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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了这位老阿訇的吉言“生门”，还是红军征服万水千山的精神感动了上苍？就在毛泽东到达哈达铺的当天晚上，警卫员小陈一边喊着：“主席，聂政委派人给您送精神食粮来了！”一边抱着一大摞报纸跑进屋来。毛泽东双手接过报纸，惊喜地问道：
“聂政委是怎样搞到这些精神食粮的？”
军团直属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接受毛泽东交给的“找点精神食粮”的任务之后，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先行打入哈达铺。梁兴初戴中校军衔，曹德连戴少校军衔，带着数名化装成中央军的侦察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哈达铺，受到了哈达铺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和保安队长的迎接。恰好，“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兰州回来，也路经哈达铺，带着几个驮子的书籍、报纸、衣物等很多东西，也来拜会了。曹德连他们从副官的驮子里查获到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有一张报纸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我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敌人诬为‘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等。同志们看了十分高兴，就在这条消息上面画了红杠杠。当夜他们就把搜集到的报纸和敌少校副官秘密押回军团部，于拂晓时押到。聂荣臻看了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急忙接过这份报纸，飞快地看完，笑容满面地说道：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毛泽东看了这篇报道之后，真是喜出望外啊！因为他清楚陕北有红军、有游击队，还有革命根据地，这对刚刚改编为陕甘支队的八千人枪来说，终于又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落脚点！由此，毛泽东不仅可以打消在俄界会议上的最坏估计：“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而且当年与四方面军会师时确立的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方针，也可以水到渠成了！
但是，当他稍许冷静之后，又感到有许多的革命工作等着去做，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无比宝贵的八千红军指战员，就是开辟未来革命工作的种子，必须要分外爱护才是啊！为此，他在九月二十日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发表了“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的重要演说。大意谓：
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要了解连以上干部。我们现在只了解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还不了解。为了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了扩大干部，需要支配干部；为了与反革命作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组织部需要了解下层情形，这是组织部的主要工作。要把教育工作包括在组织工作之内。此外，对地方工作。组织部也应该给予帮助。关于编制问题，毛泽东说：“编余”二字不大好。对于一些工作上需要的，就是编制上没有，也应该写上。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对干部的优待不够。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
此次中央常委会议还对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属下的三个纵队做了如下决定：
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副主任，下辖五个大队；
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十月由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副司令员，萧劲光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大队；
军委纵队编为第三支队。叶剑英兼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张劲武任参谋长，蔡树藩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中央常委会议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
接着，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又从不同的渠道收集到了一批报纸，其中尤其是《大公报》，较为详细地登载了有关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对此，张闻天曾兴奋地在笔记中写道：
“据我所知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
陕北有红军的消息传开之后，在红军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为了统一陕甘支队指战员的思想，同时也是为了给同志们鼓劲，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召集团以上的干部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有关形势和整编问题的报告。他有两段话给指战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意谓：
“同志们！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再过几天是阳历十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接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率陕甘支队向着陕北的方向大踏步前进了！
四
蒋介石于八月下旬由南京飞返成都，是为了重新部署全国新的“剿共”计划。
蒋介石自进驻成都以后，的确有过他自认为得意的时期，那就是由他一手制定的“统一川军，困死红军”，继而把会师不久的两大主力红军消灭在“川甘边区”的七月与八月。但是，当他由南京飞返成都的前夕，就发现他的如意算盘又全都打错了。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派重兵“追剿”红军有两个目的，那就是“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诸省。在这近一年的“追剿”红军的过程中，他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停顿之机，把近二十余万中央军从川南、川北开进了四川，打破了刘湘等人的所谓川人治川的政治局面。接着，蒋介石打起“统一川军”的旗帜，妄图通过整编川军，进而削弱诸川系军阀的实力。但是，由于刘湘等人的顽强反抗，未经两个回合的较量，蒋介石这条强龙便败在刘湘这些地头蛇的手下。蒋介石为了从思想上收复川军，遂又在陈诚的策划下，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轮训川军团以上及少数营级军官，同时还轮训各县县长与中学校长以上的人员。训练团由蒋介石任团长，刘湘任副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刘文辉、邓锡侯等任团副。实权操在陈诚的手里。
陈诚为蒋介石举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只是蒋当年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翻版。在蒋介石看来，川军军官只要一入训练团，就是他蒋某人的入室弟子了！所以，他每次亲临讲话，都极力强调：“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属下，希望发扬忠党爱国拥护领袖的革命精神，努力奋斗，将来自有无限光明的前途！”而陈诚借用训练团的名义，则更是大张旗鼓地向这些新的弟子灌输拥蒋独裁、对蒋盲目崇拜的思想，大力宣扬当今的中国必须执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以及“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国策。另外，陈诚为了达到分化川军的目的，他还对团长以上的军官一一单独约见并会餐，只要有人向他揭发川军内部情况，特别是反对刘湘者，则大加鼓励与许愿。
对此，刘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方面，他借故有胃病很少参与军官训练团的事，做出一副超然的姿态；另一方面，他利用地利、人和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下面大做其文章。他把那些从军官训练团回来的，且被视作是有异心的团长、县太爷，都变着法地给打发了。这样一来，蒋介石在峨眉山办军官训练团的用心，基本上是白费了！因此，蒋介石颇有感触地说道：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看来自有它的道理啊！……”
说到“剿灭”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在蒋介石看来，待到他亲自审阅、发布《行营参谋团关于在草地消灭红军的命令》之后，两大主力红军必被“剿灭”在草地无疑。因此，他在南京处理完有关对日本妥协的所谓国是后飞回蓉城，坐视红军是怎样被歼灭的。就在这前后，他收到行营参谋团的报告：红军不仅走过了草地，而且还主动发起了包座战役，消灭守敌两个团的兵力。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在震惊之下火高万丈，即将该师长撤职查办。接着，蒋介石急电甘肃朱绍良，令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未过两个星期，他又接到报告：发现有一万多名红军北出俄界，向甘南进军。他听后感到事态严重了！遂又亲自出面，主持“剿共”会议。
蒋介石就像往日那样，召来随侍高参，打开作战地图一看：各种不同的作战符号显示而出：盘踞青海、宁夏两省的主要是回民武装马家军，他们出于畛域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只求自保，绝不会替南京政府分忧。占据甘肃的部队成分复杂，但以新任省主席于学忠的东北军为主。他们原在河北驻军，因天天高喊打回老家去，得罪了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的日本人。蒋介石赶忙下令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之职，为应付全国强烈要求救亡抗日的舆论，改任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原统率的东北军随之移到西北陕甘两省。基于上述原因，未来靠于学忠帮他蒋某人“剿共”是不可能的。陕西的西安一直是杨虎城的地盘。他所统辖的十七路军虽然有战斗力，且在前几年军阀混战中打得有声有色，但不知何故，这几年连陕北区区几股“**”都消灭不了，且坐视其壮大，已经发展成颇具战斗力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两个军了。总之，这些各据一方的实力派，谁也不会真心帮着他蒋某人“剿共”！怎么办？当他想到这些封疆大吏多为势利小人时，遂又想到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用兵格言，为此，就在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的第二天——九月十三日，急电朱绍良向川甘陕交界的“父母官”发出了《关于悬赏缉拿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电》：
特急。
岷县、临洮、陇西刘县长并转渭源赵县长，天水、武都孔县长：
奉委员长蒋阳亥蓉行参战电开：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兹再申擒匪首赏格如下：
1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
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
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4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5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017（原件密码，未译）。希能饬各县及地方军民人等，一体知照。等因。
特电遵照。
但是，就在蒋介石颁发上述悬赏电文尚不到一个星期，英雄的红军四团又攻占了腊子口。他当即命令行营参谋团派出飞机到腊子口低飞侦察。接着，他又接到朱绍良电：红军通过哈达铺时，先头不足万人，没有发现后续部队；另从“华家岭之役俘虏中得悉：这一路红军系红一、三军团，由毛泽东率领”。到这时，坐镇成都的蒋介石真是如坐针毡，急忙命令随侍谋士、高参再度开会，是到了重新部署全国“剿共”计划的时候了！
这时蒋介石的情绪分外不好，他连早点也不曾吃一口，就心情沮丧地走进作战室，习惯地站在标有不同作战符号的地图下边，默默地望着西北高原暗自思忖。不久，他身边的那几个高参、谋士悄然走进，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似的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惊扰了蒋介石的思路。接着，他们又把有关的材料轻轻地放在案几上，相互交换了个眼色，不约而同地成立正姿势，忐忑不安地望着蒋介石的背身，像往日那样等着连喊带骂的训斥。
时间不知流逝了多少，蒋介石终于转过身来。他一改往日的作风，不仅没有雷霆大发，把这几个亲信当作出气筒，相反却伸出右手，示意这几位躬身静候已久的高参、谋士落座。接着，他声调低沉地说道：
“这些天来，日本人想侵占华北的事，汪兆铭想撂挑子的事，平津保学生借抗日救国反对政府的事，当然还有各地剿共的事，搅得我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今天召你们来，就是为了剿共这一件事，先听听你们的想法，我再说说我的意见。”
与会者谁都清楚：蒋介石此次在成都召开所谓“剿共”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北出甘南之后，陕、甘、宁、青等省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换言之，把两大主力红军困死在草地的计划破产之后，如何再部署新的“剿共”大计。为此，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说道：
“毛泽东北出甘南的目的，我以为有二：一是与陕北的**合股，再是打通他们的国际联络线。”
“陕北的**到底有多大的实力？”蒋介石问道。
贺国光急忙拿起摆在案几上的材料，双手捧到蒋介石的面前，尚未说“请蒋委员长审阅”，蒋介石就摆了摆手，说道：“不看了，当面汇报吧！”
汇报内容大致如下：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于七月初，沿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向西急进，为调动国民党军队，相继北出终南山，进逼西安。恰在这时，徐海东等从被俘的一个国民党旅长的口中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出陕甘。为此，徐海东部决定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七月十六日，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向西挺进，八月一日进占双石铺，九日晚攻占天水北关，十一日北渡渭河，在西兰公路以北地区艰苦转战十多天，由于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消息，决定立即北上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
陕北红军源远流长，如果从一九二七年九月清涧起义算起，整整八个年头了。如果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算起，也已四个年头了；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始终是谢子长和刘志丹，后发展为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在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苏区的斗争。五月成立西北军委前敌委员会，刘志丹任总指挥。他亲自统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先后攻占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共歼国民党军队及民团五千余人，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在二十余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是年九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历经千难万险进入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并决定将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攻占腊子口的第二天，红十五军团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成立大会，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蒋介石听了上述汇报之后，遂又转身望着那张军用地图，先看了看从哈达铺到永坪镇的距离，接着又暗自计算了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的人数，遂沉重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
“未来剿共的重心已经移到黄土高原了！”
蒋介石缓缓地转过身来，望着有些诚惶诚恐的贺国光，声音十分低沉地问道：
“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去什么地方了？”
“据俘供：徐匪所率四方面军不愿北上，已经率部再过草地，退回毛儿盖一带。”
蒋介石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满面沉积很久的阴霾散去了不少。他沉吟片刻，又问道：
“湘西贺龙、萧克两部**有什么变化吗？”
贺国光微微地摇了摇头。
蒋介石缓步走到桌前，当仁不让地坐在领袖的座位上，旋即示意贺国光、杨永泰、晏道刚等人落座。蒋介石巡视了与会者的表情，故作随便状地说道：
“都谈谈自己的想法吧！怎么样，还是杨秘书长打头炮吧？”
诚如前文所述，杨永泰是一位恃才傲物，且敢在蒋介石面前直抒己见的政客。当他获悉蒋介石在成都召开会议的消息后，就猜透蒋氏的目的，是重新部署“剿共”计划。另外，他也清楚蒋氏在“剿共”这盘大棋上，历来就是把毛泽东当作主要的对手，或者说视作红军一方真正的“老将”。在蒋氏看来，时下红军的“老将”毛泽东被他逼出了四川，因此设在成都的行营就失去了作用。另外，杨永泰知道蒋氏视徐向前是位将才，遗憾的是和他这位校长走的不是一条道。徐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虽然兵强马壮，只要离开毛泽东的指挥，退回川康边界，对全国是不会构成太大的危险的。因此，杨永泰坦言：
“时下的红军再次一分为三：北出甘南的毛泽东一定要和徐海东、刘志丹等匪部聚首，南下毛儿盖一带的徐向前所部自成一系，而贺龙、萧克所部仍在湘西一带活动。为此，下一步剿匪的重点应当由成都移往西安。至于具体的部署，我想委员长是胸有成竹了。”
杨永泰的确说出了蒋介石新的“剿共”部署的腹案。对此，他的内心是不高兴的。同时，他也发现杨永泰变得聪明了，并不把全部方案说出，给他蒋某人留下了当领袖的面子。所以，他微微点了点头，遂下达了命令：
“给张汉卿、陈辞修、顾墨三、薛伯陵发电，限他们明日赶到成都，共商剿共大事！”
第一个奉命乘专机赶到成都的是蒋介石的盟弟张学良。
张学良，字汉卿，是世纪同龄人。他的父亲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时人尊称张大帅。不知是因为他身为张大帅公子的缘故，还是由于他以弱冠之年统帅奉系三军，总之，时人送了个他自己最不爱听的尊号——张少帅。但是，不管他爱听不爱听，少帅这个名字跟了他半个多世纪，真正成了他的代名词。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使得刚满二十八岁的少帅张学良成了奉军的最高统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人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奉蒋氏密令，使得坐镇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成了不抵抗将军。接着，长城抗战爆发了，张学良又因长城抗战的失败被迫辞职，远赴欧洲，一边考察，一边戒毒。这时期的张少帅真是痛苦到了极点！
张学良西渡归来之后，要求带兵打回东北去。但是力主“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蒋介石，却让他远离抗日前线，坐镇武昌。这对于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他因受着传统的忠君思想的影响，加之他自小就尊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信条，遂又违心地移师武昌，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久，他留在华北一带的东北军被调往各地，其中于学忠等主力军被迫调至甘肃、陕西一带，这使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对蒋介石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
时下，蒋介石调张学良来成都的目的是清楚的，请他由武昌搬到故都西安，亲自指挥他的东北军，在黄土高原上再演出一幕“剿共”的戏剧。蒋介石或许猜到了张学良想抗日、不愿剿共的想法，故而一见面就笑眯眯地说道：
“汉卿，时下只有你是最听我的话的，也是真心为我分忧的。你知道吧，由于刘湘这些人采取自保政策，使得已成死局的毛泽东把死棋走活，近日率不足万人的**到了甘南，估计还要向陕北流窜，你看由谁帮我在黄土高原上灭此残匪呢？”
张学良是极其聪明的，他一听蒋介石的口气就知道调他来成都的目的，是让他率部剿灭流窜到陕甘一带的红军。就本意而言，他是坚决反对移师西北的。但是，当他想到东北军的主力部队多数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几省，他到了那边，如果能和属下在一起，也不失为是件好事。因为近两年以来，他和忠于自己的东北军离得实在是太远了！为此，他沉吟片刻，直言说道：
“我看委员长早已有了人选，那就是我！”
蒋介石听后笑了起来，连声说道：“知我者，汉卿也！”接着，他为了打消张学良的顾虑，遂又说道：
“我深知汉卿心中的那块病，就是抗日，收复东三省。这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嘛！对天起誓：只要把毛泽东这不足万人的**消灭在黄土高原上，我就和你一起调转枪口，打日本！”
就这样，未经多少话语，蒋介石与张学良就谈妥了这桩买卖。等到陈诚、顾祝同、薛岳等人赶到成都，并个别聆听了蒋介石的教诲之后，蒋介石就召开军事会议，当众宣布了如下的任命：
“逐步撤销四川的行营参谋团，另在重庆设行营，由顾墨三负责，主要是围剿徐匪向前所部四方面军；陈辞修主持的宜昌行辕，要对盘踞在湘、鄂、川、黔的贺龙、萧克所部**进行围剿；为消灭流窜至陕甘一带的毛彭**，特在西安设西北‘剿总’，由我亲任司令，汉卿任副司令，代行司令之责。”
就在蒋介石于九月二十六日宣布成立西北“剿总”的第二天，蒋介石获悉毛泽东已经率领陕甘支队突破西兰，路封锁线，进至通渭县的榜罗镇。与此同时，张学良收到属下的报告：“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个师又两个团已进至延安，其另两个师又一个团仍驻于洛川、鹿县、甘泉地区，兵力比较分散。”时任六十七军军长的王以哲致电张学良并转蒋介石：担心在陕北刚刚会师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利用六十七军驻地分散，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此，蒋介石找来了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道：
“汉卿，西北局面不容乐观啊！我看你就走马上任吧。”
张学良于十月一日飞抵古都西安，筹组西北“剿总”，准备统一指挥对陕甘红军的“围剿”。
也就在十月一日这一天，张学良通电发表了《关于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电》：
案奉国民政府令开：
特派蒋中正兼西北剿匪总司令，特派张学良兼西北剿匪副司令。此令。各等因。
奉此。遵于本月东日（即一日）在西安成立总部开始办公，并即日启用关防，先行视事。除电呈备查暨分行外，特电知照，并饬属一体知照。
就在张学良飞抵西安，向中外宣布他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当天——十月一日，他就收到红十五军团向六十七军发起进击的消息。他当即电示王以哲军长：为庆祝西北“剿总”的成立，要坚决打胜这一仗！但是，战争的发展自有自己的规律，无论张学良下了多少死命令，依然未能挽回败局。事后，战史学家对此战扼要地做了如下记述：
红十五军团决心抓住第六十七军兵力比较分散、立足未稳的有利战机，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主力进至甘泉以北大小劳山隐蔽集结，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准备歼灭由延安南援甘泉之敌。随后十五军团从延川永坪地区出发，经三天急行军，进至甘泉县王家坪地区集结。二十八日，红军第八十一师一部佯攻甘泉，二十九日，军团主力进入大小劳山设伏。十月一日，敌第一一零师主力由延安增援甘泉，当敌进入劳山地区时，红十五军团突然发起进攻，激战半日，歼敌大部，俘敌二千余人，击毙师长何立中，缴获战马三百余匹和大批武器、装备。
红十五军团在劳山一战，的确是给了走马上任的张学良当头一棒。他不明白，装备优良的六十七军，且由东北军名将王以哲将军指挥，怎么会败在红十五军团的手下，且又是败得这样惨——连师长何立中也没有幸免啊！更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偏偏又选在他走马上任的十月一日这一天呢？这难道是天意？还是张学良活该晦气？他找不到答案。但是，作为西北“剿总”的副司令，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向总司令蒋介石报告这样的消息，这真是有违他这位少帅的心意啊！但他是军人，必须按军人的章程办事。他怀着无可奈何的怆然情感，还是向蒋介石如实报告了东北军六十七军在劳山惨败的实况。
这的确也大出蒋介石所料。他再想到红十五军团一旦纳入毛泽东的麾下，这西北黄土高原就势必变成第二个江西。当年，他倾上百万中央军进剿朱毛红军，花去了近六年的时间，始有今日的“剿共”佳机，没想到就要把朱毛红军困死在草地之际，又被毛泽东打破了层层封锁，且挥师向着陕北的方向前进。这是为什么？他找不到答案！他为了防止毛泽东的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当然也有给失败的张学良打气的成分，遂挥笔写了“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的慨叹，并于十月七日自成都飞赴西安，亲自部署西北的“剿共”大计。
蒋介石飞抵古都西安机场，张学良偕西安的两大要员——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与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早已在停机坪迎迓。由于邵、杨二位在未来事件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容笔者扼要地做一介绍：
杨虎城，原名虎臣，以后字行，一**三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早年因除暴复仇，被迫流亡各地，成为绿林首领。后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响，在陕西组织领导靖国军，并派人到广州请孙中山先生补办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大革命失败之后，一度亡命日本，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党中央批准他入党的消息传到日本，他业已离日回国，失去联系，入党事遂作罢。中原大战结束之后，他出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后被蒋介石免去省府主席之职，由邵力子接任。
邵力子，是我国近代著名革命家，又是有名的和平老人。他早年与陕西三原县辛亥革命元勋于右任相交甚笃，利用他们手中的新闻阵地宣传共和，抨击帝制，辅佐孙中山发起推翻清廷的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之后，邵力子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与陈独秀等人组织马克思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国共合作时期，经党批准，于一九二六年八月退出共产党，但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友谊。之后，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幕僚，为蒋氏王朝的确立是尽了心的。为此，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的前夕，把他派到甘肃省当封疆大吏，后又调到西安，接任陕西省主席。
从上述简介可知：邵力子与杨虎城均与共产党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蒋介石知邵曾是共产党，但对邵放心；虽不知杨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对杨始终留有一手。因此，在这次欢迎蒋介石莅临西安的宴会上，蒋氏为了阐述他“剿共”的目的，望着长他五岁的邵力子说道：
“邵老和我都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中和周恩来还曾有过一段不错的私谊。但是，这种私谊和民族大义相较，那就微不足道了！一句话，我们消灭共产党，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
对此，邵力子只是点头称是而... -->>
是应了这位老阿訇的吉言“生门”，还是红军征服万水千山的精神感动了上苍？就在毛泽东到达哈达铺的当天晚上，警卫员小陈一边喊着：“主席，聂政委派人给您送精神食粮来了！”一边抱着一大摞报纸跑进屋来。毛泽东双手接过报纸，惊喜地问道：
“聂政委是怎样搞到这些精神食粮的？”
军团直属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接受毛泽东交给的“找点精神食粮”的任务之后，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先行打入哈达铺。梁兴初戴中校军衔，曹德连戴少校军衔，带着数名化装成中央军的侦察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哈达铺，受到了哈达铺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和保安队长的迎接。恰好，“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兰州回来，也路经哈达铺，带着几个驮子的书籍、报纸、衣物等很多东西，也来拜会了。曹德连他们从副官的驮子里查获到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有一张报纸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我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敌人诬为‘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等。同志们看了十分高兴，就在这条消息上面画了红杠杠。当夜他们就把搜集到的报纸和敌少校副官秘密押回军团部，于拂晓时押到。聂荣臻看了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急忙接过这份报纸，飞快地看完，笑容满面地说道：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毛泽东看了这篇报道之后，真是喜出望外啊！因为他清楚陕北有红军、有游击队，还有革命根据地，这对刚刚改编为陕甘支队的八千人枪来说，终于又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落脚点！由此，毛泽东不仅可以打消在俄界会议上的最坏估计：“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而且当年与四方面军会师时确立的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方针，也可以水到渠成了！
但是，当他稍许冷静之后，又感到有许多的革命工作等着去做，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无比宝贵的八千红军指战员，就是开辟未来革命工作的种子，必须要分外爱护才是啊！为此，他在九月二十日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发表了“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的重要演说。大意谓：
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要了解连以上干部。我们现在只了解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还不了解。为了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了扩大干部，需要支配干部；为了与反革命作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组织部需要了解下层情形，这是组织部的主要工作。要把教育工作包括在组织工作之内。此外，对地方工作。组织部也应该给予帮助。关于编制问题，毛泽东说：“编余”二字不大好。对于一些工作上需要的，就是编制上没有，也应该写上。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对干部的优待不够。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
此次中央常委会议还对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属下的三个纵队做了如下决定：
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副主任，下辖五个大队；
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十月由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副司令员，萧劲光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大队；
军委纵队编为第三支队。叶剑英兼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张劲武任参谋长，蔡树藩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中央常委会议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
接着，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又从不同的渠道收集到了一批报纸，其中尤其是《大公报》，较为详细地登载了有关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对此，张闻天曾兴奋地在笔记中写道：
“据我所知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
陕北有红军的消息传开之后，在红军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为了统一陕甘支队指战员的思想，同时也是为了给同志们鼓劲，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召集团以上的干部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有关形势和整编问题的报告。他有两段话给指战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意谓：
“同志们！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再过几天是阳历十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接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率陕甘支队向着陕北的方向大踏步前进了！
四
蒋介石于八月下旬由南京飞返成都，是为了重新部署全国新的“剿共”计划。
蒋介石自进驻成都以后，的确有过他自认为得意的时期，那就是由他一手制定的“统一川军，困死红军”，继而把会师不久的两大主力红军消灭在“川甘边区”的七月与八月。但是，当他由南京飞返成都的前夕，就发现他的如意算盘又全都打错了。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派重兵“追剿”红军有两个目的，那就是“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诸省。在这近一年的“追剿”红军的过程中，他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停顿之机，把近二十余万中央军从川南、川北开进了四川，打破了刘湘等人的所谓川人治川的政治局面。接着，蒋介石打起“统一川军”的旗帜，妄图通过整编川军，进而削弱诸川系军阀的实力。但是，由于刘湘等人的顽强反抗，未经两个回合的较量，蒋介石这条强龙便败在刘湘这些地头蛇的手下。蒋介石为了从思想上收复川军，遂又在陈诚的策划下，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轮训川军团以上及少数营级军官，同时还轮训各县县长与中学校长以上的人员。训练团由蒋介石任团长，刘湘任副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刘文辉、邓锡侯等任团副。实权操在陈诚的手里。
陈诚为蒋介石举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只是蒋当年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翻版。在蒋介石看来，川军军官只要一入训练团，就是他蒋某人的入室弟子了！所以，他每次亲临讲话，都极力强调：“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属下，希望发扬忠党爱国拥护领袖的革命精神，努力奋斗，将来自有无限光明的前途！”而陈诚借用训练团的名义，则更是大张旗鼓地向这些新的弟子灌输拥蒋独裁、对蒋盲目崇拜的思想，大力宣扬当今的中国必须执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以及“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国策。另外，陈诚为了达到分化川军的目的，他还对团长以上的军官一一单独约见并会餐，只要有人向他揭发川军内部情况，特别是反对刘湘者，则大加鼓励与许愿。
对此，刘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方面，他借故有胃病很少参与军官训练团的事，做出一副超然的姿态；另一方面，他利用地利、人和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下面大做其文章。他把那些从军官训练团回来的，且被视作是有异心的团长、县太爷，都变着法地给打发了。这样一来，蒋介石在峨眉山办军官训练团的用心，基本上是白费了！因此，蒋介石颇有感触地说道：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看来自有它的道理啊！……”
说到“剿灭”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在蒋介石看来，待到他亲自审阅、发布《行营参谋团关于在草地消灭红军的命令》之后，两大主力红军必被“剿灭”在草地无疑。因此，他在南京处理完有关对日本妥协的所谓国是后飞回蓉城，坐视红军是怎样被歼灭的。就在这前后，他收到行营参谋团的报告：红军不仅走过了草地，而且还主动发起了包座战役，消灭守敌两个团的兵力。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在震惊之下火高万丈，即将该师长撤职查办。接着，蒋介石急电甘肃朱绍良，令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未过两个星期，他又接到报告：发现有一万多名红军北出俄界，向甘南进军。他听后感到事态严重了！遂又亲自出面，主持“剿共”会议。
蒋介石就像往日那样，召来随侍高参，打开作战地图一看：各种不同的作战符号显示而出：盘踞青海、宁夏两省的主要是回民武装马家军，他们出于畛域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只求自保，绝不会替南京政府分忧。占据甘肃的部队成分复杂，但以新任省主席于学忠的东北军为主。他们原在河北驻军，因天天高喊打回老家去，得罪了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的日本人。蒋介石赶忙下令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之职，为应付全国强烈要求救亡抗日的舆论，改任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原统率的东北军随之移到西北陕甘两省。基于上述原因，未来靠于学忠帮他蒋某人“剿共”是不可能的。陕西的西安一直是杨虎城的地盘。他所统辖的十七路军虽然有战斗力，且在前几年军阀混战中打得有声有色，但不知何故，这几年连陕北区区几股“**”都消灭不了，且坐视其壮大，已经发展成颇具战斗力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两个军了。总之，这些各据一方的实力派，谁也不会真心帮着他蒋某人“剿共”！怎么办？当他想到这些封疆大吏多为势利小人时，遂又想到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用兵格言，为此，就在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的第二天——九月十三日，急电朱绍良向川甘陕交界的“父母官”发出了《关于悬赏缉拿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电》：
特急。
岷县、临洮、陇西刘县长并转渭源赵县长，天水、武都孔县长：
奉委员长蒋阳亥蓉行参战电开：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兹再申擒匪首赏格如下：
1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
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
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4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5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017（原件密码，未译）。希能饬各县及地方军民人等，一体知照。等因。
特电遵照。
但是，就在蒋介石颁发上述悬赏电文尚不到一个星期，英雄的红军四团又攻占了腊子口。他当即命令行营参谋团派出飞机到腊子口低飞侦察。接着，他又接到朱绍良电：红军通过哈达铺时，先头不足万人，没有发现后续部队；另从“华家岭之役俘虏中得悉：这一路红军系红一、三军团，由毛泽东率领”。到这时，坐镇成都的蒋介石真是如坐针毡，急忙命令随侍谋士、高参再度开会，是到了重新部署全国“剿共”计划的时候了！
这时蒋介石的情绪分外不好，他连早点也不曾吃一口，就心情沮丧地走进作战室，习惯地站在标有不同作战符号的地图下边，默默地望着西北高原暗自思忖。不久，他身边的那几个高参、谋士悄然走进，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似的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惊扰了蒋介石的思路。接着，他们又把有关的材料轻轻地放在案几上，相互交换了个眼色，不约而同地成立正姿势，忐忑不安地望着蒋介石的背身，像往日那样等着连喊带骂的训斥。
时间不知流逝了多少，蒋介石终于转过身来。他一改往日的作风，不仅没有雷霆大发，把这几个亲信当作出气筒，相反却伸出右手，示意这几位躬身静候已久的高参、谋士落座。接着，他声调低沉地说道：
“这些天来，日本人想侵占华北的事，汪兆铭想撂挑子的事，平津保学生借抗日救国反对政府的事，当然还有各地剿共的事，搅得我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今天召你们来，就是为了剿共这一件事，先听听你们的想法，我再说说我的意见。”
与会者谁都清楚：蒋介石此次在成都召开所谓“剿共”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北出甘南之后，陕、甘、宁、青等省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换言之，把两大主力红军困死在草地的计划破产之后，如何再部署新的“剿共”大计。为此，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说道：
“毛泽东北出甘南的目的，我以为有二：一是与陕北的**合股，再是打通他们的国际联络线。”
“陕北的**到底有多大的实力？”蒋介石问道。
贺国光急忙拿起摆在案几上的材料，双手捧到蒋介石的面前，尚未说“请蒋委员长审阅”，蒋介石就摆了摆手，说道：“不看了，当面汇报吧！”
汇报内容大致如下：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于七月初，沿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向西急进，为调动国民党军队，相继北出终南山，进逼西安。恰在这时，徐海东等从被俘的一个国民党旅长的口中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出陕甘。为此，徐海东部决定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七月十六日，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向西挺进，八月一日进占双石铺，九日晚攻占天水北关，十一日北渡渭河，在西兰公路以北地区艰苦转战十多天，由于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消息，决定立即北上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
陕北红军源远流长，如果从一九二七年九月清涧起义算起，整整八个年头了。如果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算起，也已四个年头了；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始终是谢子长和刘志丹，后发展为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在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苏区的斗争。五月成立西北军委前敌委员会，刘志丹任总指挥。他亲自统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先后攻占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共歼国民党军队及民团五千余人，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在二十余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是年九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历经千难万险进入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并决定将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攻占腊子口的第二天，红十五军团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成立大会，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蒋介石听了上述汇报之后，遂又转身望着那张军用地图，先看了看从哈达铺到永坪镇的距离，接着又暗自计算了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的人数，遂沉重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
“未来剿共的重心已经移到黄土高原了！”
蒋介石缓缓地转过身来，望着有些诚惶诚恐的贺国光，声音十分低沉地问道：
“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去什么地方了？”
“据俘供：徐匪所率四方面军不愿北上，已经率部再过草地，退回毛儿盖一带。”
蒋介石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满面沉积很久的阴霾散去了不少。他沉吟片刻，又问道：
“湘西贺龙、萧克两部**有什么变化吗？”
贺国光微微地摇了摇头。
蒋介石缓步走到桌前，当仁不让地坐在领袖的座位上，旋即示意贺国光、杨永泰、晏道刚等人落座。蒋介石巡视了与会者的表情，故作随便状地说道：
“都谈谈自己的想法吧！怎么样，还是杨秘书长打头炮吧？”
诚如前文所述，杨永泰是一位恃才傲物，且敢在蒋介石面前直抒己见的政客。当他获悉蒋介石在成都召开会议的消息后，就猜透蒋氏的目的，是重新部署“剿共”计划。另外，他也清楚蒋氏在“剿共”这盘大棋上，历来就是把毛泽东当作主要的对手，或者说视作红军一方真正的“老将”。在蒋氏看来，时下红军的“老将”毛泽东被他逼出了四川，因此设在成都的行营就失去了作用。另外，杨永泰知道蒋氏视徐向前是位将才，遗憾的是和他这位校长走的不是一条道。徐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虽然兵强马壮，只要离开毛泽东的指挥，退回川康边界，对全国是不会构成太大的危险的。因此，杨永泰坦言：
“时下的红军再次一分为三：北出甘南的毛泽东一定要和徐海东、刘志丹等匪部聚首，南下毛儿盖一带的徐向前所部自成一系，而贺龙、萧克所部仍在湘西一带活动。为此，下一步剿匪的重点应当由成都移往西安。至于具体的部署，我想委员长是胸有成竹了。”
杨永泰的确说出了蒋介石新的“剿共”部署的腹案。对此，他的内心是不高兴的。同时，他也发现杨永泰变得聪明了，并不把全部方案说出，给他蒋某人留下了当领袖的面子。所以，他微微点了点头，遂下达了命令：
“给张汉卿、陈辞修、顾墨三、薛伯陵发电，限他们明日赶到成都，共商剿共大事！”
第一个奉命乘专机赶到成都的是蒋介石的盟弟张学良。
张学良，字汉卿，是世纪同龄人。他的父亲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时人尊称张大帅。不知是因为他身为张大帅公子的缘故，还是由于他以弱冠之年统帅奉系三军，总之，时人送了个他自己最不爱听的尊号——张少帅。但是，不管他爱听不爱听，少帅这个名字跟了他半个多世纪，真正成了他的代名词。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使得刚满二十八岁的少帅张学良成了奉军的最高统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人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奉蒋氏密令，使得坐镇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成了不抵抗将军。接着，长城抗战爆发了，张学良又因长城抗战的失败被迫辞职，远赴欧洲，一边考察，一边戒毒。这时期的张少帅真是痛苦到了极点！
张学良西渡归来之后，要求带兵打回东北去。但是力主“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蒋介石，却让他远离抗日前线，坐镇武昌。这对于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他因受着传统的忠君思想的影响，加之他自小就尊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信条，遂又违心地移师武昌，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久，他留在华北一带的东北军被调往各地，其中于学忠等主力军被迫调至甘肃、陕西一带，这使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对蒋介石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
时下，蒋介石调张学良来成都的目的是清楚的，请他由武昌搬到故都西安，亲自指挥他的东北军，在黄土高原上再演出一幕“剿共”的戏剧。蒋介石或许猜到了张学良想抗日、不愿剿共的想法，故而一见面就笑眯眯地说道：
“汉卿，时下只有你是最听我的话的，也是真心为我分忧的。你知道吧，由于刘湘这些人采取自保政策，使得已成死局的毛泽东把死棋走活，近日率不足万人的**到了甘南，估计还要向陕北流窜，你看由谁帮我在黄土高原上灭此残匪呢？”
张学良是极其聪明的，他一听蒋介石的口气就知道调他来成都的目的，是让他率部剿灭流窜到陕甘一带的红军。就本意而言，他是坚决反对移师西北的。但是，当他想到东北军的主力部队多数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几省，他到了那边，如果能和属下在一起，也不失为是件好事。因为近两年以来，他和忠于自己的东北军离得实在是太远了！为此，他沉吟片刻，直言说道：
“我看委员长早已有了人选，那就是我！”
蒋介石听后笑了起来，连声说道：“知我者，汉卿也！”接着，他为了打消张学良的顾虑，遂又说道：
“我深知汉卿心中的那块病，就是抗日，收复东三省。这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嘛！对天起誓：只要把毛泽东这不足万人的**消灭在黄土高原上，我就和你一起调转枪口，打日本！”
就这样，未经多少话语，蒋介石与张学良就谈妥了这桩买卖。等到陈诚、顾祝同、薛岳等人赶到成都，并个别聆听了蒋介石的教诲之后，蒋介石就召开军事会议，当众宣布了如下的任命：
“逐步撤销四川的行营参谋团，另在重庆设行营，由顾墨三负责，主要是围剿徐匪向前所部四方面军；陈辞修主持的宜昌行辕，要对盘踞在湘、鄂、川、黔的贺龙、萧克所部**进行围剿；为消灭流窜至陕甘一带的毛彭**，特在西安设西北‘剿总’，由我亲任司令，汉卿任副司令，代行司令之责。”
就在蒋介石于九月二十六日宣布成立西北“剿总”的第二天，蒋介石获悉毛泽东已经率领陕甘支队突破西兰，路封锁线，进至通渭县的榜罗镇。与此同时，张学良收到属下的报告：“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个师又两个团已进至延安，其另两个师又一个团仍驻于洛川、鹿县、甘泉地区，兵力比较分散。”时任六十七军军长的王以哲致电张学良并转蒋介石：担心在陕北刚刚会师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利用六十七军驻地分散，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此，蒋介石找来了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道：
“汉卿，西北局面不容乐观啊！我看你就走马上任吧。”
张学良于十月一日飞抵古都西安，筹组西北“剿总”，准备统一指挥对陕甘红军的“围剿”。
也就在十月一日这一天，张学良通电发表了《关于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电》：
案奉国民政府令开：
特派蒋中正兼西北剿匪总司令，特派张学良兼西北剿匪副司令。此令。各等因。
奉此。遵于本月东日（即一日）在西安成立总部开始办公，并即日启用关防，先行视事。除电呈备查暨分行外，特电知照，并饬属一体知照。
就在张学良飞抵西安，向中外宣布他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当天——十月一日，他就收到红十五军团向六十七军发起进击的消息。他当即电示王以哲军长：为庆祝西北“剿总”的成立，要坚决打胜这一仗！但是，战争的发展自有自己的规律，无论张学良下了多少死命令，依然未能挽回败局。事后，战史学家对此战扼要地做了如下记述：
红十五军团决心抓住第六十七军兵力比较分散、立足未稳的有利战机，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主力进至甘泉以北大小劳山隐蔽集结，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准备歼灭由延安南援甘泉之敌。随后十五军团从延川永坪地区出发，经三天急行军，进至甘泉县王家坪地区集结。二十八日，红军第八十一师一部佯攻甘泉，二十九日，军团主力进入大小劳山设伏。十月一日，敌第一一零师主力由延安增援甘泉，当敌进入劳山地区时，红十五军团突然发起进攻，激战半日，歼敌大部，俘敌二千余人，击毙师长何立中，缴获战马三百余匹和大批武器、装备。
红十五军团在劳山一战，的确是给了走马上任的张学良当头一棒。他不明白，装备优良的六十七军，且由东北军名将王以哲将军指挥，怎么会败在红十五军团的手下，且又是败得这样惨——连师长何立中也没有幸免啊！更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偏偏又选在他走马上任的十月一日这一天呢？这难道是天意？还是张学良活该晦气？他找不到答案。但是，作为西北“剿总”的副司令，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向总司令蒋介石报告这样的消息，这真是有违他这位少帅的心意啊！但他是军人，必须按军人的章程办事。他怀着无可奈何的怆然情感，还是向蒋介石如实报告了东北军六十七军在劳山惨败的实况。
这的确也大出蒋介石所料。他再想到红十五军团一旦纳入毛泽东的麾下，这西北黄土高原就势必变成第二个江西。当年，他倾上百万中央军进剿朱毛红军，花去了近六年的时间，始有今日的“剿共”佳机，没想到就要把朱毛红军困死在草地之际，又被毛泽东打破了层层封锁，且挥师向着陕北的方向前进。这是为什么？他找不到答案！他为了防止毛泽东的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当然也有给失败的张学良打气的成分，遂挥笔写了“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的慨叹，并于十月七日自成都飞赴西安，亲自部署西北的“剿共”大计。
蒋介石飞抵古都西安机场，张学良偕西安的两大要员——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与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早已在停机坪迎迓。由于邵、杨二位在未来事件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容笔者扼要地做一介绍：
杨虎城，原名虎臣，以后字行，一**三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早年因除暴复仇，被迫流亡各地，成为绿林首领。后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响，在陕西组织领导靖国军，并派人到广州请孙中山先生补办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大革命失败之后，一度亡命日本，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党中央批准他入党的消息传到日本，他业已离日回国，失去联系，入党事遂作罢。中原大战结束之后，他出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后被蒋介石免去省府主席之职，由邵力子接任。
邵力子，是我国近代著名革命家，又是有名的和平老人。他早年与陕西三原县辛亥革命元勋于右任相交甚笃，利用他们手中的新闻阵地宣传共和，抨击帝制，辅佐孙中山发起推翻清廷的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之后，邵力子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与陈独秀等人组织马克思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国共合作时期，经党批准，于一九二六年八月退出共产党，但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友谊。之后，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幕僚，为蒋氏王朝的确立是尽了心的。为此，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的前夕，把他派到甘肃省当封疆大吏，后又调到西安，接任陕西省主席。
从上述简介可知：邵力子与杨虎城均与共产党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蒋介石知邵曾是共产党，但对邵放心；虽不知杨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对杨始终留有一手。因此，在这次欢迎蒋介石莅临西安的宴会上，蒋氏为了阐述他“剿共”的目的，望着长他五岁的邵力子说道：
“邵老和我都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中和周恩来还曾有过一段不错的私谊。但是，这种私谊和民族大义相较，那就微不足道了！一句话，我们消灭共产党，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
对此，邵力子只是点头称是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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