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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