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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偶然的事情，的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使他认识到参加革命的红军指战员，要领导他们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他们本身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连起码的文化常识都没有！当他再想到党内那些自称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充其量是一些鹦鹉学舌，并欺骗与吓唬上述这些红军指战员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比推翻一个旧中国还要重了许多！或许是他由此，或更早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改造中国，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必先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国的老百姓，使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共产主义战士！
明天——元月十五日就要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是日晚，毛泽东与王稼祥又齐聚张闻天的下榻处，共同研究讨论了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做的“反报告”的提纲，然后他才扶着带伤的王稼祥走上二楼，回到各自的房间准备休息。出他所料的是，他一进屋就被一股香味吸引了。他看着坐在床上缝补衣服的贺子珍，一边抽着鼻子，一边笑着说道：
“好香，好香！噢……是一种诱人胃口的清香。”
贺子珍放下手中的活计，二话没说，打开锅盖，端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红烧鱼，小心地放在桌上：
“吃吧！这是我用自己积攒的一点钱，到街上买了这条又肥又大的活鱼……”
“一定是我最爱吃的放有辣子的红烧鱼，对吧！”毛泽东边说边走到桌前，边欣赏地看着，边自嘲地说道，“果真不错，知子珍者，我老毛也！哈哈……”
贺子珍听后感到是那样的满足，似乎她忙了一个晚上，能换得一句“知子珍者，我老毛也”就全都够了！她微笑着点了点头后又“不！”毛泽东突然抬起头，郑重地说道，“今天这鱼我不吃了。”
“为什么？”
“省给你还有我们就要出生的儿子吃！”
贺子珍听后深受感动。但是，当她一听毛泽东的话音，心里就又咯噔一下，忙又问道：
“要是个女儿呢？”
“那我也喜欢！”毛泽东自然明白贺子珍这句问话的意思，遂又严肃地补充道，“因为世上唯有女人最伟大，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丈夫和孩子！”
“我也赞成老毛的理论！”恰在这时，张闻天边说边走进屋来，“是嫂夫人的鱼香把我……”他回身指着王稼祥，“还有稼祥同志，吸引来了！世上最伟大的女性——嫂夫人……”
“请吃鱼！”贺子珍忙指着桌上的红烧鱼说道。
“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王稼祥说罢又近似玩笑地说，“要么嘛，嫂夫人知道我们三个人……”
“不对，”毛泽东打断王稼祥的话，“依我看啊，这叫吉庆有鱼（余）！”
“对，对！吉庆有鱼（余）。”
毛泽东的房间里回荡着惬意的笑声。
遵义会议于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在柏辉章私人公馆二楼东厢房召开。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地上铺的是红色地板。房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柏青木长桌，桌四周有十八只木边藤心靠背椅，屋顶正中央吊着一盏煤油灯，在左边的墙壁上还有一架挂钟。由于天气冷的缘故，会议的组织者还特意生了一盆炭火，供参加会议的同志取暖。实事求是地说，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会议的会场中，这是一间最好的会议室了！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计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据陈云同志留下的文献史料称：“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自然，在会议结束时还有一个组织调整的问题。很清楚，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时任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遵义会议自应在他的主持下进行。按照大会的议程，首先由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是他坚持党中央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接着，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博古和李德。”对此，李德曾把博古与周恩来的报告做了如下的比较：“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线。”
周恩来做完副报告之后，张闻天当即站起来，做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据与会者杨尚昆的回忆：“他做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简言之，张闻天的反报告从理论上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以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紧接着，毛泽东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他全面地总结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深刻地、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战略方针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等等。与此同时，他点名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的困难——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强大，严正指出是军事上执行了一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红军在转移中的重大牺牲；他还尖锐地批判李德不懂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只知纸上谈兵，甚至连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都不考虑。更为严重的是，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既不审时又不度势，完全靠着并不准确的军事地图关在屋中瞎指挥，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遗憾的是，这篇精彩的发言因历史的原因没有留下来，幸喜的是毛泽东把它写成了一篇军事专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此，陈云曾讲道：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发言改变了会场的气氛，使得与会者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一俟毛泽东落座，王稼祥就带病抢先发言。他不仅明确表态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与毛泽东的发言，而且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来指... -->>
这件偶然的事情，的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使他认识到参加革命的红军指战员，要领导他们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他们本身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连起码的文化常识都没有！当他再想到党内那些自称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充其量是一些鹦鹉学舌，并欺骗与吓唬上述这些红军指战员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比推翻一个旧中国还要重了许多！或许是他由此，或更早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改造中国，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必先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国的老百姓，使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共产主义战士！
明天——元月十五日就要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是日晚，毛泽东与王稼祥又齐聚张闻天的下榻处，共同研究讨论了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做的“反报告”的提纲，然后他才扶着带伤的王稼祥走上二楼，回到各自的房间准备休息。出他所料的是，他一进屋就被一股香味吸引了。他看着坐在床上缝补衣服的贺子珍，一边抽着鼻子，一边笑着说道：
“好香，好香！噢……是一种诱人胃口的清香。”
贺子珍放下手中的活计，二话没说，打开锅盖，端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红烧鱼，小心地放在桌上：
“吃吧！这是我用自己积攒的一点钱，到街上买了这条又肥又大的活鱼……”
“一定是我最爱吃的放有辣子的红烧鱼，对吧！”毛泽东边说边走到桌前，边欣赏地看着，边自嘲地说道，“果真不错，知子珍者，我老毛也！哈哈……”
贺子珍听后感到是那样的满足，似乎她忙了一个晚上，能换得一句“知子珍者，我老毛也”就全都够了！她微笑着点了点头后又“不！”毛泽东突然抬起头，郑重地说道，“今天这鱼我不吃了。”
“为什么？”
“省给你还有我们就要出生的儿子吃！”
贺子珍听后深受感动。但是，当她一听毛泽东的话音，心里就又咯噔一下，忙又问道：
“要是个女儿呢？”
“那我也喜欢！”毛泽东自然明白贺子珍这句问话的意思，遂又严肃地补充道，“因为世上唯有女人最伟大，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丈夫和孩子！”
“我也赞成老毛的理论！”恰在这时，张闻天边说边走进屋来，“是嫂夫人的鱼香把我……”他回身指着王稼祥，“还有稼祥同志，吸引来了！世上最伟大的女性——嫂夫人……”
“请吃鱼！”贺子珍忙指着桌上的红烧鱼说道。
“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王稼祥说罢又近似玩笑地说，“要么嘛，嫂夫人知道我们三个人……”
“不对，”毛泽东打断王稼祥的话，“依我看啊，这叫吉庆有鱼（余）！”
“对，对！吉庆有鱼（余）。”
毛泽东的房间里回荡着惬意的笑声。
遵义会议于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在柏辉章私人公馆二楼东厢房召开。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地上铺的是红色地板。房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柏青木长桌，桌四周有十八只木边藤心靠背椅，屋顶正中央吊着一盏煤油灯，在左边的墙壁上还有一架挂钟。由于天气冷的缘故，会议的组织者还特意生了一盆炭火，供参加会议的同志取暖。实事求是地说，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会议的会场中，这是一间最好的会议室了！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计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据陈云同志留下的文献史料称：“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自然，在会议结束时还有一个组织调整的问题。很清楚，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时任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遵义会议自应在他的主持下进行。按照大会的议程，首先由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是他坚持党中央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接着，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博古和李德。”对此，李德曾把博古与周恩来的报告做了如下的比较：“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线。”
周恩来做完副报告之后，张闻天当即站起来，做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据与会者杨尚昆的回忆：“他做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简言之，张闻天的反报告从理论上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以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紧接着，毛泽东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他全面地总结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深刻地、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战略方针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等等。与此同时，他点名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的困难——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强大，严正指出是军事上执行了一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红军在转移中的重大牺牲；他还尖锐地批判李德不懂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只知纸上谈兵，甚至连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都不考虑。更为严重的是，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既不审时又不度势，完全靠着并不准确的军事地图关在屋中瞎指挥，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遗憾的是，这篇精彩的发言因历史的原因没有留下来，幸喜的是毛泽东把它写成了一篇军事专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此，陈云曾讲道：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发言改变了会场的气氛，使得与会者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一俟毛泽东落座，王稼祥就带病抢先发言。他不仅明确表态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与毛泽东的发言，而且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来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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