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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他那时候就打架、骂人、“无恶不作”在来到我们班之前曾经留过级，好像还进过工读学校。那时候老师经常威胁坏学生的话就是：“再闹，再闹送你们去工读学校。”学校里还真有一两个学生被送进工读学校的。
孔晶晶挺喜欢我，曾经有个课间塞给我一张纸条，吓得我赶紧跑到厕所。打开后看到纸条上写着：“希望你聪明又美丽，能当上女班长。”我想了想，还是把这张纸条冲到下水道里了。我一直没跟孔晶晶说，其实你看错我了，我不想当女班长啊，我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孔晶晶更喜欢小兰老师，他和小兰老师站在一起就像标准的“美女与野兽”小兰老师生病期间，他组织同学去她家看望她，还带了一条蛇，把小兰老师吓得够呛。
“那蛇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从小兰老师家出来后，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孔晶晶说送我回家，我问他。
“那条蛇是我家旁边饭馆里的，有天晚上下雨从笼子里逃跑了，让我给逮着了。”他一边帮我推车一边大咧咧地说。
“是吗？真厉害。”我突然想起他给我递过纸条的事儿，觉得他对我很有好感，不如问问他对我的印象如何：“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好像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和所有的人都一样吧。”
“是吗？哦，哈哈。”我沉默了。
他好像感觉到了我的失望，也不作声了。
“咱说点儿别的吧。”我说，想调节一下气氛，可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无法做到对这个答案置之度外。我还以为他能看出我隐藏至深的某些特点呢，可人家觉得我和所有的人都一样。我刚才的问话是不是有点轻佻？他会怎么想我？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路，那条通向我家的街安静至极，两边的绿树郁郁葱葱，茂盛的叶子从树干旁伸了出来，高大的路灯透过树叶漏下橘色的光，美得有些恐怖。
过年时，孔晶晶送给我一张大红色的卡片，里面用英文写了“friendship”那时我们还没学到这个英语单词呢。我查了半天字典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生怕他占了我什么便宜。
班上还有个学生叫雨，他和他的双胞胎哥哥风都是老师说的那种坏学生。我倒是觉得他挺可爱的，他哥比他要深沉，他显得更可爱些。我和他走得挺近，老师还警告过我几次。班里同学说雨喜欢我，我也不置可否。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有好感，我也喜欢他，不过是那种很淡的喜欢。
那时候我们喜欢的都是班里的同学，基本上没有喜欢外班的，因为我们的接触面太窄，直到上了初中后，才有班上同学喜欢外校的学生。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又喜欢上了风，那是后来上初中的事了。
这挺可怕的，在我的感觉中，工读学校就是未成年人的监狱。于是我们只有乖。我们也不敢不乖，那时候社会环境还没现在自由，没听说谁上了高中、大学能退学，我们看中的是学历。
我觉得风和雨这两兄弟才是真正的叛逆小孩，那种到了高中以后才开始初露锋芒的人根本不算什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天晚上他们的妈妈满院子找他们找不着，还通知了学校。后来听说他们只是在玩捉迷藏。雨说：“我们只是在玩呢！”
这种漫不经心的快乐语气让我感觉到他们的性格是如此天然，如此难以融入当时铁板一块的学校、家庭和众口一心的没有个性的孩子们。我甚至有些羡慕他们，即使在学校他们是受打击不被带见的一小撮。
小时候大家都单纯，爱憎分明，谁学习好、谁善玩、谁家有钱就喜欢和谁在一起，根本没想到也看不到更深刻的内心世界。当时我们班有个男生转学时，男生、女生纷纷主动送他礼物，因为他家特别有钱。都传说他家有好几间大房子。我还送了他几块香水橡皮，维多利亚常常借此来笑话我。
我的普通话已经说得不错了，那时我最好的朋友是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是文艺委员，她也常常为作业发愁，虽然她每天都基本上能在八点之前写完。
小学时的夏天，为了让学生睡午觉，学校的大门在中午2点才开。11：45放学，下午2：30上课。可每天中午一点左右，校门口就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等待开校门的小学生。真不知道当初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神，站在校门口锲而不舍地等待，就为到校门口小摊上买几毛钱零食。
那时我们最爱吃的是“玫瑰丝儿”一毛钱一小袋，里面是丝状的甜食。“魔鬼糖”也流行过一阵子，大家课间买来糖吃，舌头一伸出来都是青的、紫的。后来报纸上登“魔鬼糖”含色素太多，不利于身体健康，老师便禁止我们再买，风靡校园的“魔鬼糖”才销声匿迹。还有三分钱一块的“酸三色”、五分钱一块的“话梅糖”都是我们比较常吃的零食。
后来班里又流行起一个新爱好，那就是养蚕。基本上都是女生在养。从门口的小摊上（又是门口的小摊！看来那里真是引导我们的潮流）买来，然后每天放学后就惦记着去摘桑叶喂蚕。
刚开始养时很多蚕中途就死了，很少有挺到结蛹的时候。有些蚕是吃了带水的桑叶拉肚子拉死了。还有些人找不到新鲜的桑叶把蚕给活活饿死了。
我和维多利亚也都养了蚕，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接到了维多利亚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焦急，她说她家没桑叶了，要出门给蚕找桑叶，问我能不能陪她一起去？我吃了一惊，平时维多利亚都不慌不忙的，现在却为了几只蚕急成这样，如果我的蚕快要死了，我会不会有勇气像她一样找朋友求助？
我没让这种疑问在脑子里停留太久，就痛快地答应了她，约她一会儿在路口见面一起找桑叶。我跟妈妈简单地说了一下就撑着伞出了门。到十字路口时她还没到。我在大雨中等着她，几分钟后，雨雾里她和她妈妈一起出现在我面前。看到我已经来了，维多利亚妈妈放下心来，叮嘱了我们几句，就回去了。
我平时都去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军队大院找桑叶。那里有几株很茂密的桑树，一到秋天，我还经常去那里吃桑葚。那里有十几幢小洋楼，可能都是几十年前建的老房子，是苏式建筑，住在那个院里的都是级别很高的军队干部。我认识这里住着的一个孩子，比我小一岁，她爸是军官，她们一家人住着一幢楼，还有小保姆。我暗自感慨道：“看人家里，每天还喝酸奶呢！”
我和维多利亚连夜打着伞跑进大院，一人摘了一塑料袋的桑叶才走。那天我们浑身都淋湿了。听说她家的蚕就是因为这“救命粮”才活到了秋天。等到了冬天，蚕下了一张纸的蚕卵，后来那些卵都让我给扔了。也许是让我家暖气太热给烤的，那些卵都干了，没法再变出小蚕。
我们养了一段时间后就玩腻了，大家都又接着迷上了别的东西，没人再养蚕了。
我们这几届的小学生正赶上了上特色班，就是培养课外业余爱好的活动。一个礼拜有几天放学后就见学生们急忙赶去上特色班，我没什么音乐或数学方面的兴趣，就报了一个航模班，就是用粉笔雕出船的样子，一点都不浪漫。后来航模班学完了，教我们航模班的老师又教我们拿电烙铁焊半导体，一不小心就烫着手。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电烙铁那股热呼呼的味儿。
那个瘦巴巴的喜欢穿鸡心领衬衫面目和善的老师经常带我们到处参加比赛，上同一个特色班的同学还有得奖的，我也参加比赛了但没得过奖。没办法，一到比赛，我就完全不成了，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在比赛完回学校的车上，我小脸蜡黄，感慨自己没有过好日子的命，怎么一坐车就晕车。
后来我参加过一次区运动会比赛，江小湖也参加了。比赛前一天的晚上，我半天睡不着，怀揣兴奋和不安爬起来在阳台上打水用香皂洗了一次澡。没想到正是因为这多此一举，第二天换运动服时我发现小腿皮肤干燥都起了皮屑，一擦就下来一堆。
可能就是没比赛的天份，我只差一厘米就能进跳远的决赛而给涮下来了，旁边的老师和同学都唏嘘不已，我却跟没事儿人似的，心情丝毫未受影响。
我们终于还是没有住上那幢新楼，它后来变成了商务中心。我们跟着许多住户一起搬进了本院的另外一座新建的五层白楼。这次还是一间屋，我和邻居家的老太太共用楼道里的另外一间房。老太太估计八十多岁了吧？花白的头发在头顶别成一个精致的发髻，还挺精神，从皮肤看出来像个南方人。
她家有个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外孙女娇娇，又伶俐又可爱，每天放学后就能听到她在叮咚叮咚地弹钢琴。她说这是她爸妈逼她练的，其实她喜欢体操和跳舞。
她经常教我练体操，我们在二楼楼道发现了几块被扔了的破席梦思床垫，就在上面开始练倒立。她有时候也和她外婆一起睡。我每天都回到自己的屋子做作业，看课外书。
有一回，我从同学那儿借来几本叶永烈的科幻小说，深山黑影、秘密纵队、纸醉金迷什么的，老太太有几天没回来睡，吓得我不敢一个人睡觉，只好开着台灯。
夏天蚊子很多，我就把毛巾被从头盖到脚，头上再拿枕巾遮着，只露出两个鼻孔呼吸。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热了。我常常做作业到十一、二点，睡后就像死猪一样没有反应。有一回北京地震，我还是第二天听到议论才知道的。
和我经常玩的朋友是住在大院里另外一座楼上的郭翠翠和王楠。每当周末，王楠家里就会来一大堆亲戚，聊天打麻将之类。我真羡慕她的家人都在北京。
“上星期我妈打麻将输了几百块钱，我还急哭了呢！”王楠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我嘲笑她的小气“你哭什么？反正都是自家人，就是输了也没亏啊！”“是啊，哭完之后我想通了，我以后不想再这么小心眼儿了。”她说。
这次她家除了一堆亲戚以外，还来了两个个子高高的男孩，都是她的表哥。我们玩了一下午，他们问我有没有日文名，我骗他们说没有，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川茜美代子”我还觉得挺好听的。结果上厕所时他们在外面问我带没带手纸，我没反应过来，说“带了，带了”他们一阵狂笑，我这才明白原来这名字的意思是“窜稀没带纸”
我总盼望着长大，至少长到王楠的表哥这么大。我多希望我的亲人也能经常陪着我啊，可他们全在老家。
郭翠翠最有心眼儿。比起小气来，我更讨厌心眼儿多的，所以我和王楠的关系比跟郭翠翠要近一点。可王楠的妈妈是医生，有点洁癖，我只好经常去郭翠翠家。
郭翠翠家住在一层，阳台上养了许多绿色的喜阴植物，她一个人住在北屋，房间很大，有点俗气，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奇怪的是，几次搬家后，她住过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一种阴凉舒适又略带中草药味儿的气息，偶尔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很神秘。
当时我们都特爱收集动漫贴纸，主要收集的是“美少女战士”的卡片。王楠不玩这个，她觉得太费钱。
那天我又像平时一样去找她，在看了我们各自的收藏之后，郭翠翠提出想交换一张卡片。那简直是不公平交易，她的那张很容易得到，我的那张就比较珍贵了。我觉得她提出这个要求就很不可思议，于是我拒绝了她，我们吵了几句嘴，我便离开了。刚走出门，她就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明明！”我以为她要过来说点什么，便站住了，哪知她走到我面前，狠狠地关上了门，吓了我一跳。
那次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说话，平时路过看到了也互不搭理，就当不认识这个人。原来我们总是结伴去院里的澡堂洗澡，那几天我只和王楠一起去。公共澡堂原来是免费的，后来改为每次洗澡收5毛钱，王楠为了节约这5毛钱，经常跟看澡堂的人费半天口舌要求免费进入或者半价。我常常觉得不耐烦，甚至认为如果能不让她废话，我宁可请她。
就在那一个星期，我发现我的乳悄悄地突起来了，就在那个朦胧的夏夜，我边洗澡边注意着身边大人们的身体，心里像藏了个小秘密。
我和郭翠翠的和好缘自于一个人的到来。傍晚时我到楼下散步正好碰到了她，我以为我们又要擦肩走开，她却喜滋滋地迎上来说：“明明，一会儿吃完饭来我家玩吧，我表姐来了。”
吃完饭我就下楼去找她。她表姐18岁，正站在窗边梳头发。
“姐姐好。”我赶紧打招呼。“你是明明吧？我叫郭欣。”她有点不好意思，嘴边漾着浅浅的笑。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在此后的几年，我们经常以这句话笑话她。她问：“你觉得我的辫子应该扎红头绳还是绿的？”
我和郭翠翠异口同声地说：“绿的吧，红的太怯。”
她仔细地梳好她的长辫子，扎上了绿色的头绳。我、郭翠翠、王楠都留长头发，平时只扎马尾辫，从来不像郭欣似地编两条麻花辫子。
周末时我就跟着我妈去我爸单位，跟解放军叔叔一起吃食堂。他们训练时我们几个家属小孩就在旁边玩游戏。那些解放军叔叔恐怕平常也挺寂寞，经常过来逗我们，我们不招人烦。有时候路过水房，就能看到里面站着几个兵正拿肥皂搓衣服，边洗边用破锣嗓子唱歌，发泄他们的青春。
那时候我怎么就没觉得那就是青春呢？每个班里都有一两个胖兵，剩下的都顺条条的，也不乏有几个长得特别精神的，我怎么就视若无物？在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他们都是大人，都是叔叔。冬天捂棉大衣，夏天在营里就穿绿背心，在兵营外面站岗放哨，周末聚在娱乐房里看电视打台球的叔叔。还有个宣传干事叔叔教我画过水墨画，他平时总拿着一摞稿纸愁眉苦脸地搞创作。
那个军营在府右街，是真正的“城里”我和妈妈每周末都坐335路公共汽车去，周一早上再坐回来。我弟就不用这么折腾，他在我爸单位附近上幼儿园。让我恐惧的是每次我都晕车，雷打不动地坐两三站就吐。去一次就像病了一场，但又无法逃避。
晚上他们睡在我爸的宿舍，我则睡在别的解放军叔叔的宿舍里。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经常先在台灯下翻阅一大摞叔叔们平时看的报纸，里面充斥着各种耸人听闻的谋杀和那个年代的人所特有的追求生活的热情和迷惑。耗到半夜万籁俱静时我就趴在被窝里看365夜。厚厚的三大本，半年多就看完了。
看完365夜就接着看别的书，反正书都是层出不穷的。从玫瑰学校的正门回家的路上有家新华书店，都是学习方面的书，教人怎么写作文之类，常有学生和家长光顾。有个书架里乱糟糟地塞满了新出版的小说和文集，我发现有一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少年血，书脊上还印着作者的照片，温文尔雅，符合我心目中的作家形象。隔天就管我妈要钱买下来了。
这本书真好啊，里面写了一条对我这个北方孩子来说相对陌生的“香椿街”还有一些街头小混混匪夷所思的混乱生活。哎呀，南方真乱，随便一个孩子就能闹出那么多事儿来。幸好我生活在首都，祖国的心脏尖儿上，还在具有革命传统的玫瑰学校上学，这真是我的福气。
看了这么多课外书的代价就是检查身体时查出我的视力轻度近度，我开始戴眼镜了。
十？一那天凌晨，学校组织全校小学生凌晨三点到校，拉练到天安门看升旗。天还黑乎乎的，我们穿着整齐的少先队服，戴着红领巾，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万寿路一路走向长安街。队伍蜿蜒了一里多地，像一条长龙。
我们边走边唱歌，从让我们荡起双桨唱到接过雷锋的枪，把音乐课上学会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大队辅导员戴着红领巾在旁边给我们打气。
走到军事博物馆时东方开始泛白，我们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们睥睨着在路边等公共汽车傻愣愣瞅着我们的市民，心里充满了不可一世的自豪感。
我是一个红孩子，内心渴望着激情的事业和理想。升旗典礼唱队歌时我的声音最洪亮，队服最干净，表情最虔诚——我恨不得回到过去的红色岁月，当个送鸡毛信的小士兵。
小学生应该看的50部“抗击帝国侵略”和“革命传统与社会主义教育”的影片，我就看了35部。放假后为减轻家长负担，学校免费教楼道里的小孩儿除了学音乐（我唱歌跑调，每回音乐课都勉强及格）以外的各种文化知识，我以后也想当老师。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是我的偶像。她很年轻，又漂亮，却不惜放下身架，喜欢和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玩。
我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情体育，热爱集体，心无旁骛，努力学习。课外书除了看少年血还看少年赖宁。从小学四年级时我脖子上挂着钥匙，搂着弟弟在各个公园留下的照片上就能看出来我面色平静，眼神祥和得像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有时候心平如水和麻木不仁的外表表现居然惊人的一致。我平时在班上还经常调解各种纠纷，不偏不倚，算是班干部里的清廉派代表，深得差生的信赖。学习上从来没让父母老师操过心，课下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简直就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年底班干部评比，全班53个学生，居然有48个都支持我接着当宣传委员。
到底有哪个愣头青不服我管，谁没投我的票，我心里自然有数。我是不是要找出来与之谈心？就像我爸给小战士做思想工作一样？
初中。
他那时候就打架、骂人、“无恶不作”在来到我们班之前曾经留过级，好像还进过工读学校。那时候老师经常威胁坏学生的话就是：“再闹，再闹送你们去工读学校。”学校里还真有一两个学生被送进工读学校的。
孔晶晶挺喜欢我，曾经有个课间塞给我一张纸条，吓得我赶紧跑到厕所。打开后看到纸条上写着：“希望你聪明又美丽，能当上女班长。”我想了想，还是把这张纸条冲到下水道里了。我一直没跟孔晶晶说，其实你看错我了，我不想当女班长啊，我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孔晶晶更喜欢小兰老师，他和小兰老师站在一起就像标准的“美女与野兽”小兰老师生病期间，他组织同学去她家看望她，还带了一条蛇，把小兰老师吓得够呛。
“那蛇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从小兰老师家出来后，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孔晶晶说送我回家，我问他。
“那条蛇是我家旁边饭馆里的，有天晚上下雨从笼子里逃跑了，让我给逮着了。”他一边帮我推车一边大咧咧地说。
“是吗？真厉害。”我突然想起他给我递过纸条的事儿，觉得他对我很有好感，不如问问他对我的印象如何：“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好像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和所有的人都一样吧。”
“是吗？哦，哈哈。”我沉默了。
他好像感觉到了我的失望，也不作声了。
“咱说点儿别的吧。”我说，想调节一下气氛，可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无法做到对这个答案置之度外。我还以为他能看出我隐藏至深的某些特点呢，可人家觉得我和所有的人都一样。我刚才的问话是不是有点轻佻？他会怎么想我？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路，那条通向我家的街安静至极，两边的绿树郁郁葱葱，茂盛的叶子从树干旁伸了出来，高大的路灯透过树叶漏下橘色的光，美得有些恐怖。
过年时，孔晶晶送给我一张大红色的卡片，里面用英文写了“friendship”那时我们还没学到这个英语单词呢。我查了半天字典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生怕他占了我什么便宜。
班上还有个学生叫雨，他和他的双胞胎哥哥风都是老师说的那种坏学生。我倒是觉得他挺可爱的，他哥比他要深沉，他显得更可爱些。我和他走得挺近，老师还警告过我几次。班里同学说雨喜欢我，我也不置可否。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有好感，我也喜欢他，不过是那种很淡的喜欢。
那时候我们喜欢的都是班里的同学，基本上没有喜欢外班的，因为我们的接触面太窄，直到上了初中后，才有班上同学喜欢外校的学生。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又喜欢上了风，那是后来上初中的事了。
这挺可怕的，在我的感觉中，工读学校就是未成年人的监狱。于是我们只有乖。我们也不敢不乖，那时候社会环境还没现在自由，没听说谁上了高中、大学能退学，我们看中的是学历。
我觉得风和雨这两兄弟才是真正的叛逆小孩，那种到了高中以后才开始初露锋芒的人根本不算什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天晚上他们的妈妈满院子找他们找不着，还通知了学校。后来听说他们只是在玩捉迷藏。雨说：“我们只是在玩呢！”
这种漫不经心的快乐语气让我感觉到他们的性格是如此天然，如此难以融入当时铁板一块的学校、家庭和众口一心的没有个性的孩子们。我甚至有些羡慕他们，即使在学校他们是受打击不被带见的一小撮。
小时候大家都单纯，爱憎分明，谁学习好、谁善玩、谁家有钱就喜欢和谁在一起，根本没想到也看不到更深刻的内心世界。当时我们班有个男生转学时，男生、女生纷纷主动送他礼物，因为他家特别有钱。都传说他家有好几间大房子。我还送了他几块香水橡皮，维多利亚常常借此来笑话我。
我的普通话已经说得不错了，那时我最好的朋友是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是文艺委员，她也常常为作业发愁，虽然她每天都基本上能在八点之前写完。
小学时的夏天，为了让学生睡午觉，学校的大门在中午2点才开。11：45放学，下午2：30上课。可每天中午一点左右，校门口就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等待开校门的小学生。真不知道当初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神，站在校门口锲而不舍地等待，就为到校门口小摊上买几毛钱零食。
那时我们最爱吃的是“玫瑰丝儿”一毛钱一小袋，里面是丝状的甜食。“魔鬼糖”也流行过一阵子，大家课间买来糖吃，舌头一伸出来都是青的、紫的。后来报纸上登“魔鬼糖”含色素太多，不利于身体健康，老师便禁止我们再买，风靡校园的“魔鬼糖”才销声匿迹。还有三分钱一块的“酸三色”、五分钱一块的“话梅糖”都是我们比较常吃的零食。
后来班里又流行起一个新爱好，那就是养蚕。基本上都是女生在养。从门口的小摊上（又是门口的小摊！看来那里真是引导我们的潮流）买来，然后每天放学后就惦记着去摘桑叶喂蚕。
刚开始养时很多蚕中途就死了，很少有挺到结蛹的时候。有些蚕是吃了带水的桑叶拉肚子拉死了。还有些人找不到新鲜的桑叶把蚕给活活饿死了。
我和维多利亚也都养了蚕，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接到了维多利亚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焦急，她说她家没桑叶了，要出门给蚕找桑叶，问我能不能陪她一起去？我吃了一惊，平时维多利亚都不慌不忙的，现在却为了几只蚕急成这样，如果我的蚕快要死了，我会不会有勇气像她一样找朋友求助？
我没让这种疑问在脑子里停留太久，就痛快地答应了她，约她一会儿在路口见面一起找桑叶。我跟妈妈简单地说了一下就撑着伞出了门。到十字路口时她还没到。我在大雨中等着她，几分钟后，雨雾里她和她妈妈一起出现在我面前。看到我已经来了，维多利亚妈妈放下心来，叮嘱了我们几句，就回去了。
我平时都去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军队大院找桑叶。那里有几株很茂密的桑树，一到秋天，我还经常去那里吃桑葚。那里有十几幢小洋楼，可能都是几十年前建的老房子，是苏式建筑，住在那个院里的都是级别很高的军队干部。我认识这里住着的一个孩子，比我小一岁，她爸是军官，她们一家人住着一幢楼，还有小保姆。我暗自感慨道：“看人家里，每天还喝酸奶呢！”
我和维多利亚连夜打着伞跑进大院，一人摘了一塑料袋的桑叶才走。那天我们浑身都淋湿了。听说她家的蚕就是因为这“救命粮”才活到了秋天。等到了冬天，蚕下了一张纸的蚕卵，后来那些卵都让我给扔了。也许是让我家暖气太热给烤的，那些卵都干了，没法再变出小蚕。
我们养了一段时间后就玩腻了，大家都又接着迷上了别的东西，没人再养蚕了。
我们这几届的小学生正赶上了上特色班，就是培养课外业余爱好的活动。一个礼拜有几天放学后就见学生们急忙赶去上特色班，我没什么音乐或数学方面的兴趣，就报了一个航模班，就是用粉笔雕出船的样子，一点都不浪漫。后来航模班学完了，教我们航模班的老师又教我们拿电烙铁焊半导体，一不小心就烫着手。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电烙铁那股热呼呼的味儿。
那个瘦巴巴的喜欢穿鸡心领衬衫面目和善的老师经常带我们到处参加比赛，上同一个特色班的同学还有得奖的，我也参加比赛了但没得过奖。没办法，一到比赛，我就完全不成了，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在比赛完回学校的车上，我小脸蜡黄，感慨自己没有过好日子的命，怎么一坐车就晕车。
后来我参加过一次区运动会比赛，江小湖也参加了。比赛前一天的晚上，我半天睡不着，怀揣兴奋和不安爬起来在阳台上打水用香皂洗了一次澡。没想到正是因为这多此一举，第二天换运动服时我发现小腿皮肤干燥都起了皮屑，一擦就下来一堆。
可能就是没比赛的天份，我只差一厘米就能进跳远的决赛而给涮下来了，旁边的老师和同学都唏嘘不已，我却跟没事儿人似的，心情丝毫未受影响。
我们终于还是没有住上那幢新楼，它后来变成了商务中心。我们跟着许多住户一起搬进了本院的另外一座新建的五层白楼。这次还是一间屋，我和邻居家的老太太共用楼道里的另外一间房。老太太估计八十多岁了吧？花白的头发在头顶别成一个精致的发髻，还挺精神，从皮肤看出来像个南方人。
她家有个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外孙女娇娇，又伶俐又可爱，每天放学后就能听到她在叮咚叮咚地弹钢琴。她说这是她爸妈逼她练的，其实她喜欢体操和跳舞。
她经常教我练体操，我们在二楼楼道发现了几块被扔了的破席梦思床垫，就在上面开始练倒立。她有时候也和她外婆一起睡。我每天都回到自己的屋子做作业，看课外书。
有一回，我从同学那儿借来几本叶永烈的科幻小说，深山黑影、秘密纵队、纸醉金迷什么的，老太太有几天没回来睡，吓得我不敢一个人睡觉，只好开着台灯。
夏天蚊子很多，我就把毛巾被从头盖到脚，头上再拿枕巾遮着，只露出两个鼻孔呼吸。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热了。我常常做作业到十一、二点，睡后就像死猪一样没有反应。有一回北京地震，我还是第二天听到议论才知道的。
和我经常玩的朋友是住在大院里另外一座楼上的郭翠翠和王楠。每当周末，王楠家里就会来一大堆亲戚，聊天打麻将之类。我真羡慕她的家人都在北京。
“上星期我妈打麻将输了几百块钱，我还急哭了呢！”王楠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我嘲笑她的小气“你哭什么？反正都是自家人，就是输了也没亏啊！”“是啊，哭完之后我想通了，我以后不想再这么小心眼儿了。”她说。
这次她家除了一堆亲戚以外，还来了两个个子高高的男孩，都是她的表哥。我们玩了一下午，他们问我有没有日文名，我骗他们说没有，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川茜美代子”我还觉得挺好听的。结果上厕所时他们在外面问我带没带手纸，我没反应过来，说“带了，带了”他们一阵狂笑，我这才明白原来这名字的意思是“窜稀没带纸”
我总盼望着长大，至少长到王楠的表哥这么大。我多希望我的亲人也能经常陪着我啊，可他们全在老家。
郭翠翠最有心眼儿。比起小气来，我更讨厌心眼儿多的，所以我和王楠的关系比跟郭翠翠要近一点。可王楠的妈妈是医生，有点洁癖，我只好经常去郭翠翠家。
郭翠翠家住在一层，阳台上养了许多绿色的喜阴植物，她一个人住在北屋，房间很大，有点俗气，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奇怪的是，几次搬家后，她住过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一种阴凉舒适又略带中草药味儿的气息，偶尔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很神秘。
当时我们都特爱收集动漫贴纸，主要收集的是“美少女战士”的卡片。王楠不玩这个，她觉得太费钱。
那天我又像平时一样去找她，在看了我们各自的收藏之后，郭翠翠提出想交换一张卡片。那简直是不公平交易，她的那张很容易得到，我的那张就比较珍贵了。我觉得她提出这个要求就很不可思议，于是我拒绝了她，我们吵了几句嘴，我便离开了。刚走出门，她就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明明！”我以为她要过来说点什么，便站住了，哪知她走到我面前，狠狠地关上了门，吓了我一跳。
那次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说话，平时路过看到了也互不搭理，就当不认识这个人。原来我们总是结伴去院里的澡堂洗澡，那几天我只和王楠一起去。公共澡堂原来是免费的，后来改为每次洗澡收5毛钱，王楠为了节约这5毛钱，经常跟看澡堂的人费半天口舌要求免费进入或者半价。我常常觉得不耐烦，甚至认为如果能不让她废话，我宁可请她。
就在那一个星期，我发现我的乳悄悄地突起来了，就在那个朦胧的夏夜，我边洗澡边注意着身边大人们的身体，心里像藏了个小秘密。
我和郭翠翠的和好缘自于一个人的到来。傍晚时我到楼下散步正好碰到了她，我以为我们又要擦肩走开，她却喜滋滋地迎上来说：“明明，一会儿吃完饭来我家玩吧，我表姐来了。”
吃完饭我就下楼去找她。她表姐18岁，正站在窗边梳头发。
“姐姐好。”我赶紧打招呼。“你是明明吧？我叫郭欣。”她有点不好意思，嘴边漾着浅浅的笑。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在此后的几年，我们经常以这句话笑话她。她问：“你觉得我的辫子应该扎红头绳还是绿的？”
我和郭翠翠异口同声地说：“绿的吧，红的太怯。”
她仔细地梳好她的长辫子，扎上了绿色的头绳。我、郭翠翠、王楠都留长头发，平时只扎马尾辫，从来不像郭欣似地编两条麻花辫子。
周末时我就跟着我妈去我爸单位，跟解放军叔叔一起吃食堂。他们训练时我们几个家属小孩就在旁边玩游戏。那些解放军叔叔恐怕平常也挺寂寞，经常过来逗我们，我们不招人烦。有时候路过水房，就能看到里面站着几个兵正拿肥皂搓衣服，边洗边用破锣嗓子唱歌，发泄他们的青春。
那时候我怎么就没觉得那就是青春呢？每个班里都有一两个胖兵，剩下的都顺条条的，也不乏有几个长得特别精神的，我怎么就视若无物？在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他们都是大人，都是叔叔。冬天捂棉大衣，夏天在营里就穿绿背心，在兵营外面站岗放哨，周末聚在娱乐房里看电视打台球的叔叔。还有个宣传干事叔叔教我画过水墨画，他平时总拿着一摞稿纸愁眉苦脸地搞创作。
那个军营在府右街，是真正的“城里”我和妈妈每周末都坐335路公共汽车去，周一早上再坐回来。我弟就不用这么折腾，他在我爸单位附近上幼儿园。让我恐惧的是每次我都晕车，雷打不动地坐两三站就吐。去一次就像病了一场，但又无法逃避。
晚上他们睡在我爸的宿舍，我则睡在别的解放军叔叔的宿舍里。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经常先在台灯下翻阅一大摞叔叔们平时看的报纸，里面充斥着各种耸人听闻的谋杀和那个年代的人所特有的追求生活的热情和迷惑。耗到半夜万籁俱静时我就趴在被窝里看365夜。厚厚的三大本，半年多就看完了。
看完365夜就接着看别的书，反正书都是层出不穷的。从玫瑰学校的正门回家的路上有家新华书店，都是学习方面的书，教人怎么写作文之类，常有学生和家长光顾。有个书架里乱糟糟地塞满了新出版的小说和文集，我发现有一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少年血，书脊上还印着作者的照片，温文尔雅，符合我心目中的作家形象。隔天就管我妈要钱买下来了。
这本书真好啊，里面写了一条对我这个北方孩子来说相对陌生的“香椿街”还有一些街头小混混匪夷所思的混乱生活。哎呀，南方真乱，随便一个孩子就能闹出那么多事儿来。幸好我生活在首都，祖国的心脏尖儿上，还在具有革命传统的玫瑰学校上学，这真是我的福气。
看了这么多课外书的代价就是检查身体时查出我的视力轻度近度，我开始戴眼镜了。
十？一那天凌晨，学校组织全校小学生凌晨三点到校，拉练到天安门看升旗。天还黑乎乎的，我们穿着整齐的少先队服，戴着红领巾，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万寿路一路走向长安街。队伍蜿蜒了一里多地，像一条长龙。
我们边走边唱歌，从让我们荡起双桨唱到接过雷锋的枪，把音乐课上学会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大队辅导员戴着红领巾在旁边给我们打气。
走到军事博物馆时东方开始泛白，我们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们睥睨着在路边等公共汽车傻愣愣瞅着我们的市民，心里充满了不可一世的自豪感。
我是一个红孩子，内心渴望着激情的事业和理想。升旗典礼唱队歌时我的声音最洪亮，队服最干净，表情最虔诚——我恨不得回到过去的红色岁月，当个送鸡毛信的小士兵。
小学生应该看的50部“抗击帝国侵略”和“革命传统与社会主义教育”的影片，我就看了35部。放假后为减轻家长负担，学校免费教楼道里的小孩儿除了学音乐（我唱歌跑调，每回音乐课都勉强及格）以外的各种文化知识，我以后也想当老师。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是我的偶像。她很年轻，又漂亮，却不惜放下身架，喜欢和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玩。
我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情体育，热爱集体，心无旁骛，努力学习。课外书除了看少年血还看少年赖宁。从小学四年级时我脖子上挂着钥匙，搂着弟弟在各个公园留下的照片上就能看出来我面色平静，眼神祥和得像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有时候心平如水和麻木不仁的外表表现居然惊人的一致。我平时在班上还经常调解各种纠纷，不偏不倚，算是班干部里的清廉派代表，深得差生的信赖。学习上从来没让父母老师操过心，课下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简直就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年底班干部评比，全班53个学生，居然有48个都支持我接着当宣传委员。
到底有哪个愣头青不服我管，谁没投我的票，我心里自然有数。我是不是要找出来与之谈心？就像我爸给小战士做思想工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