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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内档案”(2)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3),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4)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5),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6)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8)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9)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10)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13)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15)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16)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17),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18),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19),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20);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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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内档案”(2)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3),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4)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5),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6)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8)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9)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10)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13)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15)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16)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17),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18),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19),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20);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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