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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从年轻男子的手机中找出电话号码，让他现场打电话，找个借口问出对方在什么地方。年轻男子很为难，勉强打电话，但却已经关机。看来，这个接手者也很狡猾，得手后立刻关机，免得出意外。
没办法，警察只好把我们全都带回派出所，做了详细的笔录。我和孕妇的短信记录也算证据，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明内容，但至少说明有鬼。放我走之前，还严肃地警告我不要再从事这种封建迷信活动，什么泰国佛牌，都是骗人的，也不是什么好事。我连连点头，哪里敢跟警察解释这些。
出了派出所，我又轻松又着急，想起刚才那位年轻父亲被打的情景，不知道能不能找回孩子。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下，凌晨乘火车回到北京，折腾两天，拿到两千五的辛苦费，佛牌也赚到两千，总共四千五，而且还做了好事，心情还是不错的。
回到北京，我把经过对罗丽一说，她也很高兴，抱着我的肩膀说：“这才是老爷们做的事呢，不用怕他们报复，这群王八蛋，要是敢来北京，我非拿大棒子打他们不可！”我哈哈大笑，当晚请罗丽和小冯去簋街吃麻辣牛蛙。
吃的时候，我对他们讲起当时的情形，小冯难以置信：“真有这种事？中国有这么可恶的人吗？大白天抢孩子就为了拐卖？我不信！”我和罗丽比她还意外，没想到小冯居然会这么想，就认真地告诉她，中国这种人贩子特别多，而且胆子还大，以前都是偷，现在开始明抢了。
“田力看到的还只是骗局之一，”罗丽说道，“我听说还有更厉害的，也是两男一女组团，专盯单人带孩子走路的。看情况而定，要是男人带孩子出来，就女人行骗，要是妈妈带孩子出来，就改成男子行骗，都是装成孩子已经离婚的母亲或父亲，第三个人过去抢孩子，骗子就骂孩子的母亲或父亲心狠，离了婚还霸占孩子不给。围观的人再多，也会认为只是家庭纠纷，都不会管！”
小冯听得张大嘴，连连摇头：“不可能，你们为什么要把中国人说得这么坏？有诈骗我信，那只是骗钱而已，怎么能用这么恶心的方法去抢孩子？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啊，把人家的小孩抢走，他不哭吗，不要找妈吗？想吃奶怎么办？而且谁买啊，自己为什么不生，非得花钱买别人抢来的孩子？那也不是亲生的啊！”
听小冯说这么单纯的话，我哭笑不得，问你在念大学的时候，老师从来不给你们讲社会吗？小冯想了想，说老师讲的都是社会和谐，人心向善，高举旗帜，伟大复兴这些。我和罗丽面面相觑，没想到大学老师居然还在讲这些，就算讲，也不可能大学生脑子里只有这些吧，已经是成年人了，难道半点社会知识都没有，也从来不看报看网络新闻？
罗丽剥着麻小，恨恨地说：“世界上最坏的不是什么虎豹豺狼，就是人！大白天抢走人家的小孩，然后就转手卖，能卖多少钱？他们可不管这孩子有没有奶吃，哭不哭闹不闹，家庭破不破裂，就知道能赚钱就行，良心早就喂狗了！”我俩谈论着，那边小冯的表情仍然很困惑，看来还是不相信有这么坏的人。
几天后，我心里惦记着人贩子的事，但又没联系方式。忽然想起之前在景德镇，让出租车司机带我去的那个派出所，记得牌匾上的三个字，就上网搜索“景德镇XXX派出所”，还真找到了电话信息。打过去却是空号，再找了两个，终于打通。我说明身份，问接电话的民警是否找到那小男孩。
“还没有呢！”民警回答。我很意外，就问为什么，民警说现在的人贩子很多都有反侦查能力，警惕性极高，从那三人团伙手里把孩子弄走后就关机，应该是迅速去找买家了。按团伙招供的汽车型号和颜色，在几十条街路都查过监控，也没能找到。
我问：“听说现在警方都能通过手机号定位，只要开机就行，对不对？”民警说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那种设备只在局里才有，派出所不是随便就能用的，得维稳才能特批。我连忙说孩子被抢这不是小事，难道局里还不给批吗，民警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又打听那团伙的事，民警告诉我，孕妇怀了孩子，又是从犯，称是她丈夫和表哥胁迫才做的，只能取保候审；而两名男子均称是初犯，第一次就被抓，又暂时找不到他们是惯犯的证据。
“不会吧，当初我不是出示了跟那个孕妇的短信记录吗？她已经说了经常做那些事。”民警说但毕竟已经承认抢孩子的罪行，正在移交到法院。我还要问大概能判几年的时候，民警有些不耐烦，称还要工作，把电话挂断了。
坐在出租房里，我怎么也想不通什么是维稳，只知道好几天过去，那小男孩仍然没找到。我眼前又浮现出当时那位年轻父亲被“见义勇为”的小卖店老板压在地上时，那种无奈和愤怒。
来到小区外想散散心，正看到楼长赵大妈正领着四五岁的小外孙女溜达，看到我就打招呼。见到这个小女孩，我又立刻想起那事来，就告诉赵大妈千万小心人贩子，现在都改明抢了。赵大妈难以置信：“人贩子抢小孩？敢！这可是首都，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谁敢在这地方撒野，看我不捶巴死他！我说田老板，您想得也太多了吧，哪有那么多坏人！”语气里还有几分对我的讥笑。看着她俩的背影，我心想赵大妈说得对，无论哪个国家，坏人的比例肯定是少数。但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就算人贩子只占十万分之一，也有好几万个，而且遍布全国各地。北京是首都，治安好，连当时那名孕妇都在宾馆里说走了嘴，称北京太严不方便去。可不是人人都住在北京，那些二三四线城市县城的居民，恐怕没这么高安全感。
警察从年轻男子的手机中找出电话号码，让他现场打电话，找个借口问出对方在什么地方。年轻男子很为难，勉强打电话，但却已经关机。看来，这个接手者也很狡猾，得手后立刻关机，免得出意外。
没办法，警察只好把我们全都带回派出所，做了详细的笔录。我和孕妇的短信记录也算证据，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明内容，但至少说明有鬼。放我走之前，还严肃地警告我不要再从事这种封建迷信活动，什么泰国佛牌，都是骗人的，也不是什么好事。我连连点头，哪里敢跟警察解释这些。
出了派出所，我又轻松又着急，想起刚才那位年轻父亲被打的情景，不知道能不能找回孩子。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下，凌晨乘火车回到北京，折腾两天，拿到两千五的辛苦费，佛牌也赚到两千，总共四千五，而且还做了好事，心情还是不错的。
回到北京，我把经过对罗丽一说，她也很高兴，抱着我的肩膀说：“这才是老爷们做的事呢，不用怕他们报复，这群王八蛋，要是敢来北京，我非拿大棒子打他们不可！”我哈哈大笑，当晚请罗丽和小冯去簋街吃麻辣牛蛙。
吃的时候，我对他们讲起当时的情形，小冯难以置信：“真有这种事？中国有这么可恶的人吗？大白天抢孩子就为了拐卖？我不信！”我和罗丽比她还意外，没想到小冯居然会这么想，就认真地告诉她，中国这种人贩子特别多，而且胆子还大，以前都是偷，现在开始明抢了。
“田力看到的还只是骗局之一，”罗丽说道，“我听说还有更厉害的，也是两男一女组团，专盯单人带孩子走路的。看情况而定，要是男人带孩子出来，就女人行骗，要是妈妈带孩子出来，就改成男子行骗，都是装成孩子已经离婚的母亲或父亲，第三个人过去抢孩子，骗子就骂孩子的母亲或父亲心狠，离了婚还霸占孩子不给。围观的人再多，也会认为只是家庭纠纷，都不会管！”
小冯听得张大嘴，连连摇头：“不可能，你们为什么要把中国人说得这么坏？有诈骗我信，那只是骗钱而已，怎么能用这么恶心的方法去抢孩子？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啊，把人家的小孩抢走，他不哭吗，不要找妈吗？想吃奶怎么办？而且谁买啊，自己为什么不生，非得花钱买别人抢来的孩子？那也不是亲生的啊！”
听小冯说这么单纯的话，我哭笑不得，问你在念大学的时候，老师从来不给你们讲社会吗？小冯想了想，说老师讲的都是社会和谐，人心向善，高举旗帜，伟大复兴这些。我和罗丽面面相觑，没想到大学老师居然还在讲这些，就算讲，也不可能大学生脑子里只有这些吧，已经是成年人了，难道半点社会知识都没有，也从来不看报看网络新闻？
罗丽剥着麻小，恨恨地说：“世界上最坏的不是什么虎豹豺狼，就是人！大白天抢走人家的小孩，然后就转手卖，能卖多少钱？他们可不管这孩子有没有奶吃，哭不哭闹不闹，家庭破不破裂，就知道能赚钱就行，良心早就喂狗了！”我俩谈论着，那边小冯的表情仍然很困惑，看来还是不相信有这么坏的人。
几天后，我心里惦记着人贩子的事，但又没联系方式。忽然想起之前在景德镇，让出租车司机带我去的那个派出所，记得牌匾上的三个字，就上网搜索“景德镇XXX派出所”，还真找到了电话信息。打过去却是空号，再找了两个，终于打通。我说明身份，问接电话的民警是否找到那小男孩。
“还没有呢！”民警回答。我很意外，就问为什么，民警说现在的人贩子很多都有反侦查能力，警惕性极高，从那三人团伙手里把孩子弄走后就关机，应该是迅速去找买家了。按团伙招供的汽车型号和颜色，在几十条街路都查过监控，也没能找到。
我问：“听说现在警方都能通过手机号定位，只要开机就行，对不对？”民警说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那种设备只在局里才有，派出所不是随便就能用的，得维稳才能特批。我连忙说孩子被抢这不是小事，难道局里还不给批吗，民警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又打听那团伙的事，民警告诉我，孕妇怀了孩子，又是从犯，称是她丈夫和表哥胁迫才做的，只能取保候审；而两名男子均称是初犯，第一次就被抓，又暂时找不到他们是惯犯的证据。
“不会吧，当初我不是出示了跟那个孕妇的短信记录吗？她已经说了经常做那些事。”民警说但毕竟已经承认抢孩子的罪行，正在移交到法院。我还要问大概能判几年的时候，民警有些不耐烦，称还要工作，把电话挂断了。
坐在出租房里，我怎么也想不通什么是维稳，只知道好几天过去，那小男孩仍然没找到。我眼前又浮现出当时那位年轻父亲被“见义勇为”的小卖店老板压在地上时，那种无奈和愤怒。
来到小区外想散散心，正看到楼长赵大妈正领着四五岁的小外孙女溜达，看到我就打招呼。见到这个小女孩，我又立刻想起那事来，就告诉赵大妈千万小心人贩子，现在都改明抢了。赵大妈难以置信：“人贩子抢小孩？敢！这可是首都，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谁敢在这地方撒野，看我不捶巴死他！我说田老板，您想得也太多了吧，哪有那么多坏人！”语气里还有几分对我的讥笑。看着她俩的背影，我心想赵大妈说得对，无论哪个国家，坏人的比例肯定是少数。但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就算人贩子只占十万分之一，也有好几万个，而且遍布全国各地。北京是首都，治安好，连当时那名孕妇都在宾馆里说走了嘴，称北京太严不方便去。可不是人人都住在北京，那些二三四线城市县城的居民，恐怕没这么高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