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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是否死于红丸，该案中都不包含阴谋，而别有用心的人欲以此为议题，打击政治对手，制造了红丸案。
根据东林党人内阁大学士韩爌于泰昌死两年后的记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先帝（指泰昌）以去年八月朔践阼。臣及一燝以二十四日入阁。适鸿胪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进。从哲愕然，出所具问安揭，有“有进药十分宜慎”语，臣等深以为然，即谕之去。二十七日，召见群臣，先帝自言不用药己有二十余日。至二十九日，遇两内臣，言帝疾己大渐，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从哲及臣等皆言：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见。诸臣问安毕，先帝即顾皇上（指明天启朱由校），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臣等以先帝山陵对，则云“是朕寿宫”。因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从哲奏云：“李可灼自谓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传宣。臣等出，移时可灼至，同入诊视，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进。臣等复出，令与诸医商榷。一燝语臣，其乡两人用此，捐益参半。诸臣相视，实未敢明言宜否。须臾，先帝趣和药，臣等复同入，可灼调以进，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顷，中使传圣体服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圣上恐药力不继，欲再进一丸”诸医言不宜骤。及传趣益急，因再进讫。臣等问再服复何状？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趋朝，而先帝己于卯刻上宾矣。
韩爌是东林党人，他的记载不会庇护非东林党的方从哲，因此比较可靠。
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泰昌在服用红丸之前，己经病入膏肓，而且“不用药己有二十余日”。泰昌自知来日无多，开始中交待后事，他“顾皇上，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并“又语及寿宫”，大臣们以为是问万历的寿宫（也许是故意打马虎眼），“以先帝山陵对”，泰昌解释说，“是朕寿宫”。可见，泰昌己经病得很历害，开始安排后事了，服不服红丸，都难逃一死。在这种情况下，服红丸只是死马且当活马医的最后一招。
方从哲对李可灼的红丸是持审慎态度的。李可灼要进仙丹，“从哲愕然”，认为“进药十分宜慎”，韩爌等也“深以为然”，而泰昌本人坚持要用药，先是“命速进”接着又“趣和药”，吃完一颗后感觉不错，“欲再进一丸”，可是“诸医言不宜骤”，架不住泰昌“传趣益急”。所以泰昌用药与方从哲没有关系，御史弹劾他“轻荐狂医”，完全没有道理。
方从哲虽然赏赐李可灼，但那很可能是泰昌本的意思，因为泰昌对李可灼进药非常欣喜，连说：“忠臣、忠臣”，并且泰昌用药以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因此泰昌赏赐李可灼是附合常情的。如果方从哲等人有阴谋的话，一定会在暗中交易，不会当日就赏赐，也不会以遗旨的形式大张旗鼓地赏赐李可灼。
至于掌御药房的太监崔文昇，虽然曾在郑贵妃宫中服务过，但泰昌即位后升其为司礼秉笔太监，泰昌之死对他没有一点好处。而且泰昌用药是经过许多御医共同诊治作出决定，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
而太监轮岗也是正常现象，如魏忠贤曾经为天启母亲王才人服务，后来又成为天启母亲的敌人李选侍的亲信，在移宫案中还与李选侍站一起，后来又成为天启的亲信，并权倾一时。所以，认为崔文昇曾经为郑贵妃服务就认为他“包藏祸心”，是很牵强的。
真正“包藏祸心”的是那些利用泰昌之死打击政敌的东林党人。因为方从哲是首辅，却不是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欲除之后快，所以炒作此事，并将祸水引向方从哲。（未完待续）
昌是否死于红丸，该案中都不包含阴谋，而别有用心的人欲以此为议题，打击政治对手，制造了红丸案。
根据东林党人内阁大学士韩爌于泰昌死两年后的记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先帝（指泰昌）以去年八月朔践阼。臣及一燝以二十四日入阁。适鸿胪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进。从哲愕然，出所具问安揭，有“有进药十分宜慎”语，臣等深以为然，即谕之去。二十七日，召见群臣，先帝自言不用药己有二十余日。至二十九日，遇两内臣，言帝疾己大渐，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从哲及臣等皆言：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见。诸臣问安毕，先帝即顾皇上（指明天启朱由校），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臣等以先帝山陵对，则云“是朕寿宫”。因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从哲奏云：“李可灼自谓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传宣。臣等出，移时可灼至，同入诊视，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进。臣等复出，令与诸医商榷。一燝语臣，其乡两人用此，捐益参半。诸臣相视，实未敢明言宜否。须臾，先帝趣和药，臣等复同入，可灼调以进，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顷，中使传圣体服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圣上恐药力不继，欲再进一丸”诸医言不宜骤。及传趣益急，因再进讫。臣等问再服复何状？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趋朝，而先帝己于卯刻上宾矣。
韩爌是东林党人，他的记载不会庇护非东林党的方从哲，因此比较可靠。
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泰昌在服用红丸之前，己经病入膏肓，而且“不用药己有二十余日”。泰昌自知来日无多，开始中交待后事，他“顾皇上，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并“又语及寿宫”，大臣们以为是问万历的寿宫（也许是故意打马虎眼），“以先帝山陵对”，泰昌解释说，“是朕寿宫”。可见，泰昌己经病得很历害，开始安排后事了，服不服红丸，都难逃一死。在这种情况下，服红丸只是死马且当活马医的最后一招。
方从哲对李可灼的红丸是持审慎态度的。李可灼要进仙丹，“从哲愕然”，认为“进药十分宜慎”，韩爌等也“深以为然”，而泰昌本人坚持要用药，先是“命速进”接着又“趣和药”，吃完一颗后感觉不错，“欲再进一丸”，可是“诸医言不宜骤”，架不住泰昌“传趣益急”。所以泰昌用药与方从哲没有关系，御史弹劾他“轻荐狂医”，完全没有道理。
方从哲虽然赏赐李可灼，但那很可能是泰昌本的意思，因为泰昌对李可灼进药非常欣喜，连说：“忠臣、忠臣”，并且泰昌用药以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因此泰昌赏赐李可灼是附合常情的。如果方从哲等人有阴谋的话，一定会在暗中交易，不会当日就赏赐，也不会以遗旨的形式大张旗鼓地赏赐李可灼。
至于掌御药房的太监崔文昇，虽然曾在郑贵妃宫中服务过，但泰昌即位后升其为司礼秉笔太监，泰昌之死对他没有一点好处。而且泰昌用药是经过许多御医共同诊治作出决定，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
而太监轮岗也是正常现象，如魏忠贤曾经为天启母亲王才人服务，后来又成为天启母亲的敌人李选侍的亲信，在移宫案中还与李选侍站一起，后来又成为天启的亲信，并权倾一时。所以，认为崔文昇曾经为郑贵妃服务就认为他“包藏祸心”，是很牵强的。
真正“包藏祸心”的是那些利用泰昌之死打击政敌的东林党人。因为方从哲是首辅，却不是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欲除之后快，所以炒作此事，并将祸水引向方从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