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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三、莫道空林此会轻
对于孙元起给出的两个选择，这群年轻人一眼就相中了“通用汽车”（eneralmotorscorporation，简称m）这个名字，对于德语的volkswagen完全接受无力。
怪不得当年杜兰特在明知已经存在通用电气（eneralelectripany，简称e）的情况下，通用电气成立于1892年，由老摩根出资，把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汤姆逊-豪斯登国际电气公司等三家公司合并组成依然将以别克汽车公司和奥兹汽车公司为基础成立的新汽车控股公司命名为“通用汽车”看来美国人民对于“通用（eneral）”一词真是情有独钟。
因为孙元起着急回国，当天杰米等人就找来律师，商定了成立新公司的重要事项。第二天一早，孙元起尚未动身，他的花旗银行账户上已经多出了100万美元。
放下孙元起一行从美国东海岸向西进发不说，且让我们把眼光转到万里之外的日本国东京都。
此刻在东京千代田区的一座茶寮里，十几个中国人正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桌上摆着的赫然是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支部自伦敦寄出的函件。
话说在清末，留学生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组织：
第一种是名为“游学生监督处”的官方机构，类似于今天大使馆的教育处，专门负责管理留学生的方方面面，总监督由出使该国大臣担任，副总监督则由学部和出使大臣共同奏派。
第二种是类似于同乡会的学生自发组织，一般依照省份来划分。同乡会对上承接游学生监督处的指令，奉命行事；对下调节各位同乡之间的关系，守望相助。各同乡会之间，既有联系，也有仇隙，大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意思。
第三种则是同盟会、宪政会、社会主义讲习会之类的地下组织。这些组织以特定的政治主张为核心，吸收志趣相投的同志组成。他们宣传的政治主张都是不被清廷认可的，所以被驻外使馆严密监督、严厉打击，只能在地下活动。
中国科技学会欧洲支部成立大会结束后，便以会长孙元起的名义，向美洲、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寄送学会章程，建议他们成立相应的支部。335686688这种信函没有什么忌讳之处，还要取得官方的支持和认可，所以便直接寄到了游学生监督处。
此时担任出使日本大臣的是李家驹，他向来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支部”的信件，在他看来，和使馆经常接到的“同盟会”、“保皇会”宣传单差不多，根本没有任何打开的必要，完全可以直接销毁。只有看到“孙元起”三个字的时候，才让他忍住把信件扔进垃圾桶的冲动。
对李家驹来说，孙元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两人的仕宦经历存在太多的重叠之处：
首先，都在翰林院呆过。李家驹是光绪二十年（1894）恩科二甲第三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孙元起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老佛爷一时高兴，赏他做了翰林院shi讲学士。
其次，都曾在京师大学堂混饭吃。李家驹1898年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并与李盛铎等人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到1906年，又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孙元起也是从1898年就在京师大学堂厮混，什么教习、会办、副主办都干过。
第三，都曾任湖北学政。李家驹在1903年由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北学政；孙元起则是1906年到湖北担任刚由学政改成的提学使。
第四，都曾任学部的官儿。李家驹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挂的是学部右丞衔；眼下，孙元起还是名义上的学部右shi郎。
现在两人还都是大清二品官员，或许这也算是一个共同点吧。不过李家驹的二品，是用出洋受苦换来的安慰奖，到孙元起这个国内实职从二品面前要低上一头。再加上人家背后有个大学士的叔祖父挺着，还真不好贸然得罪他。
所以李家驹只好皱着眉头打开信件，仔细浏览一番，似乎并无违碍之处。当然，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日本支部的事儿，自然不能由自己出面。按照惯例，派人请来各省留日同乡会的话事人，把信件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操办，这件事就算结束。
既然是上官交办的差事，各位话事人只好放下平日的纠葛，坐到一块儿商量。因此就出现了眼下茶寮的景象。
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动作非常干脆利落。他快速翻了翻随信寄来的学会目录，瓮声瓮气地说道：“兄弟是学军事的，对于科学什么的不大懂。只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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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三、莫道空林此会轻
对于孙元起给出的两个选择，这群年轻人一眼就相中了“通用汽车”（eneralmotorscorporation，简称m）这个名字，对于德语的volkswagen完全接受无力。
怪不得当年杜兰特在明知已经存在通用电气（eneralelectripany，简称e）的情况下，通用电气成立于1892年，由老摩根出资，把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汤姆逊-豪斯登国际电气公司等三家公司合并组成依然将以别克汽车公司和奥兹汽车公司为基础成立的新汽车控股公司命名为“通用汽车”看来美国人民对于“通用（eneral）”一词真是情有独钟。
因为孙元起着急回国，当天杰米等人就找来律师，商定了成立新公司的重要事项。第二天一早，孙元起尚未动身，他的花旗银行账户上已经多出了100万美元。
放下孙元起一行从美国东海岸向西进发不说，且让我们把眼光转到万里之外的日本国东京都。
此刻在东京千代田区的一座茶寮里，十几个中国人正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桌上摆着的赫然是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支部自伦敦寄出的函件。
话说在清末，留学生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组织：
第一种是名为“游学生监督处”的官方机构，类似于今天大使馆的教育处，专门负责管理留学生的方方面面，总监督由出使该国大臣担任，副总监督则由学部和出使大臣共同奏派。
第二种是类似于同乡会的学生自发组织，一般依照省份来划分。同乡会对上承接游学生监督处的指令，奉命行事；对下调节各位同乡之间的关系，守望相助。各同乡会之间，既有联系，也有仇隙，大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意思。
第三种则是同盟会、宪政会、社会主义讲习会之类的地下组织。这些组织以特定的政治主张为核心，吸收志趣相投的同志组成。他们宣传的政治主张都是不被清廷认可的，所以被驻外使馆严密监督、严厉打击，只能在地下活动。
中国科技学会欧洲支部成立大会结束后，便以会长孙元起的名义，向美洲、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寄送学会章程，建议他们成立相应的支部。335686688这种信函没有什么忌讳之处，还要取得官方的支持和认可，所以便直接寄到了游学生监督处。
此时担任出使日本大臣的是李家驹，他向来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支部”的信件，在他看来，和使馆经常接到的“同盟会”、“保皇会”宣传单差不多，根本没有任何打开的必要，完全可以直接销毁。只有看到“孙元起”三个字的时候，才让他忍住把信件扔进垃圾桶的冲动。
对李家驹来说，孙元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两人的仕宦经历存在太多的重叠之处：
首先，都在翰林院呆过。李家驹是光绪二十年（1894）恩科二甲第三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孙元起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老佛爷一时高兴，赏他做了翰林院shi讲学士。
其次，都曾在京师大学堂混饭吃。李家驹1898年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并与李盛铎等人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到1906年，又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孙元起也是从1898年就在京师大学堂厮混，什么教习、会办、副主办都干过。
第三，都曾任湖北学政。李家驹在1903年由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北学政；孙元起则是1906年到湖北担任刚由学政改成的提学使。
第四，都曾任学部的官儿。李家驹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挂的是学部右丞衔；眼下，孙元起还是名义上的学部右shi郎。
现在两人还都是大清二品官员，或许这也算是一个共同点吧。不过李家驹的二品，是用出洋受苦换来的安慰奖，到孙元起这个国内实职从二品面前要低上一头。再加上人家背后有个大学士的叔祖父挺着，还真不好贸然得罪他。
所以李家驹只好皱着眉头打开信件，仔细浏览一番，似乎并无违碍之处。当然，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日本支部的事儿，自然不能由自己出面。按照惯例，派人请来各省留日同乡会的话事人，把信件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操办，这件事就算结束。
既然是上官交办的差事，各位话事人只好放下平日的纠葛，坐到一块儿商量。因此就出现了眼下茶寮的景象。
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动作非常干脆利落。他快速翻了翻随信寄来的学会目录，瓮声瓮气地说道：“兄弟是学军事的，对于科学什么的不大懂。只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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