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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集团对东林党人的残酷迫害，毫无疑问是非正义的，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得出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攻击就是正义的这个结论。
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由于天启的昏庸，使得魏忠贤独揽大权，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东林党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刷新政治，才起来反对魏忠贤，从而招致了魏忠贤集团的残酷暑迫害。
这不是误解，而是极大的误解。
事实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结党乱政，不堪使用，天启才不得己任用内臣，而东林党人为了达到控制皇帝，掌握政权的目的，才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目的正如天启所说的“屏逐左右，使朕孤立”。
对东林党人的打击实质是皇帝对政治集团的处理，很难想像，在没有皇帝的许可和支持下，魏忠贤能够多次动用诏狱和中旨，抓捕朝廷命官，并在狱中刑死。可以说所谓“阉党”的背后是皇帝，也可以说所谓“阉党”就是“帝党”。
如果抛开人道主义，单从政治的角度看，对党派的处理是必要的。
天启继位时，面对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边境上辽东战事靡烂，败报频传。朝廷上东林党人把持朝政，致力于报仇雪恨，天天打口水仗，不以国事为重。这是有明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局面，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讲，能看懂这两个战场都很困难。
这个既无母后保驾护航，又无能臣辅弼，孤立无援的少年天子，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东林党利益集团，除了使用太监，他还能使用谁？
无处不在的党争对国事是个严重的威胁，影响方方面面，辽东战场也未能避免。
天启二年的广宁大溃败就是一个显例。
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属于不同的派别，王化贞欲立功而熊廷弼想拆台，这才导致了失败和失败扩大化，这也是为什么王化贞战败而熊廷弼传首九边的原因。
因此，天启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使朝政走上正轨。
在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党争最终以“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的惨烈景像收场。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内确有正人君子，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内也不乏营营苟苟之人，整日致力于人事斗争。
一方面应该看到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是非法的，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人势力很大，遍布于三法司，通过正常的司法渠道不足以彻底查办东林党人，铲除东林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使用诏狱和中旨。
一方面要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骨干分子常以在野之身影响朝政，除了肉体上消灭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一方面要看到魏忠贤有泄私愤的成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天启才是东林命运的决定因素。
一方面应该同情当事人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应该明白，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一定要忠公体国，切不可结党营私，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以何种理由，打着何种旗号，结党都是一个最不好的现象。
从处理东林党的决心和手段上看，天启比万历更铁血，由此可见天启并不是一个只会玩弄木工的昏君，而是一个铁腕的君主。
东林党，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政治集团，几经起落，最终归于覆灭，只留功罪，后人评说。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魏忠贤“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己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就不能自辞其咎。”
这个说法，委婉、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这段晦涩历史的最后鉴定。（未完待续）
魏忠贤集团对东林党人的残酷迫害，毫无疑问是非正义的，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得出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攻击就是正义的这个结论。
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由于天启的昏庸，使得魏忠贤独揽大权，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东林党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刷新政治，才起来反对魏忠贤，从而招致了魏忠贤集团的残酷暑迫害。
这不是误解，而是极大的误解。
事实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结党乱政，不堪使用，天启才不得己任用内臣，而东林党人为了达到控制皇帝，掌握政权的目的，才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目的正如天启所说的“屏逐左右，使朕孤立”。
对东林党人的打击实质是皇帝对政治集团的处理，很难想像，在没有皇帝的许可和支持下，魏忠贤能够多次动用诏狱和中旨，抓捕朝廷命官，并在狱中刑死。可以说所谓“阉党”的背后是皇帝，也可以说所谓“阉党”就是“帝党”。
如果抛开人道主义，单从政治的角度看，对党派的处理是必要的。
天启继位时，面对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边境上辽东战事靡烂，败报频传。朝廷上东林党人把持朝政，致力于报仇雪恨，天天打口水仗，不以国事为重。这是有明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局面，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讲，能看懂这两个战场都很困难。
这个既无母后保驾护航，又无能臣辅弼，孤立无援的少年天子，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东林党利益集团，除了使用太监，他还能使用谁？
无处不在的党争对国事是个严重的威胁，影响方方面面，辽东战场也未能避免。
天启二年的广宁大溃败就是一个显例。
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属于不同的派别，王化贞欲立功而熊廷弼想拆台，这才导致了失败和失败扩大化，这也是为什么王化贞战败而熊廷弼传首九边的原因。
因此，天启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使朝政走上正轨。
在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党争最终以“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的惨烈景像收场。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内确有正人君子，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内也不乏营营苟苟之人，整日致力于人事斗争。
一方面应该看到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是非法的，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人势力很大，遍布于三法司，通过正常的司法渠道不足以彻底查办东林党人，铲除东林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使用诏狱和中旨。
一方面要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骨干分子常以在野之身影响朝政，除了肉体上消灭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一方面要看到魏忠贤有泄私愤的成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天启才是东林命运的决定因素。
一方面应该同情当事人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应该明白，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一定要忠公体国，切不可结党营私，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以何种理由，打着何种旗号，结党都是一个最不好的现象。
从处理东林党的决心和手段上看，天启比万历更铁血，由此可见天启并不是一个只会玩弄木工的昏君，而是一个铁腕的君主。
东林党，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政治集团，几经起落，最终归于覆灭，只留功罪，后人评说。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魏忠贤“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己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就不能自辞其咎。”
这个说法，委婉、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这段晦涩历史的最后鉴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