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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料到，他心目中那个惹人怜爱的好姑娘已变得矫揉造作，风情毕露，即使在这种场赶里还没忘记向他卖弄风情，他不由感到深深的失望。即便是这么个受迫害，受剥夺的弱者的集团，托尔斯泰也并不为他们开脱，他决不滥施同情心。玛丝洛娃是个女罪人，托尔斯泰不是从社会和司法的立场，而是从人性的立场判定。她任何时候都想着要向男人卖弄风情，任何男人，警察也好，犯人也好，或者像聂赫留多夫这样一个曾经和她有过纯洁感情的人。有那么一个片刻，聂赫留多夫怀疑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对，可他还是克制了厌恶的心情，继续为她奔走，要为她找个好律师。他找到了莫斯科最大的律师，叫法纳林。他进入了法纳林家的客厅。法纳林住着一幢非常豪华的房子，宫殿一样，种着高大的植物，有着暴发户的气味，在他办公室门口，坐了很多很多人，排队等待接见。聂赫留多夫把他的名片递交进去，于是没经过排队，律师就接见他了。法纳林一见他就指着前一个访客的背影说，你看那个人，钱多得不得了，可是他居然说上天无门。
他就这样议论他的主顾，其实也是一种暗示：你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得到。聂赫留多夫对法纳林再反感，也得求他，别无他法。法纳林看了玛丝洛娃的案宗，觉得案子确实很棘手，陪审团的意见写得清清楚楚，你这等于要把整个陪审团意见推翻，重新来过，但我们当然要帮你办啦，我们先上诉，上诉不行再告御状，但我也事先告诉你，上诉如果不行的话，事情就大局已定了，告御状一般是告不出什么结果的。
接着，就指导聂赫留多夫，每一步骤内所应该去拜见的人物。临了，聂赫留多夫又请教他如何取得特许证，能在任何时候探视玛丝洛娃。
他说你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找谁去办，找谁去敲这个图章，找一个副省长，名叫马斯连尼科夫。这人倒和聂赫留多夫是老朋友了，他们曾在一个军团共过事。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应该说是个厚道人，而且他奉公守法，没什么歪门邪道，一个规规矩矩的军团会计官，可是他兴趣狭隘，没有个性，他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没什么幻想，但他确实不是坏人不会去算计别人，他甚至可称得上是个好人。他娶了个老婆，很有钱，很精明。这个精明的老婆，设计了他的前途，那就是辞掉宫廷职务到地方上当官。在地方上他果然升得挺快，当上了副省长。聂赫留多夫到他家去，觉得非常受罪，夫妇俩都是那么乏味，没个性，一个典型的官僚生活面貌。但马斯连尼科夫确实很帮忙，他的特许证很快就开出来了。后来，这个马斯连尼科夫还帮了他一个忙，有个政治犯托他办事的同时也给他提了个建议，说监狱其实是个大染缸，到处是刑事犯，好人都要变坏的，我建议你通过路子把玛丝洛娃弄到医院里去工作，医院很缺看护，那儿环境比较好，比较有秩序，人也比较正派，对女性比较好。聂赫留多夫就去求了马斯连尼科夫，马斯连尼科夫也在规定的许可下满足了他。于是，玛丝洛娃调到医院里去了，在那里玛丝洛娃学会了一点技能，而且在这一个较为正派的环境里，开始认识到取悦男人的无聊和罪恶，这是玛丝洛娃新生的一个契机，聂赫留多夫为她创造的契机。他们两个人的复活和新生，就是这样在一种相互作用里面。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他们两人都不断地积累着认识和觉悟的准备。在律师法纳林的指导下，聂赫留多夫到了彼得堡，在枢密院开始活动。他首先找的一个枢密官是专门管上诉的，直接针对他这个案子，叫沃尔夫。沃尔夫也是个正派人，并且他很以正直为自豪，他所谓的正直是他从不受贿赂，可他从来不以为他拿到的薪水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他没有头脑去怀疑自己。他不受贿，而且对受贿的人非常厌恶。他也娶了个很有钱的老婆，老婆带给他每年一万八千卢布的收人，所以他并不缺钱。他的官位是因为努力工作得到的，是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官。他为政府办事尽心尽意，而且合情合理，他也同样没有头脑去怀疑他的忠诚与勤恳所造成的恶果。那是在一架向着错误方向运作的机器上的有力的部分。他有个儿子，非常厌恶自己的家庭，这是个很苦闷的家庭，家里的人都没有人性，说的都不是人话，于是孩子很小便开始酗酒，欠了许多酒债，沃尔夫为他儿子偿还了两笔债务后，就和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从此儿子就离开了家庭。这个官僚是要参加终审玛丝洛娃上诉案子的一个重要成员。终审小组里面还有个重要成员，是一个副检察长，叫谢烈宁。
这倒是个非常有性格的人，他长得很漂亮，很潇洒，是聂赫留多夫的大学同学，又是朋友，他很聪明，有理想，对社会有责任感。他不是那种庸庸碌碌的官僚。他有信仰，对人民也有感情，而且他自信自己还是有才能的。但事与愿违。他以为要为社会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进人国家机器，进入国家机关，这样才能直接为社会工作。然而一旦进入国家机关，他发现什么都不对头，都是些事务性的工作，这些事务在他看来那么无聊，徒劳无益，充满了文牍气，官僚气。他在这环境里非常不适应，和上下级关系也不好，他不断调动工作，每到一个新环境，就决心要好好工作。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可是心里面又觉得不对头，总有一股抗拒的力量，他却没有勇气正视这股力量，所以他还是这样顺其常规的去做他所谓应该做的事。他的婚姻也是这种不对头的婚姻，和他的妻子结婚他也认为很正常，好像如果不和这么一个富有的、聪明的、有身份有容貌的人结婚是不可以的，简直是太不正常了。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正常规范，可他心里的抗拒力量始终在唱反调，始终使他痛苦。后来有了个女儿，女儿的举止、打扮、气质也是和他内心的愿望不一样，好像这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家庭里也是感到很隔膜，又不晓得一切错在什么地方，他的一切都按照这个社会的常规去做，可就是觉得不对头，职业不对头，家庭不对头，而最不对头的是在宗教上。他在年轻时和聂赫留多夫一样，有叛逆精神，是愤怒的反抗的青年。他们渴望把现有的一切砸碎，使社会变得更好，他们难免有时会是盲目的，可却充满了真实的热情。他们把宗教信仰砸得粉碎，他们怀疑宗教，他们在怀疑一切的年纪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可当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走进社会，感到不对劲，需要精神上的支援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宗教了。宗教是一种可支持大多数人正常生活，走入人群的东西，可他没有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断裂层里的人，生活分裂了他。大家终于坐下来谈这案子了，翻案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而且还有大律师到场，为玛丝洛娃作出种种辩护。沃尔夫和谢烈宁的态度还算是明朗的，只是一个很微妙的原因，使得有一部分枢密官很反感这个案子。反感的原因是一个贵族去为一个妓女这么奔走，他们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些什么私情，是一种暧昧的、不光彩的事。他们坚持原判，理由也非常充分，要尊重地方的法庭判决，尊重陪审团的意见，最后还是维持原判。
还有一个人物，叫托波洛夫，他也是彼得堡上诉局的，专门管宗教案子。聂赫留多夫所以去找他，是为前面说过的那个教派信使案。
托波洛夫看到这案子心里就一跳，这案子其实他知道，曾经有一度是要翻过来的，那么鸡毛蒜皮，而且没什么证据的一个案子，可就是有那么些热心的主教在奔走，如若翻过来还会惊动皇上，皇上就会对他们上诉局不满，怎么你们办了个冤案呢？他们的工作就将受到皇上的怀疑。他感到很为难。托波洛夫的工作是个非常矛盾的工作，首先他好像是宗教的化身，是执行上帝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但事实上他却运用人为的，包括暴力的方式来管理教会。但他是个老练的官员，他知道这案子非常棘手，他和聂赫留多夫说：好了，这我管，你别问了，这事由我来负责了。打发聂赫留多夫心存希望地走了。这个惩罚人的团体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在惩罚罪行的同时，又犯下了新的罪行，于是便加入了罪人的行列。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当流放队伍终于到达西伯利亚边城时才出场，他就是城防司令，一个将军。其时，聂赫留多夫收到了谢烈宁的信，告诉他告御状有结果了，把玛丝洛娃的苦役刑改成流刑。这是个很好的消息，聂赫留多夫很兴奋，马上跑去监狱要求放人，监狱里的人对他讲我们没收到文件之前，不能乱放人，看到文件，一分钟也不会多留，马上放人。他就跑到城防司令家，请求将军注意文件，有了文件尽轨通知监狱放人。在将军家他感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气氛。
这将军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正直心的人，他实际上很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是个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他曾经有种幻想：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和他的职业是能够调和的，他年轻时这么相信，绝对以为他们的工作是在实行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到老年后，他不相信了，怀疑了。他天性聪明、善良、而且很有学识，当他意识到这不可改变时，他就借酒浇愁，他是一个酗酒的人。可他酗酒从不至于使他太胡来，所以不妨碍他升到一个高位，在高位上坐得还挺稳固的。聂赫留多夫对将军很有好感，他看到他花了那么多力气，走过那么艰苦的路途所看到的一切，这将军基本上都看到了，而且总结得非常清楚明白。将军对他说，你会不会英语，我晚上要接待个英国客人，是个旅行者，传教士这样的人物，他对监狱感兴趣，他要参观全世界的监狱，于是就来到西伯利亚，你会英语的话，今晚就来参加我家的party，大家在一起聊天，你也可作作翻译。一这天晚上的party也使他深感安慰，经过这么多月的辛劳跋涉，老是在监狱里和犯人在一起，看到的都是最肮脏最可怕最折磨的景象，来到将军的客厅里，他感到往昔的生活在向他招手，这往昔的生活是剥去了伪善的外衣的，不是公爵小姐家的那种，而是单纯、清洁、温暖的本质。在这个遥远的边城，居然还有这么一种文雅的、温柔的、宁静；生活。尤其是将军的女儿和女婿，那么热情那么纯洁，真是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在宴会将要结束，他准备告辞的时候，那位女儿很羞怯但又很勇敢地对他说：“先生你能不能去看看我的孩子。”她幸福地把他引到两个睡着的婴儿那里，婴儿睡得那么安详，那么甜蜜，他忽然之间就感受到一种很平易，很真实的幸福。他明白和玛丝洛娃去度过她的流刑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牺牲不禁带有着虚假的成分。
而将军的生活有一种温和的折衷，在以前那种无聊的，荒诞无度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艰辛，折磨的生活之间，还能找到一种比较人道的，比较道德的，不犯罪的，可爱的生活。于是，很多尖锐矛盾就在将军家得到一种缓和。他从将军家出来后，他对玛丝洛娃的心情有点变化，他以前迫不及待希望玛丝洛娃接受他的求婚，而现在，听到玛丝洛娃说她选择了西蒙松时，他感到一种很温暖很充满爱意的释放，他终于被她的谴责释放了。这对玛丝洛娃也是灵魂的脱生，她放开聂赫留多夫，也就是决心承担和负责自己的命运，这使她感到安宁。而聂赫留多夫在感激的同时也深感到自己确实及不上西家松。
现在我们开始谈西蒙松这一个群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托尔斯泰最大的感情和希望是放在他们身上的，那就是政治犯。在这一个罪人的世界上，唯有这群政治犯是有自救倾向的人，他们是渴望自救的人。当聂赫留多夫走完了流放西伯利亚的路程，参观了监狱，走出了监狱，回到住所，开始回想，开始分析思考，到最后他发现无路可走，只有一条自救的路。你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你，就像他救不了玛丝洛娃，玛丝洛娃也救不了他，他们最终的分手其实是分别走上自救的道路。而这群政治犯则是自救的榜样，是最崇高的人。他最初接触的政治犯是一个叫维拉的女人，一见面才发现这维拉他是认识的。他曾经到某处去打猎，当地一个平民女教师要求见他，求他资助她上教育学院，这就是维拉。其时，她在狱中，她托聂赫留多夫去营救一个女孩子，名叫苏斯托娃，和革命政治根本没关系，她只是帮助她的姨母收藏了一些书籍，然后就被抓了起来，是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女孩子。维拉说，听说你到彼得堡去为玛丝洛娃的案子奔走，你是不是能把这案子过问一下，把苏斯托娃放出来，因为这女孩实在太无辜了。他们自己也很内疚，完全是因为他们这些革命者行为的失误，使这小姑娘受了罪。维拉给他的印象不是很好，他觉得她思想非常激烈，又很糊涂，她思想的锋芒射向四面八方，却不晓得目标是什么。
他一向对政治犯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制造恐怖主义气氛，无端激烈而且相当狭隘，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政治犯维拉且又是个神经质的人，激烈的思想像一只困兽，需要冲出去，可是没有方向。但她确实给了他某种刺激，使他贴切地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在这么生活。他真正认识政治犯，是在第三卷，即我所说最重要的一卷里。就是维拉建议把玛丝洛娃弄到监狱医院里去的，她还建议让玛丝洛娃和政治犯呆在一起，因政治犯待遇比较好些。在流放途中，政治犯是可以坐车的，刑事犯必须走路，但因为车上位子不够，玛丝洛娃还得走路，可不管怎么她每天和他们食宿在一起。有两个政治犯和她一起走路，一个就是西蒙松。他放弃坐车，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平等的。这是个民粹党人，他是什么背景呢？他是个军需官的儿子，上大学时接受了民粹思想，然后就到农村去做教员。他的行为还根据他的宗教性的世界观，这是他在农村教书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他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活的，我们认为是死的或无机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它们也是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的某一部分，所以这世界是一个一元世界，人作为这有机体的一部分，必须维护有机体的生命，他的宗教观使他觉得每个人对这世界都是有责任的，就是不能使这世界死下去，而是活下来，每一个人都必须使他的活力起作用。其实这是个很宏伟的世界观，是经过很认真的实践和深刻的玄思而形成的。他在爱情上则持柏拉图观点，他不结婚，也不赞成性爱，他认为最最崇高的是精神。后来他所以向玛丝洛娃求婚，是他认为他能解除玛丝洛娃的厄运，他觉得这女人太不幸了。这女人吸引他的最重要原因，是她太苦难了，是个受苦的人，而他有责任去解救她的苦难。实际上他对玛丝洛娃的女性的魅力，绝对是受到影响的，可他自己不愿承认。这是个可尊敬的人，他身上没有一点卑鄙的东西。另外一个步行的政治犯是位女性，叫玛丽亚，聂赫留多夫在监狱里就见过她，在心里六留下深刻印象。她长得很漂亮，有双羊羔一样的眼睛，气质非常高尚。她把她在车上的座位让给了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此外，她手里还抱着个流刑犯的小女儿。
这流刑犯戴着手铐，所以不能抱自己的女儿，玛丽亚就抱着他女儿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她出生在一个将军的富裕家庭，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会三国外语，但她从小竿喜欢和贫苦人在一起，喜欢在佣人的房间里，这是使她成为革命者的重要条件。她19岁就离开家庭去做女工，然后去农村，再度回到城里，她的住处就成了一个秘密印刷所。
有一次她的寓所在活动时遭到搜查，她们的一个同志很不谨慎地开了枪，结果她站出来说是她开的枪，其实她连枪都没摸过，她就是这么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他们都有很崇高的信仰，都是俄国民粹派成员。她也同西蒙松一样，反对婚姻爱情，觉得任何说得好听的婚姻爱情都是建立在欲念上的，而欲念是不纯洁的。但她有一次居然也准备结婚，是为了挽救另一个政治犯，克雷里佐夫，他得了很重的结核病。玛丽亚就写信给聂赫留多夫，希望他帮助活动使克雷里佐夫留在当地看病，而她作为他的妻子留下来照顾他。西蒙松和玛丽亚是这政治犯团体，也就是人类的精英团体里的典范。他们集中了可以自救的人们的最完美最可贵的品质，是聂赫留多夫在这罪人和赎罪的世界里所看到的一线光明。当他跟随玛丝洛娃走上去西伯利亚的流放道路时，他认识了这个团体里的许多人，比如玛丽亚准备与其结婚的年轻的克雷里佐夫。他是南方大地主的独生子，大学里，有几个同学向他为某项公共事业募捐，他知道那是有关革命的，并不引起他的兴趣，只是出于同学情谊和面子观点，捐了些钱，不想却因此受牵连被捕。狱中的经历教育了他，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出狱后，他加人了民意党，担任一个小组的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然后再次人狱，被判了终身苦役。还有艾米丽雅。兰采娃，她是由于爱情而走上革命者的道路。她16岁时，爱上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兰采夫，19岁结婚。丈夫卷入学潮，被逐出了彼得堡，她便也放弃学业，同他一起出走。在政治犯中，有两位平民出身的革命者引起了聂赫留多夫的兴趣，一位是纳巴托夫，一位是玛尔凯尔。康德拉契耶夫。前者是一位农民，在乡村学校受的初级教育，然后半教书半读书地完成中等学业，获金质奖章，七年级时却决定回到乡村去，身体力行“从人民中间来，回人民中间去”的民粹派口号。他在村子里做文书员，在农民中办生产消费合作社，朗读一些非法油印的小册子，经历过数次被捕、释放、判刑、逃跑的过程。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注重实际和行动，对任何玄恩性的理论不感兴趣。在流放途中，就是他发现前面过去的流放犯留在一堵墙上的字迹，告诉后来者，一个重要的革命者涅维罗夫在喀山疯人院里自尽的消息。玛尔凯尔。康德拉契耶夫是一名工人，15岁就进厂做工，深感阶级的不平等，20岁时，有位著名的女革命者来工厂做女工，对他进行了教育，于是，他在35岁的时候参加了革命。他是在领导工人大罢工中被捕的，流放西伯利亚。这是一个狭隘的，偏激的阶级观念者，在流放途中，认识了诺沃德沃罗夫，继而成为他的信徒。诺沃德沃罗夫是一个有着过人智力的知识者，所以在组织里占据高位，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自私的人，将革命看作实现虚荣心的手段，为了标新立异可以改变观点，并没有坚定的信仰，因此他便推崇暴力，急于推出自己的纲领，而确定位置。这是政治犯里的低级人物，同样等级的还有女政治犯格拉别茨。她是高等女校的青年学生，并无突出的头脑，对革命也十分冷漠，然而由于时尚的影响，牵连进某个事件，被判流刑。即便是在这么一个革命者的群体之中，她生活的主要兴趣也只是在男性方面取得成功。托尔斯泰非常详细地分析和描绘这个他认为是具备自救倾向的集团，分出它其中的优中劣等。他不像法国的浪漫的雨果，可以为他的理想创造一个神界，托尔斯泰是严谨的、苛求的，他特别特别要求甚至强调他所使用的现实世界材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所以他的困难也就格外巨大，那就是要用如此具象的材料去创造一个不真实存在的世界，其间的幅度是多么大啊！也就因为此，托尔斯泰历来被无可争辩地定位在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位置上，凡是无法以现实主义理论作解释的部分全称作是他的局限性。其实我们犯了大错误，我们把它的手段看作它的目的，把它的材料看作它最终的建筑了。托尔斯泰是从相距最远的此岸和彼岸过渡，所以他的心灵世界是最遥远，尽管貌似接近。而他建筑心灵世界的材料也是巨大的结实的坚固的，因此他的心灵世界也是广阔和宏伟的。
有料到，他心目中那个惹人怜爱的好姑娘已变得矫揉造作，风情毕露，即使在这种场赶里还没忘记向他卖弄风情，他不由感到深深的失望。即便是这么个受迫害，受剥夺的弱者的集团，托尔斯泰也并不为他们开脱，他决不滥施同情心。玛丝洛娃是个女罪人，托尔斯泰不是从社会和司法的立场，而是从人性的立场判定。她任何时候都想着要向男人卖弄风情，任何男人，警察也好，犯人也好，或者像聂赫留多夫这样一个曾经和她有过纯洁感情的人。有那么一个片刻，聂赫留多夫怀疑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对，可他还是克制了厌恶的心情，继续为她奔走，要为她找个好律师。他找到了莫斯科最大的律师，叫法纳林。他进入了法纳林家的客厅。法纳林住着一幢非常豪华的房子，宫殿一样，种着高大的植物，有着暴发户的气味，在他办公室门口，坐了很多很多人，排队等待接见。聂赫留多夫把他的名片递交进去，于是没经过排队，律师就接见他了。法纳林一见他就指着前一个访客的背影说，你看那个人，钱多得不得了，可是他居然说上天无门。
他就这样议论他的主顾，其实也是一种暗示：你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得到。聂赫留多夫对法纳林再反感，也得求他，别无他法。法纳林看了玛丝洛娃的案宗，觉得案子确实很棘手，陪审团的意见写得清清楚楚，你这等于要把整个陪审团意见推翻，重新来过，但我们当然要帮你办啦，我们先上诉，上诉不行再告御状，但我也事先告诉你，上诉如果不行的话，事情就大局已定了，告御状一般是告不出什么结果的。
接着，就指导聂赫留多夫，每一步骤内所应该去拜见的人物。临了，聂赫留多夫又请教他如何取得特许证，能在任何时候探视玛丝洛娃。
他说你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找谁去办，找谁去敲这个图章，找一个副省长，名叫马斯连尼科夫。这人倒和聂赫留多夫是老朋友了，他们曾在一个军团共过事。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应该说是个厚道人，而且他奉公守法，没什么歪门邪道，一个规规矩矩的军团会计官，可是他兴趣狭隘，没有个性，他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没什么幻想，但他确实不是坏人不会去算计别人，他甚至可称得上是个好人。他娶了个老婆，很有钱，很精明。这个精明的老婆，设计了他的前途，那就是辞掉宫廷职务到地方上当官。在地方上他果然升得挺快，当上了副省长。聂赫留多夫到他家去，觉得非常受罪，夫妇俩都是那么乏味，没个性，一个典型的官僚生活面貌。但马斯连尼科夫确实很帮忙，他的特许证很快就开出来了。后来，这个马斯连尼科夫还帮了他一个忙，有个政治犯托他办事的同时也给他提了个建议，说监狱其实是个大染缸，到处是刑事犯，好人都要变坏的，我建议你通过路子把玛丝洛娃弄到医院里去工作，医院很缺看护，那儿环境比较好，比较有秩序，人也比较正派，对女性比较好。聂赫留多夫就去求了马斯连尼科夫，马斯连尼科夫也在规定的许可下满足了他。于是，玛丝洛娃调到医院里去了，在那里玛丝洛娃学会了一点技能，而且在这一个较为正派的环境里，开始认识到取悦男人的无聊和罪恶，这是玛丝洛娃新生的一个契机，聂赫留多夫为她创造的契机。他们两个人的复活和新生，就是这样在一种相互作用里面。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他们两人都不断地积累着认识和觉悟的准备。在律师法纳林的指导下，聂赫留多夫到了彼得堡，在枢密院开始活动。他首先找的一个枢密官是专门管上诉的，直接针对他这个案子，叫沃尔夫。沃尔夫也是个正派人，并且他很以正直为自豪，他所谓的正直是他从不受贿赂，可他从来不以为他拿到的薪水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他没有头脑去怀疑自己。他不受贿，而且对受贿的人非常厌恶。他也娶了个很有钱的老婆，老婆带给他每年一万八千卢布的收人，所以他并不缺钱。他的官位是因为努力工作得到的，是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官。他为政府办事尽心尽意，而且合情合理，他也同样没有头脑去怀疑他的忠诚与勤恳所造成的恶果。那是在一架向着错误方向运作的机器上的有力的部分。他有个儿子，非常厌恶自己的家庭，这是个很苦闷的家庭，家里的人都没有人性，说的都不是人话，于是孩子很小便开始酗酒，欠了许多酒债，沃尔夫为他儿子偿还了两笔债务后，就和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从此儿子就离开了家庭。这个官僚是要参加终审玛丝洛娃上诉案子的一个重要成员。终审小组里面还有个重要成员，是一个副检察长，叫谢烈宁。
这倒是个非常有性格的人，他长得很漂亮，很潇洒，是聂赫留多夫的大学同学，又是朋友，他很聪明，有理想，对社会有责任感。他不是那种庸庸碌碌的官僚。他有信仰，对人民也有感情，而且他自信自己还是有才能的。但事与愿违。他以为要为社会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进人国家机器，进入国家机关，这样才能直接为社会工作。然而一旦进入国家机关，他发现什么都不对头，都是些事务性的工作，这些事务在他看来那么无聊，徒劳无益，充满了文牍气，官僚气。他在这环境里非常不适应，和上下级关系也不好，他不断调动工作，每到一个新环境，就决心要好好工作。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可是心里面又觉得不对头，总有一股抗拒的力量，他却没有勇气正视这股力量，所以他还是这样顺其常规的去做他所谓应该做的事。他的婚姻也是这种不对头的婚姻，和他的妻子结婚他也认为很正常，好像如果不和这么一个富有的、聪明的、有身份有容貌的人结婚是不可以的，简直是太不正常了。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正常规范，可他心里的抗拒力量始终在唱反调，始终使他痛苦。后来有了个女儿，女儿的举止、打扮、气质也是和他内心的愿望不一样，好像这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家庭里也是感到很隔膜，又不晓得一切错在什么地方，他的一切都按照这个社会的常规去做，可就是觉得不对头，职业不对头，家庭不对头，而最不对头的是在宗教上。他在年轻时和聂赫留多夫一样，有叛逆精神，是愤怒的反抗的青年。他们渴望把现有的一切砸碎，使社会变得更好，他们难免有时会是盲目的，可却充满了真实的热情。他们把宗教信仰砸得粉碎，他们怀疑宗教，他们在怀疑一切的年纪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可当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走进社会，感到不对劲，需要精神上的支援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宗教了。宗教是一种可支持大多数人正常生活，走入人群的东西，可他没有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断裂层里的人，生活分裂了他。大家终于坐下来谈这案子了，翻案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而且还有大律师到场，为玛丝洛娃作出种种辩护。沃尔夫和谢烈宁的态度还算是明朗的，只是一个很微妙的原因，使得有一部分枢密官很反感这个案子。反感的原因是一个贵族去为一个妓女这么奔走，他们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些什么私情，是一种暧昧的、不光彩的事。他们坚持原判，理由也非常充分，要尊重地方的法庭判决，尊重陪审团的意见，最后还是维持原判。
还有一个人物，叫托波洛夫，他也是彼得堡上诉局的，专门管宗教案子。聂赫留多夫所以去找他，是为前面说过的那个教派信使案。
托波洛夫看到这案子心里就一跳，这案子其实他知道，曾经有一度是要翻过来的，那么鸡毛蒜皮，而且没什么证据的一个案子，可就是有那么些热心的主教在奔走，如若翻过来还会惊动皇上，皇上就会对他们上诉局不满，怎么你们办了个冤案呢？他们的工作就将受到皇上的怀疑。他感到很为难。托波洛夫的工作是个非常矛盾的工作，首先他好像是宗教的化身，是执行上帝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但事实上他却运用人为的，包括暴力的方式来管理教会。但他是个老练的官员，他知道这案子非常棘手，他和聂赫留多夫说：好了，这我管，你别问了，这事由我来负责了。打发聂赫留多夫心存希望地走了。这个惩罚人的团体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在惩罚罪行的同时，又犯下了新的罪行，于是便加入了罪人的行列。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当流放队伍终于到达西伯利亚边城时才出场，他就是城防司令，一个将军。其时，聂赫留多夫收到了谢烈宁的信，告诉他告御状有结果了，把玛丝洛娃的苦役刑改成流刑。这是个很好的消息，聂赫留多夫很兴奋，马上跑去监狱要求放人，监狱里的人对他讲我们没收到文件之前，不能乱放人，看到文件，一分钟也不会多留，马上放人。他就跑到城防司令家，请求将军注意文件，有了文件尽轨通知监狱放人。在将军家他感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气氛。
这将军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正直心的人，他实际上很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是个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他曾经有种幻想：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和他的职业是能够调和的，他年轻时这么相信，绝对以为他们的工作是在实行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到老年后，他不相信了，怀疑了。他天性聪明、善良、而且很有学识，当他意识到这不可改变时，他就借酒浇愁，他是一个酗酒的人。可他酗酒从不至于使他太胡来，所以不妨碍他升到一个高位，在高位上坐得还挺稳固的。聂赫留多夫对将军很有好感，他看到他花了那么多力气，走过那么艰苦的路途所看到的一切，这将军基本上都看到了，而且总结得非常清楚明白。将军对他说，你会不会英语，我晚上要接待个英国客人，是个旅行者，传教士这样的人物，他对监狱感兴趣，他要参观全世界的监狱，于是就来到西伯利亚，你会英语的话，今晚就来参加我家的party，大家在一起聊天，你也可作作翻译。一这天晚上的party也使他深感安慰，经过这么多月的辛劳跋涉，老是在监狱里和犯人在一起，看到的都是最肮脏最可怕最折磨的景象，来到将军的客厅里，他感到往昔的生活在向他招手，这往昔的生活是剥去了伪善的外衣的，不是公爵小姐家的那种，而是单纯、清洁、温暖的本质。在这个遥远的边城，居然还有这么一种文雅的、温柔的、宁静；生活。尤其是将军的女儿和女婿，那么热情那么纯洁，真是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在宴会将要结束，他准备告辞的时候，那位女儿很羞怯但又很勇敢地对他说：“先生你能不能去看看我的孩子。”她幸福地把他引到两个睡着的婴儿那里，婴儿睡得那么安详，那么甜蜜，他忽然之间就感受到一种很平易，很真实的幸福。他明白和玛丝洛娃去度过她的流刑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牺牲不禁带有着虚假的成分。
而将军的生活有一种温和的折衷，在以前那种无聊的，荒诞无度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艰辛，折磨的生活之间，还能找到一种比较人道的，比较道德的，不犯罪的，可爱的生活。于是，很多尖锐矛盾就在将军家得到一种缓和。他从将军家出来后，他对玛丝洛娃的心情有点变化，他以前迫不及待希望玛丝洛娃接受他的求婚，而现在，听到玛丝洛娃说她选择了西蒙松时，他感到一种很温暖很充满爱意的释放，他终于被她的谴责释放了。这对玛丝洛娃也是灵魂的脱生，她放开聂赫留多夫，也就是决心承担和负责自己的命运，这使她感到安宁。而聂赫留多夫在感激的同时也深感到自己确实及不上西家松。
现在我们开始谈西蒙松这一个群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托尔斯泰最大的感情和希望是放在他们身上的，那就是政治犯。在这一个罪人的世界上，唯有这群政治犯是有自救倾向的人，他们是渴望自救的人。当聂赫留多夫走完了流放西伯利亚的路程，参观了监狱，走出了监狱，回到住所，开始回想，开始分析思考，到最后他发现无路可走，只有一条自救的路。你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你，就像他救不了玛丝洛娃，玛丝洛娃也救不了他，他们最终的分手其实是分别走上自救的道路。而这群政治犯则是自救的榜样，是最崇高的人。他最初接触的政治犯是一个叫维拉的女人，一见面才发现这维拉他是认识的。他曾经到某处去打猎，当地一个平民女教师要求见他，求他资助她上教育学院，这就是维拉。其时，她在狱中，她托聂赫留多夫去营救一个女孩子，名叫苏斯托娃，和革命政治根本没关系，她只是帮助她的姨母收藏了一些书籍，然后就被抓了起来，是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女孩子。维拉说，听说你到彼得堡去为玛丝洛娃的案子奔走，你是不是能把这案子过问一下，把苏斯托娃放出来，因为这女孩实在太无辜了。他们自己也很内疚，完全是因为他们这些革命者行为的失误，使这小姑娘受了罪。维拉给他的印象不是很好，他觉得她思想非常激烈，又很糊涂，她思想的锋芒射向四面八方，却不晓得目标是什么。
他一向对政治犯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制造恐怖主义气氛，无端激烈而且相当狭隘，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政治犯维拉且又是个神经质的人，激烈的思想像一只困兽，需要冲出去，可是没有方向。但她确实给了他某种刺激，使他贴切地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在这么生活。他真正认识政治犯，是在第三卷，即我所说最重要的一卷里。就是维拉建议把玛丝洛娃弄到监狱医院里去的，她还建议让玛丝洛娃和政治犯呆在一起，因政治犯待遇比较好些。在流放途中，政治犯是可以坐车的，刑事犯必须走路，但因为车上位子不够，玛丝洛娃还得走路，可不管怎么她每天和他们食宿在一起。有两个政治犯和她一起走路，一个就是西蒙松。他放弃坐车，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平等的。这是个民粹党人，他是什么背景呢？他是个军需官的儿子，上大学时接受了民粹思想，然后就到农村去做教员。他的行为还根据他的宗教性的世界观，这是他在农村教书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他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活的，我们认为是死的或无机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它们也是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的某一部分，所以这世界是一个一元世界，人作为这有机体的一部分，必须维护有机体的生命，他的宗教观使他觉得每个人对这世界都是有责任的，就是不能使这世界死下去，而是活下来，每一个人都必须使他的活力起作用。其实这是个很宏伟的世界观，是经过很认真的实践和深刻的玄思而形成的。他在爱情上则持柏拉图观点，他不结婚，也不赞成性爱，他认为最最崇高的是精神。后来他所以向玛丝洛娃求婚，是他认为他能解除玛丝洛娃的厄运，他觉得这女人太不幸了。这女人吸引他的最重要原因，是她太苦难了，是个受苦的人，而他有责任去解救她的苦难。实际上他对玛丝洛娃的女性的魅力，绝对是受到影响的，可他自己不愿承认。这是个可尊敬的人，他身上没有一点卑鄙的东西。另外一个步行的政治犯是位女性，叫玛丽亚，聂赫留多夫在监狱里就见过她，在心里六留下深刻印象。她长得很漂亮，有双羊羔一样的眼睛，气质非常高尚。她把她在车上的座位让给了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此外，她手里还抱着个流刑犯的小女儿。
这流刑犯戴着手铐，所以不能抱自己的女儿，玛丽亚就抱着他女儿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她出生在一个将军的富裕家庭，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会三国外语，但她从小竿喜欢和贫苦人在一起，喜欢在佣人的房间里，这是使她成为革命者的重要条件。她19岁就离开家庭去做女工，然后去农村，再度回到城里，她的住处就成了一个秘密印刷所。
有一次她的寓所在活动时遭到搜查，她们的一个同志很不谨慎地开了枪，结果她站出来说是她开的枪，其实她连枪都没摸过，她就是这么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他们都有很崇高的信仰，都是俄国民粹派成员。她也同西蒙松一样，反对婚姻爱情，觉得任何说得好听的婚姻爱情都是建立在欲念上的，而欲念是不纯洁的。但她有一次居然也准备结婚，是为了挽救另一个政治犯，克雷里佐夫，他得了很重的结核病。玛丽亚就写信给聂赫留多夫，希望他帮助活动使克雷里佐夫留在当地看病，而她作为他的妻子留下来照顾他。西蒙松和玛丽亚是这政治犯团体，也就是人类的精英团体里的典范。他们集中了可以自救的人们的最完美最可贵的品质，是聂赫留多夫在这罪人和赎罪的世界里所看到的一线光明。当他跟随玛丝洛娃走上去西伯利亚的流放道路时，他认识了这个团体里的许多人，比如玛丽亚准备与其结婚的年轻的克雷里佐夫。他是南方大地主的独生子，大学里，有几个同学向他为某项公共事业募捐，他知道那是有关革命的，并不引起他的兴趣，只是出于同学情谊和面子观点，捐了些钱，不想却因此受牵连被捕。狱中的经历教育了他，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出狱后，他加人了民意党，担任一个小组的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然后再次人狱，被判了终身苦役。还有艾米丽雅。兰采娃，她是由于爱情而走上革命者的道路。她16岁时，爱上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兰采夫，19岁结婚。丈夫卷入学潮，被逐出了彼得堡，她便也放弃学业，同他一起出走。在政治犯中，有两位平民出身的革命者引起了聂赫留多夫的兴趣，一位是纳巴托夫，一位是玛尔凯尔。康德拉契耶夫。前者是一位农民，在乡村学校受的初级教育，然后半教书半读书地完成中等学业，获金质奖章，七年级时却决定回到乡村去，身体力行“从人民中间来，回人民中间去”的民粹派口号。他在村子里做文书员，在农民中办生产消费合作社，朗读一些非法油印的小册子，经历过数次被捕、释放、判刑、逃跑的过程。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注重实际和行动，对任何玄恩性的理论不感兴趣。在流放途中，就是他发现前面过去的流放犯留在一堵墙上的字迹，告诉后来者，一个重要的革命者涅维罗夫在喀山疯人院里自尽的消息。玛尔凯尔。康德拉契耶夫是一名工人，15岁就进厂做工，深感阶级的不平等，20岁时，有位著名的女革命者来工厂做女工，对他进行了教育，于是，他在35岁的时候参加了革命。他是在领导工人大罢工中被捕的，流放西伯利亚。这是一个狭隘的，偏激的阶级观念者，在流放途中，认识了诺沃德沃罗夫，继而成为他的信徒。诺沃德沃罗夫是一个有着过人智力的知识者，所以在组织里占据高位，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自私的人，将革命看作实现虚荣心的手段，为了标新立异可以改变观点，并没有坚定的信仰，因此他便推崇暴力，急于推出自己的纲领，而确定位置。这是政治犯里的低级人物，同样等级的还有女政治犯格拉别茨。她是高等女校的青年学生，并无突出的头脑，对革命也十分冷漠，然而由于时尚的影响，牵连进某个事件，被判流刑。即便是在这么一个革命者的群体之中，她生活的主要兴趣也只是在男性方面取得成功。托尔斯泰非常详细地分析和描绘这个他认为是具备自救倾向的集团，分出它其中的优中劣等。他不像法国的浪漫的雨果，可以为他的理想创造一个神界，托尔斯泰是严谨的、苛求的，他特别特别要求甚至强调他所使用的现实世界材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所以他的困难也就格外巨大，那就是要用如此具象的材料去创造一个不真实存在的世界，其间的幅度是多么大啊！也就因为此，托尔斯泰历来被无可争辩地定位在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位置上，凡是无法以现实主义理论作解释的部分全称作是他的局限性。其实我们犯了大错误，我们把它的手段看作它的目的，把它的材料看作它最终的建筑了。托尔斯泰是从相距最远的此岸和彼岸过渡，所以他的心灵世界是最遥远，尽管貌似接近。而他建筑心灵世界的材料也是巨大的结实的坚固的，因此他的心灵世界也是广阔和宏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