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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愿作调人。
平时为日本新闻界称之为”和平运动参谋总长”的周佛海,对”组府”正起劲之时,在上海招兵买马,许下了好些”部长”、”次长”而且连”新政府”的预算都编好了。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以致于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场,却是个未知数。
一个问题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飘带。汪精卫坚持要取消,而日本军部特地召集华中、华南、华北3个派遣军的参谋长,在东京开会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期上挂飘带,作为”汪政府”的”国旗”已是最大的让步;如果连这条飘带也要取消,变成敌我不分,不但在实际作战上有妨碍,最严重的是会影军心,万一发生哗变情事,勿谓言之不预。
提出这样的警告,日本军部自然坚持原议;汪精卫也知道事实上有困难,只能拖着再说。
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井从香港回日本以后才发生的。原来关于”汪政府”的国际地位问题,周佛海曾经与日本外务省的代表加藤谈过,”汪政府”自称为”还都”并非成立”新政权”所以无所谓”承认”问题。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卫呈递”国书”
加藤的答复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递国书。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组成”新中央政府”毫无意义。谈得一场无结果而散。
当然,让步的必是骑虎难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卫商量,用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宣言的方式,作为日本对汪精卫”组府”支持的表示。这个方式是影佐祯昭所同意,而且认为很合理的;但到东京去了一趟,他的态度改变了。
“贵方发表宣言,日本方面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不表同意,亦不否认,采取默认态度。”影佐接下来将与今井商量好的解释说了出来:“因为公然承认,则日本右派及帝国主义者,必然反对,不能不事先顾虑。”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认;可是,”他问:“日本的议员或者记者提出询问;日本政府如果稍为表示:这是中国旗面的希望。哪一来,汪先生宣言的效力,岂不是完全打销了?”谈来谈去谈不拢,只好约定第二天一起去见了汪精卫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见面便问:“汪先生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周佛海认识此人,并不相熟;如今听影佐这一问,料知有话,考虑了一会,还是据实相答。
“他到上海来了;要由香港转重庆。我昨天跟他见面。”影佐紧接着说:“他对全面和平倒也很热心。”
一提到这一点,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面和平固然是内心的希望;但一谈到全面和平,对于”组府”便横生好些障碍;日本军部不肯发表宣言响应,亦就是为了留下跟国民政府的和谈之路。如今横刺里又杀出来一个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势,恐怕要弄得很复杂了。
心里是这么想,表面上当然表现得颇为兴奋的样子,”喔,”他问:“他怎么说?”
“他说,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谈过,希望王克敏出任蒋委员长及汪先生中间的调人。”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华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无所知?王克敏具何资格,能任此调人?
“不过,我们从另一方面接到的电报,与此不同。”
“所谓另一方面,是哪一方面?”
“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影佐停了一下说:“据说,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庆与东京间的调人,托王克敏向冈村大将,探询意向。”
这两种情况,大不相同;王克敏虽没有资格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国的背景,甚至可能是华府白宫或国务院的授意,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不但够资格,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那么,”周佛海问:“冈村大将作何表示。”
“冈村大将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他答复;所以打了电报给西尾大将,请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贸然作决定性的答复,便即问说:“西尾大将当然要跟东京联络?”
“是的。一方面跟东京联络;一方面要我来联络,西尾大将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听得这话,周佛海大感兴奋;因为西尾寿造没有抛开汪精卫,证明日本军人还是讲交情的。否则,重庆与东京,通过司徒雷登直接联络,汪精卫成了局外人,不仅没有发言的余地,而且连内幕都无从获知,那时的地位,岂不尴尬?
“周先生,”影佐最后才道明真正来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系,请你跟他见一次面;谈谈汪先生跟你对全面和平的意见。”
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踌躇了。原来他的根本目的是:“组府”第一;谈和平次。以为有了”政权”在手里,就是有了一笔政治资本。但”组府”之事,从”高陶事件”以后,各方的空岂不佳;全亏得周佛海在那里极力拉拢。如果传出消息去,说他与司徒雷登有所接触,大家都会想到:必与中日谈和有关;既然要停战谈和了,”汪政府”当然不会再出现。见机而作,避得远些;否则”新贵”做不成,落个准备”落水”做汉奸的名声,太犯不着。这一来,不就等于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间,楚军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尽管影佐一... -->>
司徒雷登愿作调人。
平时为日本新闻界称之为”和平运动参谋总长”的周佛海,对”组府”正起劲之时,在上海招兵买马,许下了好些”部长”、”次长”而且连”新政府”的预算都编好了。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以致于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场,却是个未知数。
一个问题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飘带。汪精卫坚持要取消,而日本军部特地召集华中、华南、华北3个派遣军的参谋长,在东京开会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期上挂飘带,作为”汪政府”的”国旗”已是最大的让步;如果连这条飘带也要取消,变成敌我不分,不但在实际作战上有妨碍,最严重的是会影军心,万一发生哗变情事,勿谓言之不预。
提出这样的警告,日本军部自然坚持原议;汪精卫也知道事实上有困难,只能拖着再说。
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井从香港回日本以后才发生的。原来关于”汪政府”的国际地位问题,周佛海曾经与日本外务省的代表加藤谈过,”汪政府”自称为”还都”并非成立”新政权”所以无所谓”承认”问题。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卫呈递”国书”
加藤的答复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递国书。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组成”新中央政府”毫无意义。谈得一场无结果而散。
当然,让步的必是骑虎难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卫商量,用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宣言的方式,作为日本对汪精卫”组府”支持的表示。这个方式是影佐祯昭所同意,而且认为很合理的;但到东京去了一趟,他的态度改变了。
“贵方发表宣言,日本方面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不表同意,亦不否认,采取默认态度。”影佐接下来将与今井商量好的解释说了出来:“因为公然承认,则日本右派及帝国主义者,必然反对,不能不事先顾虑。”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认;可是,”他问:“日本的议员或者记者提出询问;日本政府如果稍为表示:这是中国旗面的希望。哪一来,汪先生宣言的效力,岂不是完全打销了?”谈来谈去谈不拢,只好约定第二天一起去见了汪精卫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见面便问:“汪先生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周佛海认识此人,并不相熟;如今听影佐这一问,料知有话,考虑了一会,还是据实相答。
“他到上海来了;要由香港转重庆。我昨天跟他见面。”影佐紧接着说:“他对全面和平倒也很热心。”
一提到这一点,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面和平固然是内心的希望;但一谈到全面和平,对于”组府”便横生好些障碍;日本军部不肯发表宣言响应,亦就是为了留下跟国民政府的和谈之路。如今横刺里又杀出来一个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势,恐怕要弄得很复杂了。
心里是这么想,表面上当然表现得颇为兴奋的样子,”喔,”他问:“他怎么说?”
“他说,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谈过,希望王克敏出任蒋委员长及汪先生中间的调人。”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华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无所知?王克敏具何资格,能任此调人?
“不过,我们从另一方面接到的电报,与此不同。”
“所谓另一方面,是哪一方面?”
“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影佐停了一下说:“据说,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庆与东京间的调人,托王克敏向冈村大将,探询意向。”
这两种情况,大不相同;王克敏虽没有资格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国的背景,甚至可能是华府白宫或国务院的授意,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不但够资格,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那么,”周佛海问:“冈村大将作何表示。”
“冈村大将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他答复;所以打了电报给西尾大将,请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贸然作决定性的答复,便即问说:“西尾大将当然要跟东京联络?”
“是的。一方面跟东京联络;一方面要我来联络,西尾大将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听得这话,周佛海大感兴奋;因为西尾寿造没有抛开汪精卫,证明日本军人还是讲交情的。否则,重庆与东京,通过司徒雷登直接联络,汪精卫成了局外人,不仅没有发言的余地,而且连内幕都无从获知,那时的地位,岂不尴尬?
“周先生,”影佐最后才道明真正来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系,请你跟他见一次面;谈谈汪先生跟你对全面和平的意见。”
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踌躇了。原来他的根本目的是:“组府”第一;谈和平次。以为有了”政权”在手里,就是有了一笔政治资本。但”组府”之事,从”高陶事件”以后,各方的空岂不佳;全亏得周佛海在那里极力拉拢。如果传出消息去,说他与司徒雷登有所接触,大家都会想到:必与中日谈和有关;既然要停战谈和了,”汪政府”当然不会再出现。见机而作,避得远些;否则”新贵”做不成,落个准备”落水”做汉奸的名声,太犯不着。这一来,不就等于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间,楚军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尽管影佐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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