而独据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无明文。杜以获麟乃作，义取公羊，故独据之耳。小邾射以句绎来奔，与黑肱之徒义无以异。传称书三叛人名，不通数此人以为四叛，知其不入传例。麟下之经，传不入例，足知此经非复孔旨，故余以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于获麟，则文止于所起。自此而谈“为得其实”重明经止获麟，并自成巳说，起麟之意也。
至于“反袂拭面”袂，绵世反。拭音式。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疏]“至于”至“取焉”公羊传称“孔子闻获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杜既取公羊经止获麟，而公羊获麟之下即有此传，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无取焉”不取之者，以圣人尽性穷神，乐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于陈蔡，则援琴而歌；梦奠两楹，则负杖而咏，宁复畏惧死亡，下沾衿之泣，爱惜性命，发道穷之叹？若实如是，何异凡夫俗人，而得称为圣也！公羊之书，乡曲小辩，致远则泥，故无取焉。此则上文所谓“简二传而去异端”岂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虚而不经，故不取也。
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疏]“诸称”至“变例”上既言据旧例而发义，故更指发义之条，诸传之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皆所以起新旧之例，令人知发凡是旧，七者是新，发明经之大义，谓之变例。以“凡”是正例，故谓此为变例，犹诗之有变风变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旧之异，今言“谓之变例”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称“书”者，若文二年“书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书先晋，晋有信”如此之类是也。“不书”者，若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如此之类是也。“先书”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故书”者，隐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如此之类是也。“不言”者，若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难之也”；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如此之类是也。“不称”者，若僖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庄元年“不称姜氏，绝不为亲”如此之类是也。“书曰”者，若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如此之类是也。案：襄元年“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隐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书”、“故书”既是新意，则“追书”亦是新意；“书”与“不书”俱是新意，则“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亦俱是新意，岂得“不言”、“不称”独为新意“言”也“称”也便即非乎？释例终篇云“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数，不言其目，就文而数，又复参差。窃谓“追书”也“言”也“称”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盖诸类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绍者，亦注此序，以为序言诸“称”“称”亦即是新意，与下七者合为八名。斯不然矣。案“书”与“不书”其文相次。若“称”字即是新意，但当言“称”与“不称”相次，何以分为别文？明知杜言诸“称”自谓诸传所称，不以“称”为新意。但以理而论之“称”亦当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畅，敕亮反。
[疏]“然亦”至“之也”此说因旧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正之，以为变例。其旧史不书，则无可刊正，故此又辩之。亦有史所不书，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为义。改其旧史及史所不书，此二者盖是春秋新意，故传亦不言凡，每事别释，曲而通畅之也。“此盖春秋新意”其言总上，通变例与不别书也。举一凡而事同者，诸理尽见，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发传，是其曲畅。畅训通，故言曲而畅之也。若然，隐公实不即位，史无由得书即位。邾克实未有爵，史无由得书其爵。然则传言不书，自是旧史不书。而以不书为仲尼新意者，释例终篇杜自问而释之，云丘明之为传，所以释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旧史之策书，义之所在，则时加增损，或仍旧史之无，亦或改旧史之有。虽因旧文，固是仲尼之书也。丘明所发，固是仲尼之意也。虽是旧文不书，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称“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旧史无名，及仲尼脩经，无罪见逐，例不书名，此旧史之文，適当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旧为新，皆此类也。然杜唯言史所不书，即以为义，不云史所书为义者，但夫子约史记而脩春秋，史记之文，皆是旧史所书，因而褒贬，理在可见，不须更言，但恐旧史不书，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趣，七住反。非例也。
[疏]“其经”至“例也”此一段说经无义例者。国有大事，史必书之，其事既无得失，其文不著善恶，故传直言其指归趣向而已，非褒贬之例也。春秋此类最多，故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传曰“始通也”杜注云“经无义例，故传直言其归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类，皆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为音于伪反，又如字。
[疏]“故发”至“有五”
正义曰：传体有三，即上文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是也。为例之情有五，则下文“五曰”是也。书经有此五情，缘经以求义为例，言传为经发例，其体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传也。案彼传上文云“春秋之称”下云“非圣人谁能脩之？”圣人指谓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摄，诸例皆尽。下句释其显者以属之耳。此发传之体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别之，观文足可知耳。刘寔分变例新意以为二事。释例终篇曰“丘明之传有称周礼以正常者，诸称凡以发例者是也；有明经所立新意者，诸显义例而不称凡者是也”称古典则立凡以显之，释变例则随辞以赞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为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见，贤遍反，下同。“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舍音捨。
[疏]“一曰”至“是也”“文见于此”谓彼注云“辞微而义显”也。“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传为叔孙侨如发也。经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叔孙是其族也，褒赏称其族，贬责去其氏。衔君命出使称其族，所以为荣；与夫人俱还去其氏，所以为辱。出称叔孙，举其荣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僖十九年经书“梁亡”是秦亡之也。传曰“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经书“诸侯城缘陵”是齐率诸侯城之，以迁杞也。传曰“不书其人，有阙也”秦人灭梁而曰“梁亡”文见于此“梁亡”见取者之无罪。齐桓城杞而书“诸侯城缘陵”文见于此“城缘陵”见诸侯之有阙。亦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皆是辞微而义显，故以此三事属之。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参，士南反，又音三。与音预。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于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于阮反。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诸侯有大功者，于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于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于泰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祊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于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汙”汙，于俱反，曲也。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惩，直升反。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彊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于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长，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疏]“推此”至“备矣”
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脩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汙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云“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翚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翚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贵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传，直专反。
[疏]“或曰”至“其然”
正义曰：自此至“释例详之”言已为作注解之意。论经、传之下，即是自述已怀，于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先儒知其如是，因谓苟有异文，莫不著义。杜以为仲尼所述，据史旧文，文害者，则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详略。此其异于先儒，故或人据上文杜之异旨，执先儒以问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其文异者，必应有义存焉。若如所论，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意者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今何以独异？欲令杜自辩之。
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数，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综，宗宋反。固当依传以为断。断，丁乱反。
[疏]“答曰”至“为断”庄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传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刑”传曰“同姓也，故名”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贬在于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也。“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
[疏]“古今”至“数家”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脩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于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肤，芳于反。適足自乱。
[疏]“大体”至“自乱”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于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于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去，起吕反。盖丘明之志也。
[疏]“预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称国”如此之类，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事由于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然刘子骏创通大义，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复，扶又反，下同。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见，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于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于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于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于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于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于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于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于“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黜，敕律反。危行言孙，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
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于此明之。亦以于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于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穀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穀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讬王于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于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于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于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于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于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并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谬，然后却辩素王为虚，并说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于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余所闻”一句，叹其所据非理，故言“异乎余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之。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圣人受命而王，则凤鸟至，河出图。仲尼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言盖伤时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时无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
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瑞，垂伪反。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应，应对之应。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疏]“麟凤”至“终也”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于衰乱之世，是非其时也。上无明王，是虚其应也。为人所获，是失其归也。夫此圣人而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相类，故所以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复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当时，欲使功被来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书，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答上春秋之作左传无明文之问，又言已所以为获麟乃作之意。独举“麟凤”而云“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者，以鸟兽而为瑞，不出五者，经传谶纬莫不尽然。礼记礼器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诗序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即白虎也。是龟、龙、白虎并为瑞应。只言“麟凤”便言“五灵”者，举“凤”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灵”其“五灵”之文出尚书纬也。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言五者，彼称“四灵以为畜”则“饮食有由也”其意言四灵与羞物为群，四灵既扰，则羞物皆备。龙是鱼鲔之长，凤是飞鸟之长，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蟲之长。饮食所须，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举一长。虎、麟皆是走兽，故略云“四灵”杜欲遍举诸瑞，故备言“五灵”也。直云“绝笔获麟”则文势巳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编年之书，必应尽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显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中，丁仲反。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队，直类反。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王，如字，又于况反。垂法将来。
[疏]“曰然”至“将来”上既解终麟之意，未辩始隐之由，故又假问以释之。不言“或问”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须更起此问，若言问者犹是前人，且既解绝笔，即因问初起，以此不复言“或”欲示二问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语；“则”者，陈下事，乘前起后之势。问者言绝笔于获麟，既如前解，然则春秋初起，何独始于鲁隐公，不始于他国馀公，何也？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于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也。“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于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岂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附其时人之行事，采周公之旧典，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问者不直云“隐公”而言“鲁隐公”者，言“鲁”决其不始于他国，言“隐”决其不始于馀公，挟此二意，故并鲁言之也。其答直言“隐公”不云“鲁”者，以鲁之春秋已为韩起所说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恒居镐地，是为西都。周公摄政，营洛邑于土中，谓之东都。成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诗既醉云“永锡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书召诰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长命也。襄十年传曰“而以偪阳光启寡君”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正音政，读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疏]“所书”至“义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鲁”之言。经书“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仪父”公即鲁隐公也。鲁用周正，则鲁事周矣。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尚称公，则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鲁乎？若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此言周王而鲁公，知非黜周而王鲁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夫子设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岂空然哉？必谓我有贤能之德故也。既谓我有贤德，或将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为东方之周乎！言将欲兴周道于东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兴周之义也。注论语者，其意多然。唯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则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说公羊者言“微其文、隐其义”之意。“若夫”者，发端之辞。既答“王鲁”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来，欲使将来之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言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隐之也。文王演易，则亦文高旨远，辞约义微，岂复孙辞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为所隐也。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皆易下系辞之文。彼作“彰往而察来”意不异耳。
圣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
[疏]“圣人”至“闻也”此一段答孙言辟害之意。若成汤系于夏台，文王囚于羑里，周公留滞于东都，孔子绝粮于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则尝有之，未闻有被杀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谓圣人防虑必周于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害，此事实非所闻也。云“非所闻”者，言前训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论，力顿反。
[疏]“子路”至“论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为非也。案论语称“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将死，使门人为臣，欲令以臣礼葬君，冀其显荣夫子。夫子瘳而责之，我实无臣，何故而为有臣？吾之于人也，于谁尝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门人为臣，才僣大夫礼耳，孔子尚以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议，而云“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又非通理之论也。圣人之生，与运隆替，运通则功济当时，运闭则道存身后。虽复富有天下，无益于尧舜；贱为匹庶，何损于仲尼？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关贤与不贤。非复假大位以宣风，藉虚名以范世，称王称臣，复何所取？若使无位无人，虚称王号，不爵不禄，妄窃臣名，是则羡富贵而耻贫贱，长僣逾而开乱逆，圣人立教，直当尔也！臧文仲山节藻棁，谓之不知；管仲镂簋朱纮，称其器小；见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窃王号，则罪不容诛。而言“素王”“素臣”是诬大贤而负圣人也。呜呼！孔子被诬久矣，赖杜预方始雪之。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近诬，如字，近，旧音附近之近；诬音无。
[疏]“先儒”至“近诬”此下至“为得其实”皆明麟后之经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无可寻检，未审是谁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经，仍终孔丘之卒。虽杜氏之注此经亦存，而尤责先儒引经至仲尼卒者，盖先儒以为夫子自卫反鲁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后致麟，虽得麟而犹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谓之近诬，明先儒有此说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是其宗旧说也。服虔又云：“春秋终于获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显其师，故书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于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义为说，则服氏于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为制作而来，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经是鲁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诬罔也。言“近诬”者，心所不悟，非故诬之，故云“近诬”也。
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邾，张俱反。射音亦。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
[疏]“据公”至“其实”穀梁之经亦止获麟，而独据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无明文。杜以获麟乃作，义取公羊，故独据之耳。小邾射以句绎来奔，与黑肱之徒义无以异。传称书三叛人名，不通数此人以为四叛，知其不入传例。麟下之经，传不入例，足知此经非复孔旨，故余以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于获麟，则文止于所起。自此而谈“为得其实”重明经止获麟，并自成巳说，起麟之意也。
至于“反袂拭面”袂，绵世反。拭音式。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疏]“至于”至“取焉”公羊传称“孔子闻获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杜既取公羊经止获麟，而公羊获麟之下即有此传，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无取焉”不取之者，以圣人尽性穷神，乐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于陈蔡，则援琴而歌；梦奠两楹，则负杖而咏，宁复畏惧死亡，下沾衿之泣，爱惜性命，发道穷之叹？若实如是，何异凡夫俗人，而得称为圣也！公羊之书，乡曲小辩，致远则泥，故无取焉。此则上文所谓“简二传而去异端”岂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虚而不经，故不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