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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什么东西。阿三忽然感到毫无意思，她不明白这电话会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再说，就是比尔，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说真有一个比尔存在吗？她笑笑，站起身，这才发现腿已经麻木得没知觉了。她拖着身子走了几步，渐渐好些，然后便走出房间，把房门钥匙压在踏脚棕垫底下了。
有时，对比尔的想念比较清晰，她就到曾经与比尔去过的地方，可是事情倒又茫然起来。比尔在哪里呢？什么都是老样子，就是没有比尔。她想不起比尔的面目。走在马路上的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是比尔，又都不是比尔。她环顾这老公寓的房间，四处都是陌生人的东西和痕迹，与她有什么关系，她所以在这里，不全是因为比尔？她丢了学籍，孤零零地在这里，不全是因为比尔？可是，比尔究竟是什么呢？她回答自己说：比尔是铜像。
这一天，有人来敲她的门，是两个陌生人，一个年轻些，一个年长些。阿三怀疑地问，是找她吗？他们肯定就是找她。他们态度和蔼却坚决，阿三只得让他们进来。坐定之后，他们便告诉阿三，他们来自国家的安全部门，是向她了解比尔的情况。阿三说，比尔是她的私人朋友，没有义务向他们做汇报。那年长的就说，比尔是美国政府官员，他们有权利了解他在中国活动的情况。阿三说不出话来了。年长的缓和了口气，说他们并无恶意，也无意干预她的私生活，只是希望她考虑到她身为中国公民的责任心，她与外交官比尔的关系确实引人注意，比尔那方面想来也会有所说明，他们自然也有权利过问。阿三依然无话，那两人便也无话，只等着阿三开口。沉默了许久，阿三说道：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眼泪哽住了她，她哑着声音，摇着头，感到痛彻心肺。她想她说得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她和比尔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不久，阿三就搬出了这间老公寓房子，新租了地方。在隔了江的浦东地方，一个新规划的区域里最早的一幢。整幢楼房，只搬进三五户人家，其余就空着。晚上，只那几个窗户亮着，除此都是黑的。楼道里更是寂静无声。从这里再到她任家教的闹市中心的侨汇公寓，真好比换了人间。可是，这并没什么，比尔没有了，其他的都无所谓。算起来，比尔应当来了，可是他找不到她了。再说，很可能他根本没有找她。她想象不出比尔一个人来到那幢老公寓里，按她的门铃，然后，由那隔壁的看房子女人从麻将桌前站起来，给他去开门。不，比尔从来不是这样凡俗的形象。阿三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了，她想她不能影响比尔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前程。这么一想，便有了些牺牲的快感。然而，紧接着的一个念头却是：我和比尔之间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于是也就没有牺牲这一说了。
没有比尔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手绘丝巾渐渐市场饱和，那丝绸厂就想转方向，阿三早已画腻了，正好罢手。这时，有画界的朋友来联合，举办一次画展。她已有多日没有正经画画，且有许多新观念，就积极投入进去。这样，阿三就有些重振旗鼓的意思。当她将画布绷在木框上，再用细钉子一只一只钉牢，她意外地发现，这一切做起来还是那么熟练，灵巧，得心应手。劳动的愉悦从心头升起，比尔变得虚枉了，不值得一提的样子。画笔在画布上的涂抹，使她陷入具体细节的操劳与焦虑，别的全都退而求其次了。倘若不是为了房租和生活，那几份家教阿三也是要辞掉的。现在，她对付完课程后，便急匆匆地往浦东赶，想起有一幅画未完成在等待她，心头竟是股暖意的。
阿三望着丘陵上的孤独的柏树，心里说：假如事情就停止在这里，不要往下走，也好啊！
她想起那阵子，朋友们又开始来到她的住处，吃着罐头、面包，喝着啤酒、可口可乐，商量办画展的事项，是多么自由的日子啊！可是现在，她看了看窗上的栅栏，不由叹了口气，后来闹得确实也不像话了。要说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她再没见过比尔，也没有他的消息。她做家教的人家，虽然是比尔的朋友，但他们外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私事，你要不提，他们决不会先提。直到两年后，她在那女作家的客厅里，听说比尔已经调任去韩国，再见比尔，更不可能了。阿三想到，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漠然劲，她简直不知道，她究竟爱还是不爱比尔。
那年的圣诞节，阿三还是给比尔寄了一张卡，没有签名，也没有写下地址。不知比尔接到这没头没脑的圣诞卡，是怎么想的。这年的画展，最终也没有办成。发起人首先退出，为了要去法国。他在马路上结识了一个向他问路的法国老太，恰是个画廊老板，很赏识他的才华，将他办去了法国。其实，仅仅是走了一个人，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这一走，人心都散了。其余的人似乎也看见好运在向他们招手。大马路上走来走去的外国老少，不知哪一个可做衣食父母的。画展不了了之，阿三的房里堆了一堆新作品，大多是浓墨重彩的色块，隐匿着人形，街道和楼房，诡秘和阴森，具有着二十世纪艺术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形象的抽象和思想的具体，看起来似曾相识。这些年里，阿三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思想有些膨胀，但久不练习，技术退步了，因此，形上的模糊更夸张了抽象感，而思想的针对性则更加鲜明，一切都显得极端和尖锐。其中有些力不从心，还有些言不由衷。有时候，阿三自己对着画坐上半天，会疑惑起来，心想：这是谁的画呢？
当这些画积起了一层薄灰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是本地的美术评论家。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对画的评价也往往莫衷一是，可因为写得多，渐渐也形成了权威。现在，他正为一个香港画商做代理人，这使他在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又开辟了通往市场的道路。他来到浦东的阿三的住处，看了阿三的画，立即拍板购下了一幅，并且，与阿三展开了讨论。讨论是从为什么作画的问题开的头。阿三说因为快乐，这同几年前的说法一致，语气却要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家说：奇怪的是，说是为了快乐，画面却透露出痛苦。阿三笑道：你难道连这都不懂，快乐和痛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濒临绝境的情感。评论家就问理由，阿三又笑了：还需要理由吗？事情发生了，就存在了，存在就是合理。评论家就又刨根问她：为什么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这样发生和那样发生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阿三说也许有不同，也许没有不同。于是他们又谈到事物之间有没有具体的联系。评论家以为表面上没有，实质上却有。阿三的观点则相反，表面上有，实质上却没有。评论家便一下绕回去，说：既是这样孤立的形态，快乐和痛苦怎么会是一回事呢？这就把阿三问愣了。
他们的讨论东一句，西一句的，不大接茬的样子，却都兴致盎然，彼此感觉有启发。评论家回忆起阿三初露头角时的胆怯样子，想她真是成熟得快，都能在一起探讨理论问题了，她是从哪里得来的养料呢？阿三与评论家说着这些，思想逐渐清晰起来，原先对自己新作品的茫然减退了，觉得那正是自己想说的话，一切全都自然而然。
是个什么东西。阿三忽然感到毫无意思，她不明白这电话会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再说，就是比尔，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说真有一个比尔存在吗？她笑笑，站起身，这才发现腿已经麻木得没知觉了。她拖着身子走了几步，渐渐好些，然后便走出房间，把房门钥匙压在踏脚棕垫底下了。
有时，对比尔的想念比较清晰，她就到曾经与比尔去过的地方，可是事情倒又茫然起来。比尔在哪里呢？什么都是老样子，就是没有比尔。她想不起比尔的面目。走在马路上的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是比尔，又都不是比尔。她环顾这老公寓的房间，四处都是陌生人的东西和痕迹，与她有什么关系，她所以在这里，不全是因为比尔？她丢了学籍，孤零零地在这里，不全是因为比尔？可是，比尔究竟是什么呢？她回答自己说：比尔是铜像。
这一天，有人来敲她的门，是两个陌生人，一个年轻些，一个年长些。阿三怀疑地问，是找她吗？他们肯定就是找她。他们态度和蔼却坚决，阿三只得让他们进来。坐定之后，他们便告诉阿三，他们来自国家的安全部门，是向她了解比尔的情况。阿三说，比尔是她的私人朋友，没有义务向他们做汇报。那年长的就说，比尔是美国政府官员，他们有权利了解他在中国活动的情况。阿三说不出话来了。年长的缓和了口气，说他们并无恶意，也无意干预她的私生活，只是希望她考虑到她身为中国公民的责任心，她与外交官比尔的关系确实引人注意，比尔那方面想来也会有所说明，他们自然也有权利过问。阿三依然无话，那两人便也无话，只等着阿三开口。沉默了许久，阿三说道：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眼泪哽住了她，她哑着声音，摇着头，感到痛彻心肺。她想她说得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她和比尔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不久，阿三就搬出了这间老公寓房子，新租了地方。在隔了江的浦东地方，一个新规划的区域里最早的一幢。整幢楼房，只搬进三五户人家，其余就空着。晚上，只那几个窗户亮着，除此都是黑的。楼道里更是寂静无声。从这里再到她任家教的闹市中心的侨汇公寓，真好比换了人间。可是，这并没什么，比尔没有了，其他的都无所谓。算起来，比尔应当来了，可是他找不到她了。再说，很可能他根本没有找她。她想象不出比尔一个人来到那幢老公寓里，按她的门铃，然后，由那隔壁的看房子女人从麻将桌前站起来，给他去开门。不，比尔从来不是这样凡俗的形象。阿三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了，她想她不能影响比尔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前程。这么一想，便有了些牺牲的快感。然而，紧接着的一个念头却是：我和比尔之间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于是也就没有牺牲这一说了。
没有比尔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手绘丝巾渐渐市场饱和，那丝绸厂就想转方向，阿三早已画腻了，正好罢手。这时，有画界的朋友来联合，举办一次画展。她已有多日没有正经画画，且有许多新观念，就积极投入进去。这样，阿三就有些重振旗鼓的意思。当她将画布绷在木框上，再用细钉子一只一只钉牢，她意外地发现，这一切做起来还是那么熟练，灵巧，得心应手。劳动的愉悦从心头升起，比尔变得虚枉了，不值得一提的样子。画笔在画布上的涂抹，使她陷入具体细节的操劳与焦虑，别的全都退而求其次了。倘若不是为了房租和生活，那几份家教阿三也是要辞掉的。现在，她对付完课程后，便急匆匆地往浦东赶，想起有一幅画未完成在等待她，心头竟是股暖意的。
阿三望着丘陵上的孤独的柏树，心里说：假如事情就停止在这里，不要往下走，也好啊！
她想起那阵子，朋友们又开始来到她的住处，吃着罐头、面包，喝着啤酒、可口可乐，商量办画展的事项，是多么自由的日子啊！可是现在，她看了看窗上的栅栏，不由叹了口气，后来闹得确实也不像话了。要说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她再没见过比尔，也没有他的消息。她做家教的人家，虽然是比尔的朋友，但他们外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私事，你要不提，他们决不会先提。直到两年后，她在那女作家的客厅里，听说比尔已经调任去韩国，再见比尔，更不可能了。阿三想到，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漠然劲，她简直不知道，她究竟爱还是不爱比尔。
那年的圣诞节，阿三还是给比尔寄了一张卡，没有签名，也没有写下地址。不知比尔接到这没头没脑的圣诞卡，是怎么想的。这年的画展，最终也没有办成。发起人首先退出，为了要去法国。他在马路上结识了一个向他问路的法国老太，恰是个画廊老板，很赏识他的才华，将他办去了法国。其实，仅仅是走了一个人，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这一走，人心都散了。其余的人似乎也看见好运在向他们招手。大马路上走来走去的外国老少，不知哪一个可做衣食父母的。画展不了了之，阿三的房里堆了一堆新作品，大多是浓墨重彩的色块，隐匿着人形，街道和楼房，诡秘和阴森，具有着二十世纪艺术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形象的抽象和思想的具体，看起来似曾相识。这些年里，阿三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思想有些膨胀，但久不练习，技术退步了，因此，形上的模糊更夸张了抽象感，而思想的针对性则更加鲜明，一切都显得极端和尖锐。其中有些力不从心，还有些言不由衷。有时候，阿三自己对着画坐上半天，会疑惑起来，心想：这是谁的画呢？
当这些画积起了一层薄灰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是本地的美术评论家。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对画的评价也往往莫衷一是，可因为写得多，渐渐也形成了权威。现在，他正为一个香港画商做代理人，这使他在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又开辟了通往市场的道路。他来到浦东的阿三的住处，看了阿三的画，立即拍板购下了一幅，并且，与阿三展开了讨论。讨论是从为什么作画的问题开的头。阿三说因为快乐，这同几年前的说法一致，语气却要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家说：奇怪的是，说是为了快乐，画面却透露出痛苦。阿三笑道：你难道连这都不懂，快乐和痛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濒临绝境的情感。评论家就问理由，阿三又笑了：还需要理由吗？事情发生了，就存在了，存在就是合理。评论家就又刨根问她：为什么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这样发生和那样发生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阿三说也许有不同，也许没有不同。于是他们又谈到事物之间有没有具体的联系。评论家以为表面上没有，实质上却有。阿三的观点则相反，表面上有，实质上却没有。评论家便一下绕回去，说：既是这样孤立的形态，快乐和痛苦怎么会是一回事呢？这就把阿三问愣了。
他们的讨论东一句，西一句的，不大接茬的样子，却都兴致盎然，彼此感觉有启发。评论家回忆起阿三初露头角时的胆怯样子，想她真是成熟得快，都能在一起探讨理论问题了，她是从哪里得来的养料呢？阿三与评论家说着这些，思想逐渐清晰起来，原先对自己新作品的茫然减退了，觉得那正是自己想说的话，一切全都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