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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张国焘在同一天，又以总政委的名义给一、三军团发来一则命令南下的电文：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在俄界会议期间，中央收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上述两则电报，故与会者发言除去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严厉谴责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对此，彭德怀回忆说：“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由此可知，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运用政策与策略的政治家。诚如彭德怀所评述的那样：“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笔者认为，彭德怀的评价是公允的。
继毛泽东发言之后，彭德怀受命做改变军事编制的报告。他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建议改变军队的编制：团不设营。每个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政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做出如下三项决定：
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司令员彭德怀林彪（副）
政治委员毛泽东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杨尚昆（副）
二、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
三、成立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的编制委员会。
从此，毛泽东由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名副其实的陕甘支队的统帅。而彭德怀与林彪也是首次进入军事领导核心，在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下，指挥陕甘支队与敌作战。
与会者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进而严肃地指出：“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界，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在分析、批判了“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后，严肃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最后，毛泽东做了结论。他指出：
一、对四方面军的总结，这是今天做出来的。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在通南巴时的错误，是萌芽，是部分的严重错误。退出通南巴以后，便形成了另外一种错误路线，将来可发展为军阀主义，苏维埃运动中的陈独秀主义。
二、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变更，因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我们并不是定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游击战争打过去，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不过不在江西，而是陕甘。
……
俄界会议结束了，中央统一了认识，军队进行了改编，力量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二
党中央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于九月十日凌晨离去之后，总前委就乱了套。
当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获悉“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的消息后，都大吃一惊。后来，徐向前曾回忆道：“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木得很。”接着，前敌总指挥部各直属机关，以及三十军、四军的指挥员相继赶来报告情况或询问有关情况，因此，九月十日“那天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徐向前的“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很快，奉命追赶中央，“劝说”中央及红三军团返回的李特气冲冲地回到了前指，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把《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交到陈昌浩、徐向前的手里。
徐向前是一位充满着情感的指挥员，他一边看着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一边又禁不住地想起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的欢腾情景，想起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他，以及为他授勋时的激动场面……这就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晚年，他秉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接着，徐向前与陈昌浩于九月十日收到了《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徐向前是军人，当然清楚“指令”二字的分量，加之这电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来的，并明确指出：“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徐向前也自然清楚自己是党员，如违背中央政治局之指令，执行张国焘南下的方针，并被历史一旦证明是错了，其政治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这又进一步地加剧了徐向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与此同时，陈昌浩坚定地站在张国焘的一边，他不仅派李特追赶北上的党中央，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而且在收到中央政治局发给徐向前和他的指令后，竟然“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更不能容忍的是，“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自然，不明真相的四方面军指战员歧视、围攻，甚至辱骂一方面军留下的干部之事就屡见不鲜了！
徐向前历来视红军为一家，是亲兄弟。他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说出那句功不可没的名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时下，他不仅亲眼看到了亲如兄弟的红军“分了家”，而且在他的眼皮底下还发生了红军兄弟反目为仇的辱骂和歧视，这怎么能使他不痛心呢！这时，他又接到张国焘命他和陈昌浩率部南下的电令，走还是不走？又使他陷入矛盾的痛苦中。对此，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和陈昌浩率右路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他望着“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令他触景生情的是：“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然而，当他再看见“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时候，他于悲痛之余，不能不“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当他再“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因此，他一路上，连话都懒得说。
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徐向前又于九月十四日收到了《中央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催其北上》的命令：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五、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
徐向前看过上述这份措辞极其强硬，且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电令，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了解张国焘的为人，也知道陈昌浩的个性，他完全猜到了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但是，他出于良好的个人愿望，总是希望张国焘不要走得太远，更不要与中央彻底决裂。
但是，张国焘早就想取中央而代之了，只是没有找到所谓正当的借口而已。时下，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在他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是背着他这位红军总政委干的，不仅是逃跑主义，而且还是在明目张胆地分裂红军，必须声讨所谓机会主义的党中央。换言之，他终于找到了与党中央决裂的“正当”借口，从此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干了。所以，他率左路军一回到阿坝，就召开了名叫“四川省委扩大会议”的所谓“高干会议”，公开打出了批判党中央的旗号！
张国焘为了开好所谓阿坝会议，事前就精心起草了一份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阿坝会议决议》。该决议中公然说：“目前的国内形势是革命正处于两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组织好革命有秩序的总退却。可是，现在还有人要同国民党搞什么统一战线，北上抗日，那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实际上是逃跑主义。当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利用川康边少数民族和有利地形条件，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甫）、博（古）、周（恩来）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更为嚣张的是，该决议声称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坚决给以“纪律制裁”。真可谓是得意忘形、杀气腾腾啊！
在张国焘看来，时下能阻碍他篡夺中央大权的主要是朱德总司令，其次是参谋长刘伯承。尤其是朱德拒绝在他亲笔起草给中央的电文上签字，使他感到了朱德、刘伯承以及原一方面军指战员的威胁。为此，他就开始了对朱德、刘伯承的迫害。
事前，朱德与刘伯承并不知道召开阿坝会议，更不知所谓阿坝会议的具体内容。当他们两人走进会场一看，感到震愕的是，会场上挂起了“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标语；再一看出席所谓“高干会议”的一百多名与会者的表情，就更令人感到一种无名的肃杀之气。好在朱德与刘伯承都是久经风雨、见过世面的革命家了，他们两人坦然自若，不动声色地坐在会场上，静观张国焘如何演这场戏。
张国焘做主题发言，在肆无忌惮地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什么北上抗... -->>
接着，张国焘在同一天，又以总政委的名义给一、三军团发来一则命令南下的电文：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在俄界会议期间，中央收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上述两则电报，故与会者发言除去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严厉谴责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对此，彭德怀回忆说：“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由此可知，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运用政策与策略的政治家。诚如彭德怀所评述的那样：“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笔者认为，彭德怀的评价是公允的。
继毛泽东发言之后，彭德怀受命做改变军事编制的报告。他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建议改变军队的编制：团不设营。每个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政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做出如下三项决定：
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司令员彭德怀林彪（副）
政治委员毛泽东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杨尚昆（副）
二、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
三、成立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的编制委员会。
从此，毛泽东由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名副其实的陕甘支队的统帅。而彭德怀与林彪也是首次进入军事领导核心，在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下，指挥陕甘支队与敌作战。
与会者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进而严肃地指出：“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界，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在分析、批判了“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后，严肃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最后，毛泽东做了结论。他指出：
一、对四方面军的总结，这是今天做出来的。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在通南巴时的错误，是萌芽，是部分的严重错误。退出通南巴以后，便形成了另外一种错误路线，将来可发展为军阀主义，苏维埃运动中的陈独秀主义。
二、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变更，因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我们并不是定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游击战争打过去，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不过不在江西，而是陕甘。
……
俄界会议结束了，中央统一了认识，军队进行了改编，力量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二
党中央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于九月十日凌晨离去之后，总前委就乱了套。
当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获悉“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的消息后，都大吃一惊。后来，徐向前曾回忆道：“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木得很。”接着，前敌总指挥部各直属机关，以及三十军、四军的指挥员相继赶来报告情况或询问有关情况，因此，九月十日“那天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徐向前的“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很快，奉命追赶中央，“劝说”中央及红三军团返回的李特气冲冲地回到了前指，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把《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交到陈昌浩、徐向前的手里。
徐向前是一位充满着情感的指挥员，他一边看着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一边又禁不住地想起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的欢腾情景，想起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他，以及为他授勋时的激动场面……这就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晚年，他秉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接着，徐向前与陈昌浩于九月十日收到了《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徐向前是军人，当然清楚“指令”二字的分量，加之这电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来的，并明确指出：“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徐向前也自然清楚自己是党员，如违背中央政治局之指令，执行张国焘南下的方针，并被历史一旦证明是错了，其政治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这又进一步地加剧了徐向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与此同时，陈昌浩坚定地站在张国焘的一边，他不仅派李特追赶北上的党中央，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而且在收到中央政治局发给徐向前和他的指令后，竟然“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更不能容忍的是，“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自然，不明真相的四方面军指战员歧视、围攻，甚至辱骂一方面军留下的干部之事就屡见不鲜了！
徐向前历来视红军为一家，是亲兄弟。他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说出那句功不可没的名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时下，他不仅亲眼看到了亲如兄弟的红军“分了家”，而且在他的眼皮底下还发生了红军兄弟反目为仇的辱骂和歧视，这怎么能使他不痛心呢！这时，他又接到张国焘命他和陈昌浩率部南下的电令，走还是不走？又使他陷入矛盾的痛苦中。对此，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和陈昌浩率右路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他望着“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令他触景生情的是：“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然而，当他再看见“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时候，他于悲痛之余，不能不“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当他再“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因此，他一路上，连话都懒得说。
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徐向前又于九月十四日收到了《中央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催其北上》的命令：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五、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
徐向前看过上述这份措辞极其强硬，且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电令，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了解张国焘的为人，也知道陈昌浩的个性，他完全猜到了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但是，他出于良好的个人愿望，总是希望张国焘不要走得太远，更不要与中央彻底决裂。
但是，张国焘早就想取中央而代之了，只是没有找到所谓正当的借口而已。时下，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在他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是背着他这位红军总政委干的，不仅是逃跑主义，而且还是在明目张胆地分裂红军，必须声讨所谓机会主义的党中央。换言之，他终于找到了与党中央决裂的“正当”借口，从此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干了。所以，他率左路军一回到阿坝，就召开了名叫“四川省委扩大会议”的所谓“高干会议”，公开打出了批判党中央的旗号！
张国焘为了开好所谓阿坝会议，事前就精心起草了一份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阿坝会议决议》。该决议中公然说：“目前的国内形势是革命正处于两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组织好革命有秩序的总退却。可是，现在还有人要同国民党搞什么统一战线，北上抗日，那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实际上是逃跑主义。当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利用川康边少数民族和有利地形条件，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甫）、博（古）、周（恩来）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更为嚣张的是，该决议声称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坚决给以“纪律制裁”。真可谓是得意忘形、杀气腾腾啊！
在张国焘看来，时下能阻碍他篡夺中央大权的主要是朱德总司令，其次是参谋长刘伯承。尤其是朱德拒绝在他亲笔起草给中央的电文上签字，使他感到了朱德、刘伯承以及原一方面军指战员的威胁。为此，他就开始了对朱德、刘伯承的迫害。
事前，朱德与刘伯承并不知道召开阿坝会议，更不知所谓阿坝会议的具体内容。当他们两人走进会场一看，感到震愕的是，会场上挂起了“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标语；再一看出席所谓“高干会议”的一百多名与会者的表情，就更令人感到一种无名的肃杀之气。好在朱德与刘伯承都是久经风雨、见过世面的革命家了，他们两人坦然自若，不动声色地坐在会场上，静观张国焘如何演这场戏。
张国焘做主题发言，在肆无忌惮地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什么北上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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