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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担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也从来不担尿桶，在自己的脚当头戳了一个墙洞，一根竹槽从屋里接出去，有尿就往槽里射。他认为这样也比担尿桶科学，水势就低，所谓堵塞不如开导。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去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
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里的杆子，一个比一个科学，那里都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金刚们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嬉嬉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儿，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
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样板戏”是一个糟糕的词，但一个在样板戏曲声中获得了爱情或青春记忆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可能会激动不已豪情澎湃。“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对这些词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诋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茹饭（春天的用法）
春天到了，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语言变化的季节。罗伯的一个远方侄儿来山里挑炭，已经走到罗伯家门口，被主人顺口问了一句：“茹饭了？”
“茹饭”就是吃饭，古人“茹毛饮血”就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茹”字。见面问一问对方茹了没有，是马桥人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嘴里的铺张浪费，一般来说，是一句不可当真的世故。
同样不可当真的回答应该是：“茹了。”——尤其在眼下的春天，在青黄不接家家吃浆之际，在多数人都饿得成天脚跟发软膝盖发凉之际。
没料到侄儿有点呆气，硬邦邦回了一句“没茹”，使罗伯一时手足无措，吃了一惊。他问：“真的没茹？”后生说：“真的没茹。”罗伯眨眨眼：“你这个人就是，茹了就茹了，没茹就没茹，到底茹了没有？”后生被逼出一脸苦相：“真的没茹呵。”罗伯有点生气：“我晓得你，从来不讲老实话。茹了说没茹，没茹呢说茹了，搞什么鬼么！你要是真的没有茹，我就去煮，柴是现成的，米是现成的，一把火就成了。要不，到人家那里借一碗也便当得很，你讲什么客气呢？”后生被这一番话说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自己刚才客气在何处，很惭愧地冒出了汗珠：“我……我真的……”
罗伯气势汹汹地说：“你呀你，都要收婆娘了，说句话还是琐琐碎碎，不别脱，不砍切，有什么不好说的？到了这里，到了家里一样。又不是外人。茹了就是茹了，没茹就是没茹。”
后生已无招架之功，被逼无奈，只好很不情愿地吞吞吐吐：“我……茹……”
罗伯激动地一拍大腿：“我晓得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还不是？你是诳我。我都快满花甲了，你在我面前还没有一句老实话。作孽呵。坐吧。”
他指了指门槛边的一张凳子。
侄儿低着头没敢坐，喝了一碗冷水，担着木炭走了。罗伯要他歇一阵再走，侄儿低声说再歇就晚了。
罗伯说你的草鞋烂了，换一双去。
侄儿说新草鞋打脚，不换了。
不久，侄儿过罗江时下河洗澡，不慎淹死。罗伯自己没有后代，与远方的一个兄弟共着这一线香火。大概是他兄弟夫妇怕他伤心，怕他责怪，对他也瞒着，只说是他侄儿招工到城里去了，走时太匆忙，来不及向他辞行。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罗伯还时不时笑眯眯提到他的侄儿。别人要找他借一根圆木，他就说，木头要留给侄儿打床铺收婆娘的，如今侄儿是吃国家粮的了，城里样样都讲究样式，他这张新床还得请街上的木匠来打。人家卖给他一只山鸡，他笑眯眯地说，这个好，他要烧把烟子薰起来，留着等他侄儿来了再吃。
日子久了，耳风徐徐传遍马桥，人们都知道他的侄儿已经夭折，也怀疑罗伯是否真正还蒙在鼓里。听到他提起他侄儿，忍不住朝他多看一眼。他似乎也从人们的目光里觉到了什么，有不易察觉的短瞬一顿，想做什么却突然忘了般的惶惶。
人们越是等待着他改口，他反而越有坚持下去的顽强，甚至不能容忍旁人把他的侄儿当做忌讳，小心地回避。看到人家的娃崽，他有时会突然主动冒出一句：“有小不愁大。我那个侄，看着看着他玩鸡屎，一眨眼不就当国家工人去了呵？”
“是呵是呵……”旁人含糊其辞。
罗伯要求很高，不能容忍这种含糊，必须进一步强调他的侄儿：“猪嬲的，也没有看见他写个信来。你们说养崽有什么用？未必就真的那样忙？鬼才信哩。城里我不是没去过，忙什么忙？一天到晚就是耍。”
旁人还是不会接话，偷偷地交换一下眼色而已。
他抹一把脸：“做好事，我也不要他回来看。看什么？有肉我一个人不晓得吃？有棉我一个人不晓得穿？”
他把侄儿谈够了，把伯父的架子摆够了，把伯父的幸福和烦恼体会够了，这才背着双手，低下头走向他的茅屋。他的背脊想必是难以承受人们太多怀疑的目光，一眨眼就驼了下去。
栀子花，茉莉花
*雨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关于天气）
*吃饱了，吃饱了，还想吃一碗就是。（关于吃饭）
*我看汽车是不会来了，你最好还是等着。（关于等车）
*报上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一句都看不懂。（关于读报）
*他人是个老实人，就是不说老实话。（关于仲琪）
……
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一类模棱两可的话：暧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这种让人着急的方式，就是马桥人所说的“栀子花，茉莉花”。我发现，一般说来，马桥人对此不大着急，甚至一点也不怪异。他们似乎很乐意把话说得不大像话，不大合乎逻辑。他们似乎不习惯非此即彼的规则，有时不得已要把话说明白一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很吃力的苦差，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勉为其难的迁就。我不得不怀疑，从根本上说，他们常常更觉得含糊其辞就是他们的准确。
因为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马仲琪是怎么死的。总结马桥人的意思：仲琪有是有点贪心，又没怎么贪心；一直思想很进步，就是鬼名堂多一些；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只是运气不好；婆娘的一身病明明是治得好的，可惜找不到对路的药；走到哪里都是个干部的样，就是没有个当干部的相；新屋倒是建了一栋，建了又不是自己的；黄老五对他最好，没帮过什么忙就是；是个有面子的人，没有什么话份；说他偷东西实在冤枉，他不过是没给钱就拖走了屠房里一块肉；黄藤是他自己吃的，说他自杀根本不符合事实……听了这些话，我明白了么？没有明白么？
我大体知道，仲琪守着一个卧床久病的婆娘，膝下没有儿女，日子越过越艰难，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了。重阳节前夕他忍不住在屠房偷了一块肉，被当众抓获，写检讨书贴在墙上。大概觉得无脸做人，他第二天就喝了黄藤水。事情就这么简单。简单的事情不能被马桥人说得清清楚楚，在一种“栀子花，茉莉花”的方式中变得越来越暧昧，只能证明马桥人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或者说不愿接受这样简单的事实。也许，他们觉得在事实的每一个环节之外，还有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实，他们的很多话都被那些隐形的事实搅乱、破坏和分解，只能变得牛头不合马嘴。
仲琪一辈子用水笔批下了数不胜数的“同意”，最后一个“同意”是习惯性地批在自己偷肉的检讨书上，张贴墙头公之于众。在检讨中，他骂自己是贼，是无廉耻的家伙，是愧对党和政府也愧对先人的反动分子。有些话写得过头，可使人想见他当时惶恐的程度。其实，他一生中知道太多别人的秘密，知道远远近近太多瞒天过海的恶行，但自己从来安分守己，非分的一根稻草都不敢取。他的本分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吗？没有。他被一批批他洞悉无余不以为然的人抛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发财，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紧巴，猪油罐子都没有什么腥味。他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呢？在我的想象中，他走进了屠房，掏着自己空空的衣袋，吸着火热逼人的节日气氛，终于决定从一块肉上开始自己的改变。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肉，只得到了众目睽睽千夫所指之下的无限耻辱。
那么他该怎么办？
他该继续他的本分，还是继续他的不本分？
如果他还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可能会有一时的踌躇。我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暗暗感到，一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挡地向我袭来。
挂栏
马桥的牛都有各自的名字。人们对牛还有很多说法，比如牛中间有“懂”牛，是指悟性好的牛；有“挂栏”的牛，是指养得亲的牛，不大容易被盗牛贼拐走。三毛虽然脾气丑一点，倒是一条挂栏的牛。
它死的两个多月前，两天没有见影子，队上派人四处寻找也一无所获，都以为它是找不回来了，被盗牛贼杀了或卖了。没料到第三天晚上，我正在志煌的屋里下棋，志煌解了手回头，说他的牛鞭在墙上跳，肯定是有事了，有事了。兴许是三毛回来了。我们还刚刚出门，就听见有三毛的叫声，看见牛栏房前有一团熟悉的黑影。
它正在用头角嘎嘎嘎地顶着栏木，想进栏里去。它鼻子上吊着半截牛绳，尾巴不知为何断了大半，浑身有很多血痕，须毛乱糟糟的，明显地瘦了下去。它想必是从盗牛贼那里逃出来以后在岭上钻来钻去，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背钉
现场捉拿奸夫是本义的主意。他从工地上回来，听到仲琪告密，得知自己的老婆与三耳朵私通，气得想杀人。他毕竟还有点脑子，不会不明白，这件事太丢人现眼，真要闹起来，扯上一个烂杆子三耳朵，算一回什么事？想来想去，只好关起门来拿婆娘出气。他把一杆洗衣的擂杵都打断了，打得贼婆子屁股肿了一圈，满地乱滚，鬼哭狼嚎，最后哆哆嗦嗦地答应一切。
她后来还知趣，照本义的计策行事，果然把三耳朵引入了圈套。当时三耳朵刚脱裤子，本义从帐后跳将出来，操着扁担乱扑，打得三耳朵发出的声音不是人声。但三耳朵很快也红了眼，气力还不算小。两个男人纠扯一团的时候，本义眼看顶不住，大叫狗婆娘上来帮忙。铁香不敢不从，急中生智之下，从背后一把抠住三耳朵胯下那家伙，抠得对方差点昏了过去。
本义这才腾出手来，扇了奸夫十几个耳光，扇得对方翻了白眼。一条麻索也早已准备好了，本义把三耳朵扎扎实实捆成个粽子。
本义只是没有想到，这事并没有完：第二年春上贼婆子突然失踪。他根本没朝三耳朵那一方想，觉得自己的女人再无血，也不会往粪坑里跳吧？即使是条骚母狗，也得到文化馆长或照相师傅那里去骚吧？得给自己老公留点面子吧？
村里人也大多没想到三耳朵，根本无法想象铁香这么个情种，会丢下一对还在读书的娃崽，跟上那样一个烂杆子。她就算是同三耳朵有一腿，也只是玩玩后生伢，哪会真的托付终身呢？人们只是猜测县文化馆的动静，还派人到县城里去打听。
本义觉得没脸做人，一连几天不理公事，关紧大门，在额头上贴了两块膏药，钻到床上睡觉。他暗暗起了杀心，不管这次在哪里找到这个狗婆，他情愿不当这个书记，也要一刀结果了这个sao货。
到第二年秋天，一个消息从江西那边传来，让人们大为吃惊。这个消息证实，铁香确实是私奔，而且是跟着三耳朵私奔的。前不久，一群流窜犯结伙在江西省的公路上打劫粮车，被部队和民兵追剿，打死了一个，抓了十几个。最后的两个很顽固，跑到山上东躲西藏，一直没法抓到。后来靠当地农民提供消息，搜山的民兵总算缩小包围圈，把他们逼进一个山洞。民兵团团围住洞口，喊了一阵话，没有听到回音，往里面丢手榴弹，才把他们炸死了。民兵后来发现，死的是一男一女，瘦得都只有七八十斤。女的挺着个大肚子，有几个月的身孕。人们在他们的衣包里发现了一颗公章，一个什么铜矿筹建委员会的。还有两份空白处方笺，几张备课专用纸，几只公函信封，信封上有这边的公社名。公安才通知这边派人去认尸。公社的何部长去了，从派出所留下的照片上认出了铁香和三耳朵血肉模糊的面孔。
何部长花了二十块钱，请当地两个农民把他们埋了。
按照马桥的老规矩，铁香不贞，三耳朵不义，两人犯了家规又犯了国法，再加上一条不忠，死后是必须“背钉”的。也就是说，他们死后必须在墓穴里伏面朝下，背上必须钉入铁钉九颗。伏面朝下，表示无脸见人的意思。背钉，则意味着他们将永远锁在阴间，不可能再转世投胎祸害他人。
马桥人没有得到这对男女的尸体，没法让他们背钉。一些老人们说起这事不免忧心忡忡，不知道他们还要闹出什么事来。
贵生
冬日的一天，志煌的儿子雄狮挂着鼻涕，同几个放牛娃崽玩到北坡上，挖一个蛇洞，想挖出一条冬眠的蛇烧了吃。他们挖出一个沉甸甸的锈铁疙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雄狮拿一把镰刀把它使劲地敲，说要把铁疙瘩后面的两片尾巴打出几把菜刀，给他娘拿到街上去卖钱。
他敲出轰然一声巨响，把远处几个正在寻找蛇洞的娃崽震得离地尺多高，手脚在空中无所抓拿。他们摔痛了，回过头来，奇怪雄狮不知为什么不见了，只有纷纷扬扬的草叶和泥土，还有一些冰凉的雨点，从空中飘落下来。娃崽们发现那些雨点居然是红色的，怎么有点像血？
他们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还以为雄狮藏起来了，使劲地喊了一阵，没听见回答。其中有一个捡到了一根血糊糊的肉指头，有点害怕，捡回去交给大人。
后来，公社里来了人，忙了一阵。县里也来人了，忙了一阵，才得出结论：那是日本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丢下的一颗炸弹，推迟了三十年的爆炸。也就是说，中日战争在马桥一直延续到了这一年，要了雄狮的命。
志煌家两夫妇痛不欲生。尤其是志煌，以前总以为老婆与万玉有一手，雄狮很可能是个野种，对这个儿子不大亲得起来。万玉死了以后，他发现万玉其实不是个什么男人，才疑结渐解，对雄狮多了些父亲的笑目。从岭上的岩场里回来，常常给儿子掏出一些野板栗什么的。他没有想到，从这一天起，没有一双小手来接过这些板栗了。雄狮不在家里，不在田里，不在溪边，不在岭上，不在岭那边的什么地方，不在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儿子变成了轰隆一声巨响，然后消散在永远的寂静之中。
雄狮脑袋特别大也特别圆，长出一身憨肉，眨巴眨巴的眼睛同他娘的一样明亮和漂亮，一瞟就瞟出女子的妩媚，让人联想到他母亲水水从前在戏台上的经历。人们见到他都忍不住要把他屁股或脸蛋抓捏一把，把妩媚争相搓揉。他讨厌这种干扰，除非给他好吃的，总是有点六亲不认，把外人敌意地打量。他眼珠一转，就能判断出你口袋里是否真有食物，你的笑脸是否值得他信任，或者是否需要暂时不动声色地等等看。他最痛恶长辈们的口头慈爱，把他烦急了，便一骂二踢三吐痰，最后一招就是冷不防的口咬。他一张狮口从咬**开始，咬遍天下。他在小学里的同桌，无论男女没有一个逃脱了他的牙齿。最后，连老师也不能幸免。
他用刀子割坏了桌沿，不愿向校长作检讨。“动不动就要检讨，真是惯死你们了!”
校长揪着他的耳朵去老师的住房，他反咬了校长一口，搂着裤子跳出老远，破口大骂。
“你这个畜生，老子打死你!”校长大怒。
“你现在打得赢我。等你老了撑着棍子走我屋门前过，我就要把你推到坎下去!”
他预告到很多年以后的胜利。
校长舞着扁担追出老远。
校长当然追不上，不一刻，雄狮这个肉球已经滚到对门岭上，在那里叉着腰继续骂：“李孝堂你这个死猪，你的毛鸟鸟出来了呵……”
他指名道姓骂校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摸清了这个名字。
当然，他不可能再读书了。旁人都说，志煌从来不管教他，才养出来这样一个祸害。哪是个学生？一条狗也要比他听话得多！
他后来经常到学校去看一看，远远地看同学们齐声朗读、做操或者扔球。要是原来的同学看见他，他就做骑马的样子，“冲呵——嗒嗒嘀——”一跃一跃地跑远，好像自己正玩得高兴，对学校里的一切不以为然。
一天，他在岭上与另外几个娃崽玩沙子，因为霸占了一个装沙子的烂套鞋，被其他伙伴忌恨。几个娃崽决心报复，便在村子的水井里拉了一堆屎，然后一齐栽赃，说是雄狮拉的，叫叫喊喊地到大人们出工的地方报告。大人们一听都很生气，水水的脸上也挂不住，红一块白一块，冲着雄狮大骂：“你一天不闯几个祸就皮发烧是不是？”
“我……没有。”
“你还犟嘴！人家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人家不是瞎子，眼睛夹的不是豆豉。”
“我没有。”
“没有水吃了，你去挑？各家各户的水都由你去挑，到江里去挑！”
“我没有!”
“你还不老实？”水水甩出响亮的一耳光。雄狮晃了晃，脸上顿时出现红红的几个手指印。
眼看着水水还要动手，周围的几个妇人出来劝说，算啦算啦，娃崽们不懂事，总是这样的，打是要打几下，也莫打太狠了……这些劝说反而激发了水水的恼怒，反而成了一种压力，水水不更加义愤不更加凶狠些就没法与大家区别了，就不值得大家规劝了，事情就没有个像样的结局了。她必须挽起袖子才能对得起这种压力。啪，啪，又是两记耳光声爆出来，不像是从人脸上发出来的声音，倒像是从破木桶上发出的声音。
雄狮咬紧嘴唇，盯住母亲。眼里有泪光浮动，终于没有流出来，停了停，反而渐渐地消退。
这一天，他晚上没有回家，接下去的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没有回家。志煌和水水两口子到岭上满处找，村里的人也帮着找，直到大家都差不多绝望了，张家坊一个采药的老人才在岭上一个洞里找到雄狮。他睡在一个茅草窝里，已经形同野人，脸上除了两只间或一闪的眼睛，全是泥污，身上的衣服破碎成一条条的烂布。整整十一天，他就是靠野果子、草叶以及树皮为生，以致后来他被人们接回家里，水水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只吃了一口就做出龇牙咧嘴的奇怪模样，不再吃了，跑到外面坐在树下，直愣愣地看着大家，顺手揪下旁边的草叶往嘴里塞。周围的人大惊，放着煮鸡蛋不吃反而吃草，这不变了个畜生么？
大概是因为有过这一段经历，雄狮在轰隆一声巨响中消失之后，水水神思恍惚，好一段时间里不能相信儿子已经没有了。她还是往山上跑，在岭上声嘶力竭喊儿子的名字——以为他还藏在哪一个山洞里。直到人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把一直没有给她看的一个指头，小半只脚，还有两碗碎骨肉屑向她展示，她才眼球可怕地暴突，晕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有妇人对她说：“你要往宽处想，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往宽处想了。你雄狮走得早一点也好，不是活了个贵生么？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天天都是耍，刚刚耍得差不多了就走了，一无病二不痛，是他的福气咧。你还想以后他遭孽呵？”
“贵生”是指男子十八岁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满生”，指男子三十六岁和女子三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活过了这一段就是活满了，再往后就是“贱生”了，不值价了。从这个道理来看，当然是死得早一点好，死得早一点才贵。
雄狮的父母没有理由悲痛。
村里的妇人们围在水水的床头，一个比一个更声情并茂。水水呵，你雄狮活一世也没饿过饭，几多好哩。你雄狮活一世也没有受过冻，几多好哩。你雄狮没看见爹死，没看见娘死，没走在兄弟姊妹的后面，不伤心不伤意，几多好哩。老天要是让他再活，也就要收婆娘了，要单门独户过日子了，今天同兄弟争个坛子，明天同姊妹争个碗，有时候还要同爹娘红起颈根吵一场，有什么意思？伏天里打禾，你不是没有看见过，上面日头烤，下面热水蒸，一天两头都是走黑路，一早上下到田里，是禾是草还要靠手摸。腊月里修水利，你也不是没有看见过，肩上磨得皮肉翻，打起赤脚往冰碴子上踩，冻得尿都屙在裤裆里。有什么好呢？你雄狮这一走，一点苦都没轮上，甘蔗咬了一头甜的，骨头啃了一头有肉的，一声喊去了，面前还有爹疼，有娘疼，有这么多叔子伯子热热闹闹送，真真是值得——你要往宽处想呵。
她们又说起上村的一个老倌子，五保户，儿女都在前头走了，现在一个人活得同狗一样，跛着个腿，连口水都不得进屋，遭尽了孽。水姑娘你想想看，要是你雄狮命长，活个贱生，你不是害了他？
她们一致认为，人都应该早死，她们现在死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雄狮死了个好时候，只有他有这份福气。
水水总算不再哭了。
贱
老人家互相见了，总要问候一句：“你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你的身体还好不好。打听老人的情况也常用这个词，比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在马桥的语言里，老年是贱生，越长寿就是越贱。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点，活得眼瞎了，耳聋了，牙光了，神没了，下不了床了，认不出人了，活着总还是活着。
大概是出于一些好心人的意愿，“贱”的这种用法很少见诸文字。记录方言的时候，“贱”多是转换成了谐音的“健”。健不健，倒也文通字顺，成了一句平常问语，淡去了人生的严厉色彩。
照这种说法，马桥最贱的是一个五保户，跛子，叫梓生爹。到底活过多少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活得儿子死了，孙子死了，曾孙子都夭折了，他还一跛一跛地活着。他活得有些着急，下定决心去上吊，绳子断了；下定决心去投塘，跳下去才发现塘里的水不够深。有一天晚上，他去志煌家借个碗，水水举着油灯开门，首先看见老人一张脸，细一看，还发现老人身后有两只发亮的圆球，像两盏灯。她有些奇怪，把油灯举得更高一些，这才一身发软：哪里是两盏灯？原来是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在梓生爹身后呼呼呼地喘气，耸起的背脊在黑暗中隐隐游动。
是一只老虫！——两盏灯呵呵呀是老虫的眼睛！
水水不记得自己叫喊了没有，只记得一把将老人拉进门，然后紧紧地把门堵住，插上木闩，加上两把锄头顶住。
她吐匀气之后，从窗子里偷偷朝外看时，地坪里已经空空的了，只有淡淡的月光在悬浮。两盏灯已经走了。
后来的日子里，老虫再也没有出现过，大概只是在马桥偶尔过一下路而已。梓生爹对此事没有丝毫庆幸，倒有满心的悲哀。他说：“你们看我活得贱不贱？连老虫都嫌我没有肉，跟了一路都懒得下嘴。你说说这号人还活着做什么呢？”
荆界瓜
说起荆街，很多马桥人不知道，马桥附近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尤其是年轻后生们。
荆街已经消失多年了。从县城出东门三华里路再渡罗水，见一片平畴，种棉花或红薯，靠北的一面地势略略升高，上面有一些乱石荒草，还搭了一两个守夜人的草棚子。再靠近看，很可能看到深草里的牛粪或者野鸡窝，或者一只破草鞋。这就是荆街，现在被人们写成“荆界”、“井界”，或者“荆界围子”。后生们很难知道这里原来也是“街”，居然有百多户人家的热热闹闹，有远近闻名的一大赫然孔庙。
荆街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字，已经荒芜。
荆街只是在关于马文杰的故事里才得以沿用，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地名。即使如此，它也不过是在一部分人那里，将不可避免的荒芜向后推延几十年而已。当年的“规劝犯”暴动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五十多个“规劝会”的投诚杆匪头目，在集中学习的最后阶段，奉命参加劳动，挖一口水塘。他们挖的挖，担的担，大汗淋漓忙了三天，刚刚把水塘挖出个样子，隐在屋顶上的机枪突然咚咚咚地响了——一种乍听起来十分陌生的声音，十分遥远的声音。弹雨卷起一道旋风，呼啸而来。没有感觉到子弹穿过肉体，但身后的泥坡尘雾飞扬，沙粒四溅，明明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肉体的那一边爆响同时又在他们肉体的这一边绽开一连串尘雾的花朵。他们也许开始明白，金属是怎么回事，速度是怎么回事，金属的子弹穿过肉体是一个多么顺畅多么迅速以及多么难以察觉的瞬间。最后，他们陆续倒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
直到一九八二年以后，直到“规劝会暴乱”被政府宣布为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错案，人们才闪闪烁烁说起这一幕情形，才重新提到荆街这个陌生的名字。有些老人说，从那一阵枪声以后，荆街就闹鬼，一家一家的房子总是莫名其妙地着火，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烧了七家。那里的娃崽生下来也多呆子，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呆了三个。风水先生说，那里有官鬼发动，塘里的活鱼都无法挡煞了，当然不得不烧掉一些房子。至于“官”鬼是指官祸，还是谐音棺，指亡人阴魂不散，风水先生含糊了一句，在场人没听个确切。有人立即在屋里屋外到处开挖，掘地数尺，把地下一切可疑为腐烂棺木的木质残物全部清除干净。他们还挖出一口新塘，下了几千尾鱼苗，一心增强水势，以水克火。奇怪的是，鱼在这个塘里就是养不活，不到一个月全部翻了白。最后，街东头的一家伞匠铺还是发了火灾，人们便渐渐失去了对消防工作的信心，只好陆续迁往别处，尤其是迁往黄湾一带。
到五十年代末，荆街完全散发了，成了一片荒地，连水井也塌了，孑孓丛生。
那里倒成了一片好地，据说很肥，特别肯长棉花和红薯，出产的一种香瓜也十分甜美，很快就有了名气。县城里的小贩有时为了招揽顾客，就特别强调地吆喝：“买呵买呵，荆界围子的荆界瓜呵——”
有人把这种瓜写成“金界瓜”，写在瓜果摊的招牌上。
结草箍
复查读过高中，是远近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不但是个好会计，又吹得笛子，拉得胡琴，对老人恭敬有礼，办起事来细心周到，细白脸皮走到哪里都是女子们注意的目标。他对此视而不见，目光从不胡乱放置，总是从正前方向平直前伸，投向一些较为可靠安全的对象，一个比较道德的范围，比如田土和老人的面孔。对女子们的叽叽喳喳的作姿作态，对她们羞涩或惊讶的用意，他是不知道呢还是装作不知道？人们琢磨不透。
有些女子看见他来了，故意把秧插得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看他管不管。他是干部，当然要管，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公事公办地说一句“把秧插好”之类的话，一步都没停留就走了。另一个女子，见他来了，故意摔一跤，肩上的一篓茶叶泼洒了一地，哎哟哎哟地喊痛，看他来不来帮一下。他是干部，当然来帮，但脸上还是平静如常，帮着把茶叶拢回篓子里，挎上肩朝前面先走了。
他不觉得有个人还坐在地上，还在擦眼泪，这个事情比茶叶更重要一些。他光说一句“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是远远不够的。他也不觉得女子们多了一些花花的衣服，多了一些插在头上的桂花或桃花，就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一双眼睛顶在额头上，有什么了不起呢？”女子们对他没心没肺的高傲越来越无法容忍，越来越义愤填膺。当附近几个找复查娘提亲的人都遭到断然回绝之后，这种义愤渐渐有了集体性质，从马桥蔓延到四乡，成了远近众多待嫁女子的共同话题。她们在赶场的时候相见，在公社开什么群众大会时相见，免不了要凑在一堆，同仇敌忾诋毁那个人的笛子，那个人的胡琴，那个人的白脸皮。她们说马桥已经出了个红花爹爹罗伯，只怕又要出一个红花爹爹二世，对不起，说不定要出个阉倌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一番恶毒十分开心，笑得流了眼泪。
她们也许没有那么愤怒。但她们的感情总是在集体中得到放大，女子们一旦成了堆，事情就不一样了。细胞和神经不大管得住，不痛也痛，不痒也痒，不高兴也高兴，不愤怒也愤怒，凡事不闹过头是不行的。
最后，她们中间的十多个人偷偷结草为誓，相约谁都不准嫁给那个人，哪个没有做到，变猪变狗，天诛地灭。
这叫做结草箍。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复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草箍，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针对他的神圣形式。他并没有攀上什么龙王女和玉皇妹，最后收下的一个婆娘，头发都梳不整齐，腰圆如水桶。这个水桶成了女子党长达十多年坚守誓约团结抗敌的乏味结局。当然，她们现在早已纷纷离家，做了他人妇。其中有三位本来不是没有另外选择的，媒婆先后上过她们的家，表示过复查娘的意思，也是复查的意思。但她们有约在先，结过草箍的，不能做不义之人愧对各位姐妹。她们怀着一种对往日言辞的忠诚，一种报复的快感，一种公而忘私的激情，断然决然地摇了摇头。
在我看来，誓约如同嘴煞，也是语言的暴政。上述三个女子中的一位，即张家坊的秋贤，就是在这种暴政强制之下嫁给了一个兽医。不能说这种强制有什么太大的恶果。她学会了裁缝，家境也还算富裕，只是夫妻性子有点不太合得来。如此而已。
一天，天快下雨了，她做完上门生意骑着脚踏车回家，说不出哪点不乐意，不想回家了，决定去她一个伯伯家。她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汉子正在打娃崽，胸口怦然一跳，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的白头发，这么多的抬头纹，这么乱糟糟的裤脚一只高一只低，居然是以前的复查。如果不是这半老头子对她怯怯地点了点头，她一定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复查哥……”她觉得这三个字已经生疏。
“秋贤呵……”对方一脸苦笑，“你看这家伙讨不讨厌，就要下雨了，他偏偏不肯走。”
“科科，坐我的车么？”秋贤的目光投向娃崽。
娃崽对女人和脚踏车眼睛发亮。
“不坐，同小叔说，不坐车，不耽误她的事。”
“不打紧，我反正要经过马桥。”
娃崽看看父亲，又看看女人，一溜烟爬起来，十分内行地坐上脚踏车的前杠。
复查手足无措，大概上前来抢夺有些不便，只是远远地跺脚：“下不下来？下不下来？你讨打呵？”
“科科，同你爹说，不碍事的。”
“爹，不碍事的。”
“问你爹，他来骑不？”
“爹，你来骑不？”
“不……我不会……”
“你要他坐上来。”
“爹，你也坐上来。”
“不行不行，你们先走吧……”
秋贤迟疑了一下，听到对面山上已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便把自己的一把雨伞回头塞给复查，跨上车朝前面先走了。娃崽在迎面而来的气流中很兴奋，一会儿发出赶马的声音，一会儿发出汽车的声音，碰到路边有娃崽看着，这些叫声便更加响亮。
“科科，你爹……对你娘……好不好？”
“好。冲呵——”
“他们吵架不？”
“不，不吵。”
“真的不吵？”
“我娘说，我爹脾气好，吵不起来，没有一点味。”
“一次也没吵过？”
“没有。”
“我不信。”
“真的没有……”
“你娘的命真是……好。”
秋贤的语气中透出失望。
默了一阵，她又问：“你……喜欢你娘么？”
“喜欢呵。”
“你喜欢她什么？”
“她给我做粑粑吃。”
“还有呢？”
“还有……我不做作业，复查要打我，她就来骂复查。”他一到痛恨的时候，就对父亲直呼其名。
“你娘给你买过游戏机没有？”
“没有。”
“也没带你到城里看过火车吧？”
“没有。”
“你娘会不会骑单车？”
“不……”
“太可惜了，是不是？”秋贤简直有点兴高采烈。
“不可惜。我不要她骑单车。”
“为什么？”
“骑单车会摔跤。桂香她娘骑单车，差点被拖拉机轧死了。”
“你好坏，就不怕小叔骑单车也摔跤？”
“你摔跤，闲话。”
闲话是不要紧的意思。
秋贤紧紧地问：“为什么闲话？”
“你……不是我娘么。嘀嘀嘀——”娃崽又看见了一个下坡，快活地发出了加速的信号。
秋贤一愣，突然觉得眼里有些湿润地一旋，差点就要涌出眼眶。她咬紧牙，把车子朝前面蹬过去。幸好，一场秋雨已经落下来了。
狠
马桥的“狠”，是能干，本领、技艺高超的意思。问题在于，“狠”同时也意味着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我说过，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在马桥的时候，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画格子，也不要描底稿，爬上梯子挥手就写，一眨眼便成，常常发出啧啧赞叹：
“这个下放崽好狠。”
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有多少指责。
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是“狠”，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能够潜水堵住水库涵管也是“狠”，至于夷边工厂里造出了机器造出了农药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那当然更是工人们的聪明，也是工人们的“狠”。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切知识技能，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恶狠狠的位置。
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掌握着知识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害的可能。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从天上给他们丢下炸弹的日本飞机；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总是号召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他们的自留地和自留山。他们怎么能不担心，以后遇到的其他强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狠”字用得有什么错呢？
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
在四川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凶”，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好凶呵。”
在北方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邪”，同样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邪门儿。”
已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厉害”，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也是褒中寓贬、喜中伏忧的一例。“厉”有剧烈和严峻之义，“害”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湘语中有“厉害码子”一词，就是指本领高强但处处占个便宜的人，即凶邪之人。
由此看来，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知识技能总是与恶事（狠、凶、邪、害等等）互为表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甚至早就强调“圣盗同源”，对一切知识技能表示忧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见《庄子?胠篋》）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技能，盗国者才得以铲除；只有捣毁了珠宝，盗财者才难以滋生；只有砸掉了符印，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只有折断了秤具，人们才不会计较和争夺；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庄子的警示，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成为一线遥远的绝响，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
但是在中国语言遗产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很多方言里，它仍然悄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
神
马桥人认为漂亮女人有一种气味，一种芬芳但是有害的气味。本义的婆娘铁香从长乐街嫁到马桥来，就带来了这种气味。刚来两个多月，马桥的黄花就全死了。看着一枝枝金光灿烂的黄花，摘到篮子里还没提到家，就化成了一泡黑水，拈都拈不起来。老人们说，马桥人后来再也不种黄花，只能种一些模样丑陋的瓜果，茄子、苦瓜、南瓜、核桃什么的，就是这个原因。
铁香的气味也使六畜躁动不安。复查家的一条狗，自从看见铁香以后就变了一条疯狗，只得用枪打死。仲琪原来有一头脚猪，也就是种猪，自从铁香来了以后就怎么也不上架了，只得阉了它以后杀肉。还有一些人家的鸡瘟了，鸭瘟了，主人都怪铁香没有做好事。最后，连志煌手里叫三毛的那头牛，也朝铁香发过野，吓得她哇哇哇大叫。要不是煌宝眼明手快把畜生的鼻绳拉住，她就可能被顶到坡下去了。
妇人们对铁香一直有些不以为然，只是碍着本义当书记的面子，不好怎么发作。其中也有些人不大甘休，看见铁香来了，有心没心找一些话头来刺她。她们大谈自己来马桥夫家拜堂放锅时的排场和讲究，历历如数家珍。无非是大舅子抬嫁妆，二舅子吹喇叭，三舅子放手铳，四舅子举红伞，诸如此类的夸张。杭州的丝绣有好多，东洋的褂子有好多，手腕上的镯子如何大，耳朵上的环子又如何亮，她们说得不厌其烦。
铁香一听到这些，脸色发白。
有一次，一个婆娘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呀，你们都是这样的好命，这样体面，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当初放到这个鬼地方来，只夹了一把伞，除了褂子就是一坨肉!”
众人笑。
这个婆娘显然是揭铁香当初的穷。铁香忍不住，匆匆跑回家去捶枕头捶被子哭了一场。
铁香其实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家里曾经有保姆和仆人，做菜离不开酱油、茴香和香油，也能区分什么是饼干，什么是蛋糕，不像其他马桥人那样，统统称之为“糖”。只是她到马桥的时候，父亲作为“乞丐富农”（参见词条“乞丐富农”）死在牢里，家道已经败落。她确实是只夹了一把伞，匆匆跨进了本义家的门槛。
当时她十六岁，抹了点胭脂，挺着一个大肚子，大汗淋淋地独身闯到马桥，问这里谁是党。人们很奇怪地打量着她，在她一再追问之下，才说了两个名字。她又问这些党中间谁还是单身。人们就说出了本义。她问清了本义的住处，一直走到那间茅屋里，粗粗打量了一下房子和人：
“你就是马本义？”
“呵。”
“你是共产党？”
“呵。”
“你要收亲么？”
“么事？”本义正在铡猪食，没听清。
“我是问，你要不要婆娘？”
“婆娘？”
她长长出了一口气，放下了随身带来的伞。“我还不算丑吧？也能生娃崽，这你看见了。你要是还满意，我就……”
“呵？”
“我就那样了。”
“你是说哪样了？”本义还没听懂。
铁香脚一跺：“就给你了。”
“给我什么？”
铁香扭头望着门上：“跟你睡觉！”
本义吓了一跳，舌头僵直得搅不出一句话来。“你你你你是哪里来的神婆子……娘哎娘，我的箩筐呢？”
他逃进里屋。铁香追上去问：“你有什么不满意呢？你看我这脸，你看我这手、这脚，样样都是全的。跟你说实话吧，我还有点私房钱。你放心，这肚子里是个读书人的种，你要，就要。不要，就做下来。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生得娃崽，我身子好……”
还没说完，听见有人溜出后门的声音。
“你找到我这样的，算是你前世积了阴德呢——”铁香气得脚一跺，不一会哭出了嚎啕的劲头。
后来，本义拜托同锅兄弟本仁，打发这个神婆子走路。本仁上门时，发现女子已经在铡猪草了，擦擦手起身让座，找吊壶烧茶，倒也看得顺眼。看见女子屁股圆大腿粗确实是个能下崽的模样，嘴里含含糊糊，送客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他后来对本义说：“神是神一点，身体还好。你不要，我就要了。”
这一天，铁香就住在本义家，没有回去。
事情就这么简单，本义没请媒人没费聘礼，捡了个便宜。铁香也一了心愿，用她后来的话来说，她当时受不了政府的管制和四个母亲成天的哭哭泣泣，受不了邻居一个小染匠天天的威胁纠缠，一横心，只打了一把伞出门，发誓要找个共产党做靠山。她居然一举获胜，几天之后果真领了个复员革命军人兼党支部书记回娘家，让左邻右舍刮目相看，干部们看看本义胸前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对她家也客气了几分... -->>
科学▲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担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也从来不担尿桶，在自己的脚当头戳了一个墙洞，一根竹槽从屋里接出去，有尿就往槽里射。他认为这样也比担尿桶科学，水势就低，所谓堵塞不如开导。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去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
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里的杆子，一个比一个科学，那里都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金刚们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嬉嬉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儿，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
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样板戏”是一个糟糕的词，但一个在样板戏曲声中获得了爱情或青春记忆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可能会激动不已豪情澎湃。“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对这些词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诋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茹饭（春天的用法）
春天到了，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语言变化的季节。罗伯的一个远方侄儿来山里挑炭，已经走到罗伯家门口，被主人顺口问了一句：“茹饭了？”
“茹饭”就是吃饭，古人“茹毛饮血”就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茹”字。见面问一问对方茹了没有，是马桥人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嘴里的铺张浪费，一般来说，是一句不可当真的世故。
同样不可当真的回答应该是：“茹了。”——尤其在眼下的春天，在青黄不接家家吃浆之际，在多数人都饿得成天脚跟发软膝盖发凉之际。
没料到侄儿有点呆气，硬邦邦回了一句“没茹”，使罗伯一时手足无措，吃了一惊。他问：“真的没茹？”后生说：“真的没茹。”罗伯眨眨眼：“你这个人就是，茹了就茹了，没茹就没茹，到底茹了没有？”后生被逼出一脸苦相：“真的没茹呵。”罗伯有点生气：“我晓得你，从来不讲老实话。茹了说没茹，没茹呢说茹了，搞什么鬼么！你要是真的没有茹，我就去煮，柴是现成的，米是现成的，一把火就成了。要不，到人家那里借一碗也便当得很，你讲什么客气呢？”后生被这一番话说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自己刚才客气在何处，很惭愧地冒出了汗珠：“我……我真的……”
罗伯气势汹汹地说：“你呀你，都要收婆娘了，说句话还是琐琐碎碎，不别脱，不砍切，有什么不好说的？到了这里，到了家里一样。又不是外人。茹了就是茹了，没茹就是没茹。”
后生已无招架之功，被逼无奈，只好很不情愿地吞吞吐吐：“我……茹……”
罗伯激动地一拍大腿：“我晓得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还不是？你是诳我。我都快满花甲了，你在我面前还没有一句老实话。作孽呵。坐吧。”
他指了指门槛边的一张凳子。
侄儿低着头没敢坐，喝了一碗冷水，担着木炭走了。罗伯要他歇一阵再走，侄儿低声说再歇就晚了。
罗伯说你的草鞋烂了，换一双去。
侄儿说新草鞋打脚，不换了。
不久，侄儿过罗江时下河洗澡，不慎淹死。罗伯自己没有后代，与远方的一个兄弟共着这一线香火。大概是他兄弟夫妇怕他伤心，怕他责怪，对他也瞒着，只说是他侄儿招工到城里去了，走时太匆忙，来不及向他辞行。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罗伯还时不时笑眯眯提到他的侄儿。别人要找他借一根圆木，他就说，木头要留给侄儿打床铺收婆娘的，如今侄儿是吃国家粮的了，城里样样都讲究样式，他这张新床还得请街上的木匠来打。人家卖给他一只山鸡，他笑眯眯地说，这个好，他要烧把烟子薰起来，留着等他侄儿来了再吃。
日子久了，耳风徐徐传遍马桥，人们都知道他的侄儿已经夭折，也怀疑罗伯是否真正还蒙在鼓里。听到他提起他侄儿，忍不住朝他多看一眼。他似乎也从人们的目光里觉到了什么，有不易察觉的短瞬一顿，想做什么却突然忘了般的惶惶。
人们越是等待着他改口，他反而越有坚持下去的顽强，甚至不能容忍旁人把他的侄儿当做忌讳，小心地回避。看到人家的娃崽，他有时会突然主动冒出一句：“有小不愁大。我那个侄，看着看着他玩鸡屎，一眨眼不就当国家工人去了呵？”
“是呵是呵……”旁人含糊其辞。
罗伯要求很高，不能容忍这种含糊，必须进一步强调他的侄儿：“猪嬲的，也没有看见他写个信来。你们说养崽有什么用？未必就真的那样忙？鬼才信哩。城里我不是没去过，忙什么忙？一天到晚就是耍。”
旁人还是不会接话，偷偷地交换一下眼色而已。
他抹一把脸：“做好事，我也不要他回来看。看什么？有肉我一个人不晓得吃？有棉我一个人不晓得穿？”
他把侄儿谈够了，把伯父的架子摆够了，把伯父的幸福和烦恼体会够了，这才背着双手，低下头走向他的茅屋。他的背脊想必是难以承受人们太多怀疑的目光，一眨眼就驼了下去。
栀子花，茉莉花
*雨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关于天气）
*吃饱了，吃饱了，还想吃一碗就是。（关于吃饭）
*我看汽车是不会来了，你最好还是等着。（关于等车）
*报上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一句都看不懂。（关于读报）
*他人是个老实人，就是不说老实话。（关于仲琪）
……
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一类模棱两可的话：暧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这种让人着急的方式，就是马桥人所说的“栀子花，茉莉花”。我发现，一般说来，马桥人对此不大着急，甚至一点也不怪异。他们似乎很乐意把话说得不大像话，不大合乎逻辑。他们似乎不习惯非此即彼的规则，有时不得已要把话说明白一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很吃力的苦差，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勉为其难的迁就。我不得不怀疑，从根本上说，他们常常更觉得含糊其辞就是他们的准确。
因为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马仲琪是怎么死的。总结马桥人的意思：仲琪有是有点贪心，又没怎么贪心；一直思想很进步，就是鬼名堂多一些；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只是运气不好；婆娘的一身病明明是治得好的，可惜找不到对路的药；走到哪里都是个干部的样，就是没有个当干部的相；新屋倒是建了一栋，建了又不是自己的；黄老五对他最好，没帮过什么忙就是；是个有面子的人，没有什么话份；说他偷东西实在冤枉，他不过是没给钱就拖走了屠房里一块肉；黄藤是他自己吃的，说他自杀根本不符合事实……听了这些话，我明白了么？没有明白么？
我大体知道，仲琪守着一个卧床久病的婆娘，膝下没有儿女，日子越过越艰难，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了。重阳节前夕他忍不住在屠房偷了一块肉，被当众抓获，写检讨书贴在墙上。大概觉得无脸做人，他第二天就喝了黄藤水。事情就这么简单。简单的事情不能被马桥人说得清清楚楚，在一种“栀子花，茉莉花”的方式中变得越来越暧昧，只能证明马桥人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或者说不愿接受这样简单的事实。也许，他们觉得在事实的每一个环节之外，还有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实，他们的很多话都被那些隐形的事实搅乱、破坏和分解，只能变得牛头不合马嘴。
仲琪一辈子用水笔批下了数不胜数的“同意”，最后一个“同意”是习惯性地批在自己偷肉的检讨书上，张贴墙头公之于众。在检讨中，他骂自己是贼，是无廉耻的家伙，是愧对党和政府也愧对先人的反动分子。有些话写得过头，可使人想见他当时惶恐的程度。其实，他一生中知道太多别人的秘密，知道远远近近太多瞒天过海的恶行，但自己从来安分守己，非分的一根稻草都不敢取。他的本分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吗？没有。他被一批批他洞悉无余不以为然的人抛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发财，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紧巴，猪油罐子都没有什么腥味。他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呢？在我的想象中，他走进了屠房，掏着自己空空的衣袋，吸着火热逼人的节日气氛，终于决定从一块肉上开始自己的改变。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肉，只得到了众目睽睽千夫所指之下的无限耻辱。
那么他该怎么办？
他该继续他的本分，还是继续他的不本分？
如果他还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可能会有一时的踌躇。我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暗暗感到，一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挡地向我袭来。
挂栏
马桥的牛都有各自的名字。人们对牛还有很多说法，比如牛中间有“懂”牛，是指悟性好的牛；有“挂栏”的牛，是指养得亲的牛，不大容易被盗牛贼拐走。三毛虽然脾气丑一点，倒是一条挂栏的牛。
它死的两个多月前，两天没有见影子，队上派人四处寻找也一无所获，都以为它是找不回来了，被盗牛贼杀了或卖了。没料到第三天晚上，我正在志煌的屋里下棋，志煌解了手回头，说他的牛鞭在墙上跳，肯定是有事了，有事了。兴许是三毛回来了。我们还刚刚出门，就听见有三毛的叫声，看见牛栏房前有一团熟悉的黑影。
它正在用头角嘎嘎嘎地顶着栏木，想进栏里去。它鼻子上吊着半截牛绳，尾巴不知为何断了大半，浑身有很多血痕，须毛乱糟糟的，明显地瘦了下去。它想必是从盗牛贼那里逃出来以后在岭上钻来钻去，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背钉
现场捉拿奸夫是本义的主意。他从工地上回来，听到仲琪告密，得知自己的老婆与三耳朵私通，气得想杀人。他毕竟还有点脑子，不会不明白，这件事太丢人现眼，真要闹起来，扯上一个烂杆子三耳朵，算一回什么事？想来想去，只好关起门来拿婆娘出气。他把一杆洗衣的擂杵都打断了，打得贼婆子屁股肿了一圈，满地乱滚，鬼哭狼嚎，最后哆哆嗦嗦地答应一切。
她后来还知趣，照本义的计策行事，果然把三耳朵引入了圈套。当时三耳朵刚脱裤子，本义从帐后跳将出来，操着扁担乱扑，打得三耳朵发出的声音不是人声。但三耳朵很快也红了眼，气力还不算小。两个男人纠扯一团的时候，本义眼看顶不住，大叫狗婆娘上来帮忙。铁香不敢不从，急中生智之下，从背后一把抠住三耳朵胯下那家伙，抠得对方差点昏了过去。
本义这才腾出手来，扇了奸夫十几个耳光，扇得对方翻了白眼。一条麻索也早已准备好了，本义把三耳朵扎扎实实捆成个粽子。
本义只是没有想到，这事并没有完：第二年春上贼婆子突然失踪。他根本没朝三耳朵那一方想，觉得自己的女人再无血，也不会往粪坑里跳吧？即使是条骚母狗，也得到文化馆长或照相师傅那里去骚吧？得给自己老公留点面子吧？
村里人也大多没想到三耳朵，根本无法想象铁香这么个情种，会丢下一对还在读书的娃崽，跟上那样一个烂杆子。她就算是同三耳朵有一腿，也只是玩玩后生伢，哪会真的托付终身呢？人们只是猜测县文化馆的动静，还派人到县城里去打听。
本义觉得没脸做人，一连几天不理公事，关紧大门，在额头上贴了两块膏药，钻到床上睡觉。他暗暗起了杀心，不管这次在哪里找到这个狗婆，他情愿不当这个书记，也要一刀结果了这个sao货。
到第二年秋天，一个消息从江西那边传来，让人们大为吃惊。这个消息证实，铁香确实是私奔，而且是跟着三耳朵私奔的。前不久，一群流窜犯结伙在江西省的公路上打劫粮车，被部队和民兵追剿，打死了一个，抓了十几个。最后的两个很顽固，跑到山上东躲西藏，一直没法抓到。后来靠当地农民提供消息，搜山的民兵总算缩小包围圈，把他们逼进一个山洞。民兵团团围住洞口，喊了一阵话，没有听到回音，往里面丢手榴弹，才把他们炸死了。民兵后来发现，死的是一男一女，瘦得都只有七八十斤。女的挺着个大肚子，有几个月的身孕。人们在他们的衣包里发现了一颗公章，一个什么铜矿筹建委员会的。还有两份空白处方笺，几张备课专用纸，几只公函信封，信封上有这边的公社名。公安才通知这边派人去认尸。公社的何部长去了，从派出所留下的照片上认出了铁香和三耳朵血肉模糊的面孔。
何部长花了二十块钱，请当地两个农民把他们埋了。
按照马桥的老规矩，铁香不贞，三耳朵不义，两人犯了家规又犯了国法，再加上一条不忠，死后是必须“背钉”的。也就是说，他们死后必须在墓穴里伏面朝下，背上必须钉入铁钉九颗。伏面朝下，表示无脸见人的意思。背钉，则意味着他们将永远锁在阴间，不可能再转世投胎祸害他人。
马桥人没有得到这对男女的尸体，没法让他们背钉。一些老人们说起这事不免忧心忡忡，不知道他们还要闹出什么事来。
贵生
冬日的一天，志煌的儿子雄狮挂着鼻涕，同几个放牛娃崽玩到北坡上，挖一个蛇洞，想挖出一条冬眠的蛇烧了吃。他们挖出一个沉甸甸的锈铁疙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雄狮拿一把镰刀把它使劲地敲，说要把铁疙瘩后面的两片尾巴打出几把菜刀，给他娘拿到街上去卖钱。
他敲出轰然一声巨响，把远处几个正在寻找蛇洞的娃崽震得离地尺多高，手脚在空中无所抓拿。他们摔痛了，回过头来，奇怪雄狮不知为什么不见了，只有纷纷扬扬的草叶和泥土，还有一些冰凉的雨点，从空中飘落下来。娃崽们发现那些雨点居然是红色的，怎么有点像血？
他们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还以为雄狮藏起来了，使劲地喊了一阵，没听见回答。其中有一个捡到了一根血糊糊的肉指头，有点害怕，捡回去交给大人。
后来，公社里来了人，忙了一阵。县里也来人了，忙了一阵，才得出结论：那是日本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丢下的一颗炸弹，推迟了三十年的爆炸。也就是说，中日战争在马桥一直延续到了这一年，要了雄狮的命。
志煌家两夫妇痛不欲生。尤其是志煌，以前总以为老婆与万玉有一手，雄狮很可能是个野种，对这个儿子不大亲得起来。万玉死了以后，他发现万玉其实不是个什么男人，才疑结渐解，对雄狮多了些父亲的笑目。从岭上的岩场里回来，常常给儿子掏出一些野板栗什么的。他没有想到，从这一天起，没有一双小手来接过这些板栗了。雄狮不在家里，不在田里，不在溪边，不在岭上，不在岭那边的什么地方，不在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儿子变成了轰隆一声巨响，然后消散在永远的寂静之中。
雄狮脑袋特别大也特别圆，长出一身憨肉，眨巴眨巴的眼睛同他娘的一样明亮和漂亮，一瞟就瞟出女子的妩媚，让人联想到他母亲水水从前在戏台上的经历。人们见到他都忍不住要把他屁股或脸蛋抓捏一把，把妩媚争相搓揉。他讨厌这种干扰，除非给他好吃的，总是有点六亲不认，把外人敌意地打量。他眼珠一转，就能判断出你口袋里是否真有食物，你的笑脸是否值得他信任，或者是否需要暂时不动声色地等等看。他最痛恶长辈们的口头慈爱，把他烦急了，便一骂二踢三吐痰，最后一招就是冷不防的口咬。他一张狮口从咬**开始，咬遍天下。他在小学里的同桌，无论男女没有一个逃脱了他的牙齿。最后，连老师也不能幸免。
他用刀子割坏了桌沿，不愿向校长作检讨。“动不动就要检讨，真是惯死你们了!”
校长揪着他的耳朵去老师的住房，他反咬了校长一口，搂着裤子跳出老远，破口大骂。
“你这个畜生，老子打死你!”校长大怒。
“你现在打得赢我。等你老了撑着棍子走我屋门前过，我就要把你推到坎下去!”
他预告到很多年以后的胜利。
校长舞着扁担追出老远。
校长当然追不上，不一刻，雄狮这个肉球已经滚到对门岭上，在那里叉着腰继续骂：“李孝堂你这个死猪，你的毛鸟鸟出来了呵……”
他指名道姓骂校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摸清了这个名字。
当然，他不可能再读书了。旁人都说，志煌从来不管教他，才养出来这样一个祸害。哪是个学生？一条狗也要比他听话得多！
他后来经常到学校去看一看，远远地看同学们齐声朗读、做操或者扔球。要是原来的同学看见他，他就做骑马的样子，“冲呵——嗒嗒嘀——”一跃一跃地跑远，好像自己正玩得高兴，对学校里的一切不以为然。
一天，他在岭上与另外几个娃崽玩沙子，因为霸占了一个装沙子的烂套鞋，被其他伙伴忌恨。几个娃崽决心报复，便在村子的水井里拉了一堆屎，然后一齐栽赃，说是雄狮拉的，叫叫喊喊地到大人们出工的地方报告。大人们一听都很生气，水水的脸上也挂不住，红一块白一块，冲着雄狮大骂：“你一天不闯几个祸就皮发烧是不是？”
“我……没有。”
“你还犟嘴！人家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人家不是瞎子，眼睛夹的不是豆豉。”
“我没有。”
“没有水吃了，你去挑？各家各户的水都由你去挑，到江里去挑！”
“我没有!”
“你还不老实？”水水甩出响亮的一耳光。雄狮晃了晃，脸上顿时出现红红的几个手指印。
眼看着水水还要动手，周围的几个妇人出来劝说，算啦算啦，娃崽们不懂事，总是这样的，打是要打几下，也莫打太狠了……这些劝说反而激发了水水的恼怒，反而成了一种压力，水水不更加义愤不更加凶狠些就没法与大家区别了，就不值得大家规劝了，事情就没有个像样的结局了。她必须挽起袖子才能对得起这种压力。啪，啪，又是两记耳光声爆出来，不像是从人脸上发出来的声音，倒像是从破木桶上发出的声音。
雄狮咬紧嘴唇，盯住母亲。眼里有泪光浮动，终于没有流出来，停了停，反而渐渐地消退。
这一天，他晚上没有回家，接下去的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没有回家。志煌和水水两口子到岭上满处找，村里的人也帮着找，直到大家都差不多绝望了，张家坊一个采药的老人才在岭上一个洞里找到雄狮。他睡在一个茅草窝里，已经形同野人，脸上除了两只间或一闪的眼睛，全是泥污，身上的衣服破碎成一条条的烂布。整整十一天，他就是靠野果子、草叶以及树皮为生，以致后来他被人们接回家里，水水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只吃了一口就做出龇牙咧嘴的奇怪模样，不再吃了，跑到外面坐在树下，直愣愣地看着大家，顺手揪下旁边的草叶往嘴里塞。周围的人大惊，放着煮鸡蛋不吃反而吃草，这不变了个畜生么？
大概是因为有过这一段经历，雄狮在轰隆一声巨响中消失之后，水水神思恍惚，好一段时间里不能相信儿子已经没有了。她还是往山上跑，在岭上声嘶力竭喊儿子的名字——以为他还藏在哪一个山洞里。直到人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把一直没有给她看的一个指头，小半只脚，还有两碗碎骨肉屑向她展示，她才眼球可怕地暴突，晕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有妇人对她说：“你要往宽处想，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往宽处想了。你雄狮走得早一点也好，不是活了个贵生么？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天天都是耍，刚刚耍得差不多了就走了，一无病二不痛，是他的福气咧。你还想以后他遭孽呵？”
“贵生”是指男子十八岁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满生”，指男子三十六岁和女子三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活过了这一段就是活满了，再往后就是“贱生”了，不值价了。从这个道理来看，当然是死得早一点好，死得早一点才贵。
雄狮的父母没有理由悲痛。
村里的妇人们围在水水的床头，一个比一个更声情并茂。水水呵，你雄狮活一世也没饿过饭，几多好哩。你雄狮活一世也没有受过冻，几多好哩。你雄狮没看见爹死，没看见娘死，没走在兄弟姊妹的后面，不伤心不伤意，几多好哩。老天要是让他再活，也就要收婆娘了，要单门独户过日子了，今天同兄弟争个坛子，明天同姊妹争个碗，有时候还要同爹娘红起颈根吵一场，有什么意思？伏天里打禾，你不是没有看见过，上面日头烤，下面热水蒸，一天两头都是走黑路，一早上下到田里，是禾是草还要靠手摸。腊月里修水利，你也不是没有看见过，肩上磨得皮肉翻，打起赤脚往冰碴子上踩，冻得尿都屙在裤裆里。有什么好呢？你雄狮这一走，一点苦都没轮上，甘蔗咬了一头甜的，骨头啃了一头有肉的，一声喊去了，面前还有爹疼，有娘疼，有这么多叔子伯子热热闹闹送，真真是值得——你要往宽处想呵。
她们又说起上村的一个老倌子，五保户，儿女都在前头走了，现在一个人活得同狗一样，跛着个腿，连口水都不得进屋，遭尽了孽。水姑娘你想想看，要是你雄狮命长，活个贱生，你不是害了他？
她们一致认为，人都应该早死，她们现在死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雄狮死了个好时候，只有他有这份福气。
水水总算不再哭了。
贱
老人家互相见了，总要问候一句：“你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你的身体还好不好。打听老人的情况也常用这个词，比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在马桥的语言里，老年是贱生，越长寿就是越贱。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点，活得眼瞎了，耳聋了，牙光了，神没了，下不了床了，认不出人了，活着总还是活着。
大概是出于一些好心人的意愿，“贱”的这种用法很少见诸文字。记录方言的时候，“贱”多是转换成了谐音的“健”。健不健，倒也文通字顺，成了一句平常问语，淡去了人生的严厉色彩。
照这种说法，马桥最贱的是一个五保户，跛子，叫梓生爹。到底活过多少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活得儿子死了，孙子死了，曾孙子都夭折了，他还一跛一跛地活着。他活得有些着急，下定决心去上吊，绳子断了；下定决心去投塘，跳下去才发现塘里的水不够深。有一天晚上，他去志煌家借个碗，水水举着油灯开门，首先看见老人一张脸，细一看，还发现老人身后有两只发亮的圆球，像两盏灯。她有些奇怪，把油灯举得更高一些，这才一身发软：哪里是两盏灯？原来是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在梓生爹身后呼呼呼地喘气，耸起的背脊在黑暗中隐隐游动。
是一只老虫！——两盏灯呵呵呀是老虫的眼睛！
水水不记得自己叫喊了没有，只记得一把将老人拉进门，然后紧紧地把门堵住，插上木闩，加上两把锄头顶住。
她吐匀气之后，从窗子里偷偷朝外看时，地坪里已经空空的了，只有淡淡的月光在悬浮。两盏灯已经走了。
后来的日子里，老虫再也没有出现过，大概只是在马桥偶尔过一下路而已。梓生爹对此事没有丝毫庆幸，倒有满心的悲哀。他说：“你们看我活得贱不贱？连老虫都嫌我没有肉，跟了一路都懒得下嘴。你说说这号人还活着做什么呢？”
荆界瓜
说起荆街，很多马桥人不知道，马桥附近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尤其是年轻后生们。
荆街已经消失多年了。从县城出东门三华里路再渡罗水，见一片平畴，种棉花或红薯，靠北的一面地势略略升高，上面有一些乱石荒草，还搭了一两个守夜人的草棚子。再靠近看，很可能看到深草里的牛粪或者野鸡窝，或者一只破草鞋。这就是荆街，现在被人们写成“荆界”、“井界”，或者“荆界围子”。后生们很难知道这里原来也是“街”，居然有百多户人家的热热闹闹，有远近闻名的一大赫然孔庙。
荆街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字，已经荒芜。
荆街只是在关于马文杰的故事里才得以沿用，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地名。即使如此，它也不过是在一部分人那里，将不可避免的荒芜向后推延几十年而已。当年的“规劝犯”暴动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五十多个“规劝会”的投诚杆匪头目，在集中学习的最后阶段，奉命参加劳动，挖一口水塘。他们挖的挖，担的担，大汗淋漓忙了三天，刚刚把水塘挖出个样子，隐在屋顶上的机枪突然咚咚咚地响了——一种乍听起来十分陌生的声音，十分遥远的声音。弹雨卷起一道旋风，呼啸而来。没有感觉到子弹穿过肉体，但身后的泥坡尘雾飞扬，沙粒四溅，明明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肉体的那一边爆响同时又在他们肉体的这一边绽开一连串尘雾的花朵。他们也许开始明白，金属是怎么回事，速度是怎么回事，金属的子弹穿过肉体是一个多么顺畅多么迅速以及多么难以察觉的瞬间。最后，他们陆续倒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
直到一九八二年以后，直到“规劝会暴乱”被政府宣布为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错案，人们才闪闪烁烁说起这一幕情形，才重新提到荆街这个陌生的名字。有些老人说，从那一阵枪声以后，荆街就闹鬼，一家一家的房子总是莫名其妙地着火，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烧了七家。那里的娃崽生下来也多呆子，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呆了三个。风水先生说，那里有官鬼发动，塘里的活鱼都无法挡煞了，当然不得不烧掉一些房子。至于“官”鬼是指官祸，还是谐音棺，指亡人阴魂不散，风水先生含糊了一句，在场人没听个确切。有人立即在屋里屋外到处开挖，掘地数尺，把地下一切可疑为腐烂棺木的木质残物全部清除干净。他们还挖出一口新塘，下了几千尾鱼苗，一心增强水势，以水克火。奇怪的是，鱼在这个塘里就是养不活，不到一个月全部翻了白。最后，街东头的一家伞匠铺还是发了火灾，人们便渐渐失去了对消防工作的信心，只好陆续迁往别处，尤其是迁往黄湾一带。
到五十年代末，荆街完全散发了，成了一片荒地，连水井也塌了，孑孓丛生。
那里倒成了一片好地，据说很肥，特别肯长棉花和红薯，出产的一种香瓜也十分甜美，很快就有了名气。县城里的小贩有时为了招揽顾客，就特别强调地吆喝：“买呵买呵，荆界围子的荆界瓜呵——”
有人把这种瓜写成“金界瓜”，写在瓜果摊的招牌上。
结草箍
复查读过高中，是远近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不但是个好会计，又吹得笛子，拉得胡琴，对老人恭敬有礼，办起事来细心周到，细白脸皮走到哪里都是女子们注意的目标。他对此视而不见，目光从不胡乱放置，总是从正前方向平直前伸，投向一些较为可靠安全的对象，一个比较道德的范围，比如田土和老人的面孔。对女子们的叽叽喳喳的作姿作态，对她们羞涩或惊讶的用意，他是不知道呢还是装作不知道？人们琢磨不透。
有些女子看见他来了，故意把秧插得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看他管不管。他是干部，当然要管，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公事公办地说一句“把秧插好”之类的话，一步都没停留就走了。另一个女子，见他来了，故意摔一跤，肩上的一篓茶叶泼洒了一地，哎哟哎哟地喊痛，看他来不来帮一下。他是干部，当然来帮，但脸上还是平静如常，帮着把茶叶拢回篓子里，挎上肩朝前面先走了。
他不觉得有个人还坐在地上，还在擦眼泪，这个事情比茶叶更重要一些。他光说一句“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是远远不够的。他也不觉得女子们多了一些花花的衣服，多了一些插在头上的桂花或桃花，就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一双眼睛顶在额头上，有什么了不起呢？”女子们对他没心没肺的高傲越来越无法容忍，越来越义愤填膺。当附近几个找复查娘提亲的人都遭到断然回绝之后，这种义愤渐渐有了集体性质，从马桥蔓延到四乡，成了远近众多待嫁女子的共同话题。她们在赶场的时候相见，在公社开什么群众大会时相见，免不了要凑在一堆，同仇敌忾诋毁那个人的笛子，那个人的胡琴，那个人的白脸皮。她们说马桥已经出了个红花爹爹罗伯，只怕又要出一个红花爹爹二世，对不起，说不定要出个阉倌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一番恶毒十分开心，笑得流了眼泪。
她们也许没有那么愤怒。但她们的感情总是在集体中得到放大，女子们一旦成了堆，事情就不一样了。细胞和神经不大管得住，不痛也痛，不痒也痒，不高兴也高兴，不愤怒也愤怒，凡事不闹过头是不行的。
最后，她们中间的十多个人偷偷结草为誓，相约谁都不准嫁给那个人，哪个没有做到，变猪变狗，天诛地灭。
这叫做结草箍。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复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草箍，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针对他的神圣形式。他并没有攀上什么龙王女和玉皇妹，最后收下的一个婆娘，头发都梳不整齐，腰圆如水桶。这个水桶成了女子党长达十多年坚守誓约团结抗敌的乏味结局。当然，她们现在早已纷纷离家，做了他人妇。其中有三位本来不是没有另外选择的，媒婆先后上过她们的家，表示过复查娘的意思，也是复查的意思。但她们有约在先，结过草箍的，不能做不义之人愧对各位姐妹。她们怀着一种对往日言辞的忠诚，一种报复的快感，一种公而忘私的激情，断然决然地摇了摇头。
在我看来，誓约如同嘴煞，也是语言的暴政。上述三个女子中的一位，即张家坊的秋贤，就是在这种暴政强制之下嫁给了一个兽医。不能说这种强制有什么太大的恶果。她学会了裁缝，家境也还算富裕，只是夫妻性子有点不太合得来。如此而已。
一天，天快下雨了，她做完上门生意骑着脚踏车回家，说不出哪点不乐意，不想回家了，决定去她一个伯伯家。她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汉子正在打娃崽，胸口怦然一跳，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的白头发，这么多的抬头纹，这么乱糟糟的裤脚一只高一只低，居然是以前的复查。如果不是这半老头子对她怯怯地点了点头，她一定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复查哥……”她觉得这三个字已经生疏。
“秋贤呵……”对方一脸苦笑，“你看这家伙讨不讨厌，就要下雨了，他偏偏不肯走。”
“科科，坐我的车么？”秋贤的目光投向娃崽。
娃崽对女人和脚踏车眼睛发亮。
“不坐，同小叔说，不坐车，不耽误她的事。”
“不打紧，我反正要经过马桥。”
娃崽看看父亲，又看看女人，一溜烟爬起来，十分内行地坐上脚踏车的前杠。
复查手足无措，大概上前来抢夺有些不便，只是远远地跺脚：“下不下来？下不下来？你讨打呵？”
“科科，同你爹说，不碍事的。”
“爹，不碍事的。”
“问你爹，他来骑不？”
“爹，你来骑不？”
“不……我不会……”
“你要他坐上来。”
“爹，你也坐上来。”
“不行不行，你们先走吧……”
秋贤迟疑了一下，听到对面山上已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便把自己的一把雨伞回头塞给复查，跨上车朝前面先走了。娃崽在迎面而来的气流中很兴奋，一会儿发出赶马的声音，一会儿发出汽车的声音，碰到路边有娃崽看着，这些叫声便更加响亮。
“科科，你爹……对你娘……好不好？”
“好。冲呵——”
“他们吵架不？”
“不，不吵。”
“真的不吵？”
“我娘说，我爹脾气好，吵不起来，没有一点味。”
“一次也没吵过？”
“没有。”
“我不信。”
“真的没有……”
“你娘的命真是……好。”
秋贤的语气中透出失望。
默了一阵，她又问：“你……喜欢你娘么？”
“喜欢呵。”
“你喜欢她什么？”
“她给我做粑粑吃。”
“还有呢？”
“还有……我不做作业，复查要打我，她就来骂复查。”他一到痛恨的时候，就对父亲直呼其名。
“你娘给你买过游戏机没有？”
“没有。”
“也没带你到城里看过火车吧？”
“没有。”
“你娘会不会骑单车？”
“不……”
“太可惜了，是不是？”秋贤简直有点兴高采烈。
“不可惜。我不要她骑单车。”
“为什么？”
“骑单车会摔跤。桂香她娘骑单车，差点被拖拉机轧死了。”
“你好坏，就不怕小叔骑单车也摔跤？”
“你摔跤，闲话。”
闲话是不要紧的意思。
秋贤紧紧地问：“为什么闲话？”
“你……不是我娘么。嘀嘀嘀——”娃崽又看见了一个下坡，快活地发出了加速的信号。
秋贤一愣，突然觉得眼里有些湿润地一旋，差点就要涌出眼眶。她咬紧牙，把车子朝前面蹬过去。幸好，一场秋雨已经落下来了。
狠
马桥的“狠”，是能干，本领、技艺高超的意思。问题在于，“狠”同时也意味着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我说过，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在马桥的时候，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画格子，也不要描底稿，爬上梯子挥手就写，一眨眼便成，常常发出啧啧赞叹：
“这个下放崽好狠。”
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有多少指责。
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是“狠”，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能够潜水堵住水库涵管也是“狠”，至于夷边工厂里造出了机器造出了农药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那当然更是工人们的聪明，也是工人们的“狠”。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切知识技能，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恶狠狠的位置。
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掌握着知识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害的可能。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从天上给他们丢下炸弹的日本飞机；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总是号召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他们的自留地和自留山。他们怎么能不担心，以后遇到的其他强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狠”字用得有什么错呢？
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
在四川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凶”，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好凶呵。”
在北方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邪”，同样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邪门儿。”
已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厉害”，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也是褒中寓贬、喜中伏忧的一例。“厉”有剧烈和严峻之义，“害”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湘语中有“厉害码子”一词，就是指本领高强但处处占个便宜的人，即凶邪之人。
由此看来，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知识技能总是与恶事（狠、凶、邪、害等等）互为表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甚至早就强调“圣盗同源”，对一切知识技能表示忧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见《庄子?胠篋》）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技能，盗国者才得以铲除；只有捣毁了珠宝，盗财者才难以滋生；只有砸掉了符印，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只有折断了秤具，人们才不会计较和争夺；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庄子的警示，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成为一线遥远的绝响，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
但是在中国语言遗产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很多方言里，它仍然悄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
神
马桥人认为漂亮女人有一种气味，一种芬芳但是有害的气味。本义的婆娘铁香从长乐街嫁到马桥来，就带来了这种气味。刚来两个多月，马桥的黄花就全死了。看着一枝枝金光灿烂的黄花，摘到篮子里还没提到家，就化成了一泡黑水，拈都拈不起来。老人们说，马桥人后来再也不种黄花，只能种一些模样丑陋的瓜果，茄子、苦瓜、南瓜、核桃什么的，就是这个原因。
铁香的气味也使六畜躁动不安。复查家的一条狗，自从看见铁香以后就变了一条疯狗，只得用枪打死。仲琪原来有一头脚猪，也就是种猪，自从铁香来了以后就怎么也不上架了，只得阉了它以后杀肉。还有一些人家的鸡瘟了，鸭瘟了，主人都怪铁香没有做好事。最后，连志煌手里叫三毛的那头牛，也朝铁香发过野，吓得她哇哇哇大叫。要不是煌宝眼明手快把畜生的鼻绳拉住，她就可能被顶到坡下去了。
妇人们对铁香一直有些不以为然，只是碍着本义当书记的面子，不好怎么发作。其中也有些人不大甘休，看见铁香来了，有心没心找一些话头来刺她。她们大谈自己来马桥夫家拜堂放锅时的排场和讲究，历历如数家珍。无非是大舅子抬嫁妆，二舅子吹喇叭，三舅子放手铳，四舅子举红伞，诸如此类的夸张。杭州的丝绣有好多，东洋的褂子有好多，手腕上的镯子如何大，耳朵上的环子又如何亮，她们说得不厌其烦。
铁香一听到这些，脸色发白。
有一次，一个婆娘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呀，你们都是这样的好命，这样体面，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当初放到这个鬼地方来，只夹了一把伞，除了褂子就是一坨肉!”
众人笑。
这个婆娘显然是揭铁香当初的穷。铁香忍不住，匆匆跑回家去捶枕头捶被子哭了一场。
铁香其实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家里曾经有保姆和仆人，做菜离不开酱油、茴香和香油，也能区分什么是饼干，什么是蛋糕，不像其他马桥人那样，统统称之为“糖”。只是她到马桥的时候，父亲作为“乞丐富农”（参见词条“乞丐富农”）死在牢里，家道已经败落。她确实是只夹了一把伞，匆匆跨进了本义家的门槛。
当时她十六岁，抹了点胭脂，挺着一个大肚子，大汗淋淋地独身闯到马桥，问这里谁是党。人们很奇怪地打量着她，在她一再追问之下，才说了两个名字。她又问这些党中间谁还是单身。人们就说出了本义。她问清了本义的住处，一直走到那间茅屋里，粗粗打量了一下房子和人：
“你就是马本义？”
“呵。”
“你是共产党？”
“呵。”
“你要收亲么？”
“么事？”本义正在铡猪食，没听清。
“我是问，你要不要婆娘？”
“婆娘？”
她长长出了一口气，放下了随身带来的伞。“我还不算丑吧？也能生娃崽，这你看见了。你要是还满意，我就……”
“呵？”
“我就那样了。”
“你是说哪样了？”本义还没听懂。
铁香脚一跺：“就给你了。”
“给我什么？”
铁香扭头望着门上：“跟你睡觉！”
本义吓了一跳，舌头僵直得搅不出一句话来。“你你你你是哪里来的神婆子……娘哎娘，我的箩筐呢？”
他逃进里屋。铁香追上去问：“你有什么不满意呢？你看我这脸，你看我这手、这脚，样样都是全的。跟你说实话吧，我还有点私房钱。你放心，这肚子里是个读书人的种，你要，就要。不要，就做下来。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生得娃崽，我身子好……”
还没说完，听见有人溜出后门的声音。
“你找到我这样的，算是你前世积了阴德呢——”铁香气得脚一跺，不一会哭出了嚎啕的劲头。
后来，本义拜托同锅兄弟本仁，打发这个神婆子走路。本仁上门时，发现女子已经在铡猪草了，擦擦手起身让座，找吊壶烧茶，倒也看得顺眼。看见女子屁股圆大腿粗确实是个能下崽的模样，嘴里含含糊糊，送客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他后来对本义说：“神是神一点，身体还好。你不要，我就要了。”
这一天，铁香就住在本义家，没有回去。
事情就这么简单，本义没请媒人没费聘礼，捡了个便宜。铁香也一了心愿，用她后来的话来说，她当时受不了政府的管制和四个母亲成天的哭哭泣泣，受不了邻居一个小染匠天天的威胁纠缠，一横心，只打了一把伞出门，发誓要找个共产党做靠山。她居然一举获胜，几天之后果真领了个复员革命军人兼党支部书记回娘家，让左邻右舍刮目相看，干部们看看本义胸前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对她家也客气了几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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