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06节检察官的演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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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分析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公诉人演说的时候，浑身神经质地颤抖起来，额头和两鬓间冒出病态的冷汗，全身感到忽冷忽热。这一点他自己以后也对人说过。他自认为这篇演说是他的chefd’oeuvre1，一生的chefd’o-euvre，是他的天鹅之歌。在九个月以后，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痨病死了，因此，假如他当时真的预感到自己末日将临的话，他倒的确有资格把自己同那死前唱出最后的歌来的天鹅相比。他在这篇演词中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竭尽了他所有的全部智慧，出乎意料之外地表明，至少在我们这位可怜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头脑所能容纳的限度内，在他的心底里是既有公民的感情，也不乏对那些人类“永恒”问题的思考的。他的话主要是以诚恳取胜。他诚恳地相信被告有罪，对后者提出公诉并不仅仅只是等因奉此，履行职务。他主张“报复”的时候，的确是满怀着“挽救社会”的愿望。甚至那些归根结底对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是抱着敌视心理的女听众们，也承认他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开始说话时声音断续嘶哑。但以后他的声音很快就坚定起来，响彻了整个大厅，而且一直维持到结束。可是刚一说完，就差一点要昏晕过去——
注：1法语：杰作——
“诸位陪审员，”公诉人开始说“本案已经轰动全俄。但看来似乎有什么可惊异的，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呢！尤其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对这一切已经见惯不怪的人了！可怕的地方正在于这种阴森森的案件对我们来说几乎已经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正是这个，正是我们这种见惯不怪，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个别的恶行。我们这种漠不关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对于这类案件，对于这类向我们预示着不值得欣羡的未来的时代特征，为什么没有多大热情？这原因是不是在于我们的犬儒主义，在于这个未老先衰的社会里智慧和想象力的过早的衰颓？是不是在于我们的道德原则已连根动摇？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它们是极痛苦的，每个公民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为它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刚刚初创的，还有些胆怯的报纸已经对于社会有所贡献，因为要不是它们，我们就决不可能较完全地知道关于任性胡行和道德败坏的种种恐怖情形，这些情形报纸正不断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对大众进行报导，使不仅是常到目前当局所颁行的新式公开法庭来旁听的人才能知道。那么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读到些什么呢？唉，我们经常读到甚至会使现在这个案件都为之减色的东西，而且它们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最主要的是许多俄国的，我们民族的刑事案件，恰恰标志着某种普遍的东西，某种普遍的灾难，它已经在我们身上生了根，而且就象一种无所不在的恶势力那样，已经很难加以克服。比如说，有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刚踏上生活和事业的前程，就卑鄙地，毫无任何良心责备地悄悄谋杀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以前的恩人的小官员，以及这个官员的女仆，以便偷走自己所写的借据，顺便也窃取了官员的银钱，‘作为我在上等社会上享乐和将来进行钻营的费用’。他杀死了两个人，临走还在两个死尸的头底下垫上了枕头。还有一个青年英雄，由于勇敢领过十字勋章，却象强盗似的在大路上把他的上司和恩人的母亲残杀了，在劝同伴一起下手的时候竟说：‘她爱他如亲生的儿子，所以会听从他的一切劝告，不作任何戒备的。’他固然是恶徒，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敢说他只是个别的恶徒了。别的人即使不杀人，但是思想感情却正和他一样，心术卑鄙也和他一样。他在暗地里和自己的良心独处的时候，说不定还会问自己：‘名誉算什么？流血岂不是小事？’有人也许会叫起来反对我，说我是病态的、神经质的人，在那里骇人听闻地恶意造谣，满口胡说，任意夸大。随他们说去吧！随他们说去吧！天呀，其实我是首先第一个但愿如此！哎，你们可以不相信我，把我当作病人，但是尽管这样仍旧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如果在我这番话里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真实，也就够可怕的了！你们瞧，诸位，你们瞧，我们的青年人是怎样轻易自杀，而毫无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到了那里是怎样的？’连这类问题的影子也没有，好象关于我们的精神和死后的一切在他们心目中早就被一笔抹去，安葬入土。你们再瞧一瞧我们的荒淫无耻，瞧瞧那些色鬼们。本案中不幸的牺牲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比其他们中的某些人来几乎还可以算作是天真无邪的赤子。而他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是的，我们的和欧洲的第一流思想家将来也许会研究俄国人犯罪的心理，因为这题目是值得研究的。但是这种研究要到以后从容一点的时候才会进行，那时候离我们这时代的悲剧性的混乱状态已经较远，一定可以研究得比象我这样的人更加聪明而且公正无私一些。现在呢，我们不是震骇，就是假装震骇，一方面自己却在看热闹，就象一般爱好强烈而又稀奇的刺激的人们那样，因为这些刺激可以撩动一下我们厚颜无耻、闲暇懒散的心情，要不然就象小孩一样，用手驱赶可怕的幻象，在可怕的幻象消散以前，把头藏在枕头底下，但随后却立刻就在游戏作乐之中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总有一天我们也该开始清醒而深思熟虑地生活了，我们也应该用看待社会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的社会境况有所了解，或者开始有所了解。前一个时代的一位伟大作家在他毕生杰作的结尾中，把全俄罗斯比作一辆向着未知的目的地勇猛疾驰的俄罗斯三套马车，他赞叹道：‘嘿，三套马车呀，象鸟儿似的三套马车呀，是谁把你想出来的！’随后带着自豪的喜悦心情补充说，全民族都对低头猛驰的三套马车恭敬地让路。诸位，这随他们去吧，随他们去恭敬地或者不恭敬地让路，但是据我的罪孽眼光看来，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所以这样结束他的全书，不是出于孩子般天真的乐观，就是干跪只为了害怕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因为如果他的三套马车上只套着他那些英雄，如梭巴开维支，罗士特来夫和乞乞科夫之流1，那么无论让谁去充当马车夫，这样的马也是拉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地方去的！而这还是以前的马，比现在的还差得远，我们现在的更简直是”——
注：1这里所指的作家是果戈里，三个人名全是他的名著死魂灵中的人物——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讲到这里，被掌声所打断了。这种对俄罗斯三套马车所作的嘲弄形容受到了欢迎。固然，掌声只有两三下，所以连首席法官都认为用不着对观众作“离开法庭”的威吓，只是严厉地朝鼓掌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是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仍然受到了鼓舞，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对他鼓过掌！一个多少年来谁也不爱听的人，现在竟突然有了使全俄侧耳倾听的机会！
“其实，”他接着说“这卡拉马佐夫一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居然会值得突然间这样悲惨地名闻全国？也许我太夸大，但是我以为在这个家庭的画面里似乎现出了我们现代知识社会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倒并不是所有的因素，而且只是极小的一点实例，象‘一滴水中见太阳’似的，但总是反映出了一点什么，显露出了一点什么。你们看这个不幸的，放浪淫荡的老人，这个‘一家之主’，那样悲惨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一个世袭的贵族，以穷食客起家，偶然通过意料不及的婚姻关系，抓到了一笔不大的嫁资。他本是一个小骗子，会拍马的丑角，有着从娘胎里带来的，并不见得太薄弱的智力，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随着岁月的逝去，随着资本的增加，胆子也越大了。低声下气和逢迎拍马的性格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有好嘲笑的、恶毒的犬儒主义和色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已经消磨殆尽，但是对于生活享受的渴望却十分强烈。结果是除了情欲的享乐以外，他看不见其他生活的目的，并且也这样教导他的儿子们。他没有一点做父亲应有的道义责任。他笑他们，从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后院里教养，高兴有人带走他们。他甚至完全忘记了他们。老人的全部道德原则就是aprés摸iledèluge1，这和公民责任的概念正巧相反，完全和社会脱离甚至仇视社会：‘哪怕全世界着了火，只要我一个人好就行。’他感到极好，他十分满意，他渴望再这样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骗亲生的儿子，始终扣住儿子的钱，儿子的母亲的遗产，就用这钱夺他的儿子的情妇。不，我不愿把替被告辩护的责任让给那位从彼得堡来的多才多艺的律师。我自己也要说出实话，我自己也明白他在他儿子的心里酿成的一团怒火。但是够了，关于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说得够了，他已经得到了惩罚。但是我们要记住，他是父亲，现代的父亲之中的一个。我说他是许多现代的父亲中的一个，会不会使社会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现代的父亲中许多人只是不象这个人那样公开说出一些无耻的话，因为他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比较文明，而其实他们的哲学几乎是和他一样的。就算我是悲观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我们已经预先说好，你们会原谅我的。我们预先约好：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说我的话，你们不必相信。但是你们一定要让我说出我的话来，无论如何其中的某些话你们是不会忘记的。现在你们看这个老人，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个正在被告席上面对着你们，关于他，要说的话还在后面。至于别的孩子，我只是顺便说两句。另两个孩子，年长的是那些现代青年中的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有着极聪明的头脑，但却对一切都没有信仰，否定和抹杀世间许许多多事物，正和他的父亲一样。我们大家都听过他的言论，他在我们的社会里受到友好的接待。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意见，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为这样，才使我此刻有勇气多少坦率地谈一谈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为个人，而只是把他当作卡拉马佐夫家庭中的一员来看。昨天有一个和本案极有关系的人，一个有病的白痴，在城郊自杀身死。他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仆人，也许还是私生子。他姓斯麦尔佳科夫。他在预审的时候神经质地流着眼泪对我说，这个年轻的卡拉马佐夫，伊凡-费多罗维奇，那种精神上的放荡不羁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据他看来，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将来什么都不应加以禁止，——他尽教我这一套。’这白痴大概就是受了他所教的那种学说的熏染，以致完全发了疯，尽管不用说，他的羊癫疯和家里爆发的可怕的灾难也可能促成了他的精神失常。然而这个白痴曾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这样的话本该出于比他更聪明些的观察者之口，因此我才在这里提起它来。他对我说：‘如果儿子中间有谁性格上最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话，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我对他的性格分析，就说到这里为止，再说下去就太不客气了。哎，我并不想再下进一步的结论，象乌鸦似的对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
性格分析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公诉人演说的时候，浑身神经质地颤抖起来，额头和两鬓间冒出病态的冷汗，全身感到忽冷忽热。这一点他自己以后也对人说过。他自认为这篇演说是他的chefd’oeuvre1，一生的chefd’o-euvre，是他的天鹅之歌。在九个月以后，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痨病死了，因此，假如他当时真的预感到自己末日将临的话，他倒的确有资格把自己同那死前唱出最后的歌来的天鹅相比。他在这篇演词中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竭尽了他所有的全部智慧，出乎意料之外地表明，至少在我们这位可怜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头脑所能容纳的限度内，在他的心底里是既有公民的感情，也不乏对那些人类“永恒”问题的思考的。他的话主要是以诚恳取胜。他诚恳地相信被告有罪，对后者提出公诉并不仅仅只是等因奉此，履行职务。他主张“报复”的时候，的确是满怀着“挽救社会”的愿望。甚至那些归根结底对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是抱着敌视心理的女听众们，也承认他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开始说话时声音断续嘶哑。但以后他的声音很快就坚定起来，响彻了整个大厅，而且一直维持到结束。可是刚一说完，就差一点要昏晕过去——
注：1法语：杰作——
“诸位陪审员，”公诉人开始说“本案已经轰动全俄。但看来似乎有什么可惊异的，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呢！尤其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对这一切已经见惯不怪的人了！可怕的地方正在于这种阴森森的案件对我们来说几乎已经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正是这个，正是我们这种见惯不怪，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个别的恶行。我们这种漠不关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对于这类案件，对于这类向我们预示着不值得欣羡的未来的时代特征，为什么没有多大热情？这原因是不是在于我们的犬儒主义，在于这个未老先衰的社会里智慧和想象力的过早的衰颓？是不是在于我们的道德原则已连根动摇？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它们是极痛苦的，每个公民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为它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刚刚初创的，还有些胆怯的报纸已经对于社会有所贡献，因为要不是它们，我们就决不可能较完全地知道关于任性胡行和道德败坏的种种恐怖情形，这些情形报纸正不断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对大众进行报导，使不仅是常到目前当局所颁行的新式公开法庭来旁听的人才能知道。那么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读到些什么呢？唉，我们经常读到甚至会使现在这个案件都为之减色的东西，而且它们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最主要的是许多俄国的，我们民族的刑事案件，恰恰标志着某种普遍的东西，某种普遍的灾难，它已经在我们身上生了根，而且就象一种无所不在的恶势力那样，已经很难加以克服。比如说，有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刚踏上生活和事业的前程，就卑鄙地，毫无任何良心责备地悄悄谋杀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以前的恩人的小官员，以及这个官员的女仆，以便偷走自己所写的借据，顺便也窃取了官员的银钱，‘作为我在上等社会上享乐和将来进行钻营的费用’。他杀死了两个人，临走还在两个死尸的头底下垫上了枕头。还有一个青年英雄，由于勇敢领过十字勋章，却象强盗似的在大路上把他的上司和恩人的母亲残杀了，在劝同伴一起下手的时候竟说：‘她爱他如亲生的儿子，所以会听从他的一切劝告，不作任何戒备的。’他固然是恶徒，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敢说他只是个别的恶徒了。别的人即使不杀人，但是思想感情却正和他一样，心术卑鄙也和他一样。他在暗地里和自己的良心独处的时候，说不定还会问自己：‘名誉算什么？流血岂不是小事？’有人也许会叫起来反对我，说我是病态的、神经质的人，在那里骇人听闻地恶意造谣，满口胡说，任意夸大。随他们说去吧！随他们说去吧！天呀，其实我是首先第一个但愿如此！哎，你们可以不相信我，把我当作病人，但是尽管这样仍旧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如果在我这番话里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真实，也就够可怕的了！你们瞧，诸位，你们瞧，我们的青年人是怎样轻易自杀，而毫无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到了那里是怎样的？’连这类问题的影子也没有，好象关于我们的精神和死后的一切在他们心目中早就被一笔抹去，安葬入土。你们再瞧一瞧我们的荒淫无耻，瞧瞧那些色鬼们。本案中不幸的牺牲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比其他们中的某些人来几乎还可以算作是天真无邪的赤子。而他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是的，我们的和欧洲的第一流思想家将来也许会研究俄国人犯罪的心理，因为这题目是值得研究的。但是这种研究要到以后从容一点的时候才会进行，那时候离我们这时代的悲剧性的混乱状态已经较远，一定可以研究得比象我这样的人更加聪明而且公正无私一些。现在呢，我们不是震骇，就是假装震骇，一方面自己却在看热闹，就象一般爱好强烈而又稀奇的刺激的人们那样，因为这些刺激可以撩动一下我们厚颜无耻、闲暇懒散的心情，要不然就象小孩一样，用手驱赶可怕的幻象，在可怕的幻象消散以前，把头藏在枕头底下，但随后却立刻就在游戏作乐之中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总有一天我们也该开始清醒而深思熟虑地生活了，我们也应该用看待社会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的社会境况有所了解，或者开始有所了解。前一个时代的一位伟大作家在他毕生杰作的结尾中，把全俄罗斯比作一辆向着未知的目的地勇猛疾驰的俄罗斯三套马车，他赞叹道：‘嘿，三套马车呀，象鸟儿似的三套马车呀，是谁把你想出来的！’随后带着自豪的喜悦心情补充说，全民族都对低头猛驰的三套马车恭敬地让路。诸位，这随他们去吧，随他们去恭敬地或者不恭敬地让路，但是据我的罪孽眼光看来，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所以这样结束他的全书，不是出于孩子般天真的乐观，就是干跪只为了害怕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因为如果他的三套马车上只套着他那些英雄，如梭巴开维支，罗士特来夫和乞乞科夫之流1，那么无论让谁去充当马车夫，这样的马也是拉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地方去的！而这还是以前的马，比现在的还差得远，我们现在的更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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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讲到这里，被掌声所打断了。这种对俄罗斯三套马车所作的嘲弄形容受到了欢迎。固然，掌声只有两三下，所以连首席法官都认为用不着对观众作“离开法庭”的威吓，只是严厉地朝鼓掌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是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仍然受到了鼓舞，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对他鼓过掌！一个多少年来谁也不爱听的人，现在竟突然有了使全俄侧耳倾听的机会！
“其实，”他接着说“这卡拉马佐夫一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居然会值得突然间这样悲惨地名闻全国？也许我太夸大，但是我以为在这个家庭的画面里似乎现出了我们现代知识社会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倒并不是所有的因素，而且只是极小的一点实例，象‘一滴水中见太阳’似的，但总是反映出了一点什么，显露出了一点什么。你们看这个不幸的，放浪淫荡的老人，这个‘一家之主’，那样悲惨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一个世袭的贵族，以穷食客起家，偶然通过意料不及的婚姻关系，抓到了一笔不大的嫁资。他本是一个小骗子，会拍马的丑角，有着从娘胎里带来的，并不见得太薄弱的智力，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随着岁月的逝去，随着资本的增加，胆子也越大了。低声下气和逢迎拍马的性格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有好嘲笑的、恶毒的犬儒主义和色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已经消磨殆尽，但是对于生活享受的渴望却十分强烈。结果是除了情欲的享乐以外，他看不见其他生活的目的，并且也这样教导他的儿子们。他没有一点做父亲应有的道义责任。他笑他们，从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后院里教养，高兴有人带走他们。他甚至完全忘记了他们。老人的全部道德原则就是aprés摸iledèluge1，这和公民责任的概念正巧相反，完全和社会脱离甚至仇视社会：‘哪怕全世界着了火，只要我一个人好就行。’他感到极好，他十分满意，他渴望再这样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骗亲生的儿子，始终扣住儿子的钱，儿子的母亲的遗产，就用这钱夺他的儿子的情妇。不，我不愿把替被告辩护的责任让给那位从彼得堡来的多才多艺的律师。我自己也要说出实话，我自己也明白他在他儿子的心里酿成的一团怒火。但是够了，关于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说得够了，他已经得到了惩罚。但是我们要记住，他是父亲，现代的父亲之中的一个。我说他是许多现代的父亲中的一个，会不会使社会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现代的父亲中许多人只是不象这个人那样公开说出一些无耻的话，因为他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比较文明，而其实他们的哲学几乎是和他一样的。就算我是悲观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我们已经预先说好，你们会原谅我的。我们预先约好：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说我的话，你们不必相信。但是你们一定要让我说出我的话来，无论如何其中的某些话你们是不会忘记的。现在你们看这个老人，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个正在被告席上面对着你们，关于他，要说的话还在后面。至于别的孩子，我只是顺便说两句。另两个孩子，年长的是那些现代青年中的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有着极聪明的头脑，但却对一切都没有信仰，否定和抹杀世间许许多多事物，正和他的父亲一样。我们大家都听过他的言论，他在我们的社会里受到友好的接待。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意见，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为这样，才使我此刻有勇气多少坦率地谈一谈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为个人，而只是把他当作卡拉马佐夫家庭中的一员来看。昨天有一个和本案极有关系的人，一个有病的白痴，在城郊自杀身死。他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仆人，也许还是私生子。他姓斯麦尔佳科夫。他在预审的时候神经质地流着眼泪对我说，这个年轻的卡拉马佐夫，伊凡-费多罗维奇，那种精神上的放荡不羁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据他看来，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将来什么都不应加以禁止，——他尽教我这一套。’这白痴大概就是受了他所教的那种学说的熏染，以致完全发了疯，尽管不用说，他的羊癫疯和家里爆发的可怕的灾难也可能促成了他的精神失常。然而这个白痴曾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这样的话本该出于比他更聪明些的观察者之口，因此我才在这里提起它来。他对我说：‘如果儿子中间有谁性格上最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话，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我对他的性格分析，就说到这里为止，再说下去就太不客气了。哎，我并不想再下进一步的结论，象乌鸦似的对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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