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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湖南，自古就是“湖广熟，天下足”的粮仓之地；另外，省会长沙又历来被兵家视为四战之地，所以，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时下的湖南，既是桂系大将白崇禧扼守广西的北大门，又是毛泽东挥师南下解放两广的必争之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成了国共两军在中南最后决战之地。
但是，毛泽东绝对不希望在自己家乡燃烧战火，糜烂桑梓。为此，他一直在巧布和平解放湖南的棋局。程潜等湖南政坛耆宿就是取胜对方的重要棋子。
对此，白崇禧作为军事家也是知情的。为此，他自撤守武汉三镇，移师长沙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程潜调离湖南。办法嘛依然是借口升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
程潜混迹政坛有年，对于白崇禧的伎俩了如指掌。他一方面通过表面上为白氏所信赖，实质上却是自己的亲信向白进言：“从颂公个人来说，这个考试院长的确是再好没有了。不过……现在湖南的局面非常复杂，随时都可以发生大混乱。特别是这些黄埔系的将领，各有各的野心，都以当家人自命，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约束他们，只有颂公这块家长牌子，还能勉强维持门面。若换一个人，湖南全省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他另一方面为了表示决心走和平道路，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他在《备忘录》中说：“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表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并提出双方指派军事代表成立军事小组和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意见。
毛泽东虽然已经把主要精力移到筹建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面了，但是有关全局的重大战役他还是要亲自下达作战命令的。因此，他经常与朱总司令站在作战地图下面，为部署向全国进军中的诸大战役呕心沥血。也就是在毛泽东收到程潜《备忘录》的当天，他又与朱总司令研究起事关全局的战役。他指着军事地图说道：
“老总，严格地说来，未来解放全国的战争，还有三块尚能称得上战场的地方：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军事集团；第二块，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五马和新疆的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是西南三省，主要的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黔、滇三省的地方武装。其解决的办法，我看还是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
对此，朱德是同意的。他指着军事地图补充道：“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那就是主席称谓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而西南战场呢，只有在这两块战场解决之后才能发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西北战场，由彭德怀指挥料无问题。而中南战场相对而言却比较复杂：一是白崇禧的桂系集团实力最强，再是他的家乡湖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指着三湘四水深情地说：“老总，我的家乡湖南这步棋如果走得好，是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胜利的。”
“而关键的一着棋，那就是主席的老乡长程颂公在湖南通电起义。”朱德说罢用手指着地图，“这不仅打开了南进两广的北大门，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拆除了屏障。”
“老总，你读过我们家乡父母官——程颂公写给我的《备忘录》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认为他历数反蒋、反桂的经过是可信的，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我们必须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地隔开白崇禧集团和长沙的联系，为程潜起义创造条件；二是要密告程颂公：不要沉不住气。”
毛泽东认为：要想让程潜沉住气，就必须给处于**局势中的程氏吃定心丸。为此，毛泽东当即选调原籍湖南，时任吉林省副主席的袁任远，程潜的老搭档、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的李明灏代表他南下。同时，他还给程潜回复了一封亲笔信：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在回复程潜信的同一天——七月四日，又给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萧劲光发去电文：
（一）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
毛泽东亲自定的上述两项重大决策，不仅是我四野高级将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纲领，同时也是程潜下一步如何动作的指南。
程潜纵观全局，知道自己无论是率部起义或是出走香港，人民解放军都会在七月向湖南进军；如若想走和平解放长沙之路，就非得把白崇禧及其桂系主力从长沙周围打发走。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他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一、必须使白崇禧感到非走不可；二、一定要使白崇禧走得较为放心。关于前者，他认为“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也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是蒋纪嫡系宋希濂兵团的范围，断了他退入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白崇禧率部退往衡阳、宝庆是迟早的事情”。为此，他请与中共有联系，且与白崇禧有着不错私交的唐星代他去游说白氏，请白将部队尽快撤往湘桂交界一带。
唐星，系军政两界的说客要人。据他自己说：“我同程潜很早就认识了。抗战前程在南京参谋总部任总长时，就以中将高参的名义找我去当助手，每日同室办公，事无大小都交给我。两广‘六一’事变期间，我协助程调处蒋桂纠纷，从发起到收尾，几乎无不是按照我的建议行事，对我很是信任。”说到他与白崇禧的关系，他自己称“由来已久，并非泛泛之交。在反蒋的战线上，共过患难。在抗战前，帮助他解决过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重大矛盾。抗战时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服务，也是白极力拉我去的。在经济困难时，他还周济过我。他和刘斐的关系很深，知道我和刘斐是老朋友，所以他对我深信不疑”。另外，他是在“同地下党同志取得联系后回到湖南”的。对于上述背景，程潜了如指掌。因此，程潜决定请唐星代己说服，请他尽快自长沙南撤湘桂交界地区。事后，唐星作了记述：
白崇禧说：“我现在这点东西，成了共军唯一的目标，局势极严重，我正想和你研究一下，怎样应付才妥当？我只有这么多东西，不能到处布防，只宜集中使用。我想把主力完全集中于长沙地区，和他们在这里决一雌雄。你看如何？”
唐星说：“若这样部署，那就比汤恩伯在上海决战还不如。因为那里，他们有的是船，见势不佳，还可以向海里跑。长沙乃四战之地，从来就有纸裱长沙之称，敌人可以四面包围，连一条退路也没有，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吗？”
白崇禧说：“如果这里不宜决战，我就只摆一部分，到别处也可以。”
唐星说：“你的部队虽不少，但听说能同共军作战的，实际只有两个半军，要和共军决战，就不宜再分散了。你的大后方在广西，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衡阳以南，最好到湘桂交界地区，才可以和共军打一仗。……”
白崇禧说：“你说的都有道理，我完全同意。”
唐星说：“你这两三个军，经过一场决战之后，打败了，固不消说；就是打胜了，恐怕也所剩无几。以后又怎么办呢？”
白崇禧说：“不论胜败如何，我至少总还可以拖三两个师回广西去打一两年的游击吧。”
唐星说：“打了两年游击之后又怎样？”
白崇禧说：“那就只好到哪个山里唱哪个山的歌去。”
唐星认为游说白崇禧自长沙移师湘桂交界的目的已经到达，遂又向白崇禧进言：“你之所以不顾牺牲一切，要来支撑这个残局，无非是想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最近我看到了毛泽东所著的《论新民主主义》，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与三民主义差不多。又听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贪污，部队的纪律更好，老百姓都非常欢迎他们。如果共产党是这样搞法的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再同他合作，来共图实现三民主义呢？这是我左想右想也想不通的地方，请给我开导。”
白崇禧说：“《论新民主主义》我也看过，他们把我作为战犯，我就无法和他们合作了。”
唐星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你既和他们合作，就是朋友，是同志了，还说什么战犯不战犯呢？”
白崇禧说：“话虽如此，但你不晓得我与他人不同。反对他们最力的是我，得罪他们最多的也是我，我已经成了他们的死对头，他们决不肯放松的。我除同他们拼到底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就这样，白崇禧决定于七月中旬把总部移到衡阳。
程潜心里非常清楚，即便白崇禧从长沙南迁了，他依然对自己不放心。若想让白崇禧早一天移师衡阳、宝庆一带，那就必须找一位使白氏放心的人代替自己主持湘政。为此，他和有关人士协商，决定由陈明仁出山主政长沙。
陈明仁，号子良，湖南省醴陵人，与程潜是同乡。他早年投笔从戎，旋考入黄埔军校，为一期学员。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迨至抗战胜利，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后调东北，因守四平“有功”，被蒋介石亲自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不久，在陈诚的打击下，又受撤职查办的处分。随着国民党战场节节失利，他又被任命为武汉警备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等到白崇禧撤守武汉的时候，再升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从上述经历可知：陈明仁是“天子门生”，因攻守四平之役，与中共尤其是与林彪有着难以化解的恩怨。换句话说：陈明仁既不是程潜的部属，又与中共没有一点渊源，是一位白崇禧信得过的军人。
因此，当白崇禧询问何人后继程潜主政湖南的时候，唐星从旁举荐道：“据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陈子良比较适宜。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前次他在四平街指挥作战，你是知道的；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早就破坏了。据说他很听为章（刘斐）的话，现在又归你直接指挥，若推举他当主席，今后一定唯你之命是从，可以使湘桂完全打成一片。”
白崇禧说：“子良是可以的，不知颂公会不会愿意？”
唐星说：“你要能给颂公找个助手，他是早已求之不得的了。不过，不能让他离开，他这块招牌还可以利用作子良的后台，以免别人造谣说家长是让你逼走的。”
白崇禧说，“你这话也有道理，就让颂公仍然在这里挂着绥靖主任的名义好了。”
结果，白崇禧放心地移师南下衡阳。另外，“陈明仁固然心满意足，而程潜也像丢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顿觉心情舒畅起来了”。
但是，形势是会改变人的信仰的。陈明仁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他早已断定蒋家王朝的气数已尽，就连他服务多年的国民革命军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历史急转弯的非常时刻，他不能不为自己走哪条路而费尽思量！做校长蒋介石的殉道者吗？这是作为学生的应尽的职责。然而当他再黯然自问值得吗时，他又犹豫了！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吗？姑且不论忠孝节义四字对一名军人的分量，就说当年同是蒋校长的入室弟子，而今已是毛泽东麾下的四野司令林彪能否答应？这是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因此，陈明仁陷入了抉择自己前途的困境中！
实出陈明仁所料的是，远在北平的毛泽东竟然料到了他的心病，通过南下的章士钊致信程潜，转达毛泽东关于陈明仁在四平顽抗的一段谈话：“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的，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是要重用他的。”可以想象，陈明仁在听到毛泽东上述这段讲话后的心情，虽不能用云开雾散来形容，起码打消了担心共产党算旧账的心理。诚如史家所评：“陈明仁得悉中共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打消了走和平道路的顾虑，要求李君九向中共表示起义的决心。”接着，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人访晤陈明仁，陈当即表示：“近日得悉毛泽东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子良深表赞同。”又说，“我过去一向**，四平街一仗更得罪了贵党。本人深为内疚，现在愿意追随程颂公起义，以挽回历史过失之一二，但我的部队不能看做是投降。”
由此可知，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他的上述谈话对促成陈明仁走上起义道路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白崇禧对陈明仁是信任的。但是，他对原湖南的部队，特别是程潜依然是不放心。因此，他通过唐星转告程潜：“这里既有子良负责，湖南的所有其他部队，可随颂公先到广西去，以免临时陷于混乱。”对此，唐星早有准备，当即说：“子良兵少，没有余力去照顾湘中和湘西这些广大地区。湖南地方保安部队及其他正规军，约在十万以上。这些部队若拿来维持地方秩序，暂时还可起到作用。若一调动，地方就会大乱起来。连子良也必然站不住脚。至于说要把这十来万七七八八的队伍，都调到广西去的话，不仅广西这个穷地方负担不起，只怕连你这些作战部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也会搞得混乱不堪。”
唐星所言击中了白崇禧的要害，并询问其解决办法。接着，唐星又向白崇禧建议：“办法是有的，湘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芷江又有公路直通贵州、云南和四川各省。到了湖南、广西都顶不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到贵阳会师，四川、云南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这岂不是一举而数得吗？”
唐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又说服了白崇禧免调湖南驻军南下广西。同时，他再次以程潜在湖南的特殊地位和威望为由，说动白氏暂时不要迫程南下衡阳。
白崇禧就要移师衡阳了，他再三查点留居长沙的军政要人，发现还有一位“半肺老人”——仇鳌使他放心不下，遂决定行前亲自登门，请其南下广州等地。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于一八八六年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在这期间，曾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首倡辛亥革命，并大力进行“倒袁”、“护法”运动。中华民国成立不久，遂回到湖南在省府供职，为湘籍政坛有名的大儒。五四运动前后，他又在长沙主持有名的船山学社，传播新文化思想，在湖南是颇负盛名的学界领袖人物。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参加完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之后回到长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为了加强刚刚入党的基层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自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但是，那时的共产党不仅人数少，而且也没有什么活动经费，一切都要靠党的骨干自筹解决。因此，若想办成这样一所学校，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其中，尤其是办学校的经费和校址，他们二人是无法解决的。在商谈解决的办法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仇鳌和他负责的船山学社。为此，他们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来到船山学社，请仇鳌帮忙解决。
仇鳌与何叔衡同是湘籍学界有名的人物，素有交往；说到毛泽东，仇鳌也很早就知其大名了！这时的仇鳌虽然不知毛、何二位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然而对他们二人提出创办学校的设想还是支持的，因为他知道毛、何二位欲要创办的学校一定是宣扬新文化、新思想的，故当即表示赞成。当他们一道议起办校方针的时候，毛泽东讲：“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助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其发展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
仇鳌听后欣然同意，决定由船山学社承办，取名“湖南自修大学”。接着，仇鳌亲笔题写了校名，毛泽东起草了创办宣言和组织条件。为了办好湖南自修大学，仇鳌决定把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四百银元经费，划归自修大学。经协商，仇鳌被推举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湖南自修大学在仇鳌和船山学社的掩护下，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活动的场所，毛泽东也搬进了船山学社居住。自然，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仇鳌朝夕相伴，结下了很深的忘年友谊。
如史记述：“仇鳌担任校长只不过是领衔挂名而已，学校的一切事务全由毛泽东等人具体负责。学生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和党团骨干。毛泽东本人和他的一些战友，也一边在自修大学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晚上，他们常常去长沙文星桥五号仇鳌寓所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对此，仇鳌这位热心的主人不仅经常为大家弄宵夜吃，而且还与这些在他看来很有希望的青年纵论天下大事。使毛泽东最为感动的是仇鳌先生的夫人，由于她出身农家，贤淑好客，对毛泽东等人总是热情招待。她请毛泽东“喝的茶是汨罗特色的姜盐芝麻豆子茶，这种茶咸甜香辣，去湿解乏，舒胃提神，毛泽东很喜欢，一次能喝五六碗。喝的酒是仇鳌乡下亲友送来的自酿谷酒，谷酒醇正清香，绵厚柔和，不上头，不伤胃。毛泽东虽不好酒，但每次也能喝一两小杯”。当时，毛泽东曾对仇鳌说过这样一段很有意义的话：“你们汨罗的姜盐茶可以治伤风感冒；汨罗的谷酒赛过‘白沙液’，应该取个名字。古代有名酒叫‘剑南春’，我看汨罗酒就叫‘汨罗春’蛮合适。”
不久，湖南自修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创办了理论刊物，还为工农干部增设了补习班，越办越兴旺，经费不足部分，则由仇鳌以振兴社会文化的名义，向社会各界筹措。自修大学成了中共最早的党校，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不满。随着仇鳌与赵恒惕矛盾的激化，仇鳌于一九二二年底愤然辞职，船山学社社长与自修大学校长全部移交毛泽东等人。越年，仇鳌赴欧美考察，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对这一段生活是终生难忘的，对仇鳌先生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则更是铭记在心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满怀感激之情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亦山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多介绍。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给我们筹集到好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对我们做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件事，我不讲，你们有的恐怕还不知道吧……”
仇鳌归国之后，依然从事进步事业，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遂辞谢一切聘金和公费，寓居家中静观待变。后肺病严重，在家静养，遂又得了一个“半肺老人”的称谓。大军渡江前后，毛泽东等曾托地下党的同志代去对仇鳌老人的问候，希望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为新中国的诞生再出一把力。从此，仇鳌老人再次焕发了青春，经常邀集社会人士座谈“认清形势，保卫湖南”这一类的问题，“使原来意见分歧无所适从的人们，认识上渐趋一致，即属头脑比较顽固的人，经过多次座谈，态度也有所转变，对于后来的和平运动，直接间接地起到不少促进作用”。就说像程潜、唐生智等湖南政坛耆宿，也或多或少受到仇鳌的影响。据史记载：当白崇禧撤守武汉、移兵长沙期间，他“以故旧兼长辈的身份，劝他（白崇禧）脱蒋独立，未能成功，后又劝他宣告引退，使湖广人民免遭兵羹，亦未被采纳。仇鳌便与白决绝，全力襄助程潜高举起义大旗，谋求湖南和平解放”。
或许仇鳌已是“半肺老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也或许他的社会威望甚高，历来政敌不敢轻易对他下手。总之，他的一切正义举动均不背人行事。白崇禧就要移师衡阳了，他决定提着重礼登门看望“半肺老人”仇鳌。一见面，白崇禧双手把一篮礼品放在桌上，执晚辈礼，客气地说道：“亦山先生一向身体欠佳，后生送上一些补品不成敬意，但可略表心意。”
仇鳌当然知道白崇禧造访的目的，因此，淡然地却话中有音地说道：“我一生笃信君子相交淡如水。因为几千年的历史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无缘无故的送礼者。”
白崇禧一听顿感不是滋味，他强压心中猝起的怒火，依然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亦山先生所言不差，只是我嘛……”
“也不会例外！”仇鳌断然地说罢看了看白崇禧那不自然的表情，复又说道，“健生，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好！那我就直言。”白崇禧操着求教的口吻问道，“亦山先生是湘籍大儒，又是一方名士，在您看来，程颂公和陈明仁谁主湘政更合适一些呢？”
仇鳌一听是在打探虚实，因为所问之事早已有了结论。因此，他认为这是受到了白崇禧的侮辱，故十分高傲地直言：“你还是在转弯子嘛！让我替你说吧：程颂云不仅反蒋、反桂，而且在你们看来，还有通共的嫌疑，这主湘的第一把交椅不要再坐了，最好让给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
“这……还瞒得过先生？”白崇禧讪然地说道。
“另外，为了怕我碍你们的事，还劝我离开长沙。”
“对！”白崇禧把脸一拉，“共军大部队就要南下，长沙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祸难免。先生年高，尚居危城，令人放心不下。”
仇鳌知道白崇禧“先礼”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后兵”了，遂一言不发，任凭白崇禧说些什么。
“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正如先生所言，请您南下赴粤，另就高职，以防不测。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请问：我区区一半肺之人，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我深知先生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有故旧之谊，但时下为国共两党争天下，先生乃为我党元老，安能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而就范于共产主义？愿先生三思！”
仇鳌一听白崇禧拿所谓主义、气节来教训自己，故猝发无名之火，遂无比愤慨地说：“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你要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徒害百姓，倒是你需要三思三行！”
“你……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有生之日，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则死而无憾！”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说句家乡话吧，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打圆坟了！”
白祟禧气得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最后，他颤抖着说了一声“再见！”大步走了出去。
仇鳌转身看见桌上那篮礼品，他真想拿着它追出去，把它砸在白崇禧的身上。但是，当他欲要迈步之时，忽然觉得全身竟然都是冷汗，遂缓缓走到藤椅上坐下，自言自语了一句：“润之，快些下令大军南进吧！……”
七
正当程潜、仇鳌以及陈明仁等湘籍军政要员预谋长沙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已经电令四野及相关的部队向南进军，而且也逐步完成了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 -->>
六
湖南，自古就是“湖广熟，天下足”的粮仓之地；另外，省会长沙又历来被兵家视为四战之地，所以，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时下的湖南，既是桂系大将白崇禧扼守广西的北大门，又是毛泽东挥师南下解放两广的必争之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成了国共两军在中南最后决战之地。
但是，毛泽东绝对不希望在自己家乡燃烧战火，糜烂桑梓。为此，他一直在巧布和平解放湖南的棋局。程潜等湖南政坛耆宿就是取胜对方的重要棋子。
对此，白崇禧作为军事家也是知情的。为此，他自撤守武汉三镇，移师长沙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程潜调离湖南。办法嘛依然是借口升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
程潜混迹政坛有年，对于白崇禧的伎俩了如指掌。他一方面通过表面上为白氏所信赖，实质上却是自己的亲信向白进言：“从颂公个人来说，这个考试院长的确是再好没有了。不过……现在湖南的局面非常复杂，随时都可以发生大混乱。特别是这些黄埔系的将领，各有各的野心，都以当家人自命，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约束他们，只有颂公这块家长牌子，还能勉强维持门面。若换一个人，湖南全省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他另一方面为了表示决心走和平道路，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他在《备忘录》中说：“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表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并提出双方指派军事代表成立军事小组和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意见。
毛泽东虽然已经把主要精力移到筹建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面了，但是有关全局的重大战役他还是要亲自下达作战命令的。因此，他经常与朱总司令站在作战地图下面，为部署向全国进军中的诸大战役呕心沥血。也就是在毛泽东收到程潜《备忘录》的当天，他又与朱总司令研究起事关全局的战役。他指着军事地图说道：
“老总，严格地说来，未来解放全国的战争，还有三块尚能称得上战场的地方：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军事集团；第二块，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五马和新疆的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是西南三省，主要的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黔、滇三省的地方武装。其解决的办法，我看还是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
对此，朱德是同意的。他指着军事地图补充道：“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那就是主席称谓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而西南战场呢，只有在这两块战场解决之后才能发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西北战场，由彭德怀指挥料无问题。而中南战场相对而言却比较复杂：一是白崇禧的桂系集团实力最强，再是他的家乡湖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指着三湘四水深情地说：“老总，我的家乡湖南这步棋如果走得好，是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胜利的。”
“而关键的一着棋，那就是主席的老乡长程颂公在湖南通电起义。”朱德说罢用手指着地图，“这不仅打开了南进两广的北大门，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拆除了屏障。”
“老总，你读过我们家乡父母官——程颂公写给我的《备忘录》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认为他历数反蒋、反桂的经过是可信的，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我们必须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地隔开白崇禧集团和长沙的联系，为程潜起义创造条件；二是要密告程颂公：不要沉不住气。”
毛泽东认为：要想让程潜沉住气，就必须给处于**局势中的程氏吃定心丸。为此，毛泽东当即选调原籍湖南，时任吉林省副主席的袁任远，程潜的老搭档、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的李明灏代表他南下。同时，他还给程潜回复了一封亲笔信：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在回复程潜信的同一天——七月四日，又给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萧劲光发去电文：
（一）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
毛泽东亲自定的上述两项重大决策，不仅是我四野高级将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纲领，同时也是程潜下一步如何动作的指南。
程潜纵观全局，知道自己无论是率部起义或是出走香港，人民解放军都会在七月向湖南进军；如若想走和平解放长沙之路，就非得把白崇禧及其桂系主力从长沙周围打发走。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他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一、必须使白崇禧感到非走不可；二、一定要使白崇禧走得较为放心。关于前者，他认为“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也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是蒋纪嫡系宋希濂兵团的范围，断了他退入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白崇禧率部退往衡阳、宝庆是迟早的事情”。为此，他请与中共有联系，且与白崇禧有着不错私交的唐星代他去游说白氏，请白将部队尽快撤往湘桂交界一带。
唐星，系军政两界的说客要人。据他自己说：“我同程潜很早就认识了。抗战前程在南京参谋总部任总长时，就以中将高参的名义找我去当助手，每日同室办公，事无大小都交给我。两广‘六一’事变期间，我协助程调处蒋桂纠纷，从发起到收尾，几乎无不是按照我的建议行事，对我很是信任。”说到他与白崇禧的关系，他自己称“由来已久，并非泛泛之交。在反蒋的战线上，共过患难。在抗战前，帮助他解决过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重大矛盾。抗战时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服务，也是白极力拉我去的。在经济困难时，他还周济过我。他和刘斐的关系很深，知道我和刘斐是老朋友，所以他对我深信不疑”。另外，他是在“同地下党同志取得联系后回到湖南”的。对于上述背景，程潜了如指掌。因此，程潜决定请唐星代己说服，请他尽快自长沙南撤湘桂交界地区。事后，唐星作了记述：
白崇禧说：“我现在这点东西，成了共军唯一的目标，局势极严重，我正想和你研究一下，怎样应付才妥当？我只有这么多东西，不能到处布防，只宜集中使用。我想把主力完全集中于长沙地区，和他们在这里决一雌雄。你看如何？”
唐星说：“若这样部署，那就比汤恩伯在上海决战还不如。因为那里，他们有的是船，见势不佳，还可以向海里跑。长沙乃四战之地，从来就有纸裱长沙之称，敌人可以四面包围，连一条退路也没有，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吗？”
白崇禧说：“如果这里不宜决战，我就只摆一部分，到别处也可以。”
唐星说：“你的部队虽不少，但听说能同共军作战的，实际只有两个半军，要和共军决战，就不宜再分散了。你的大后方在广西，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衡阳以南，最好到湘桂交界地区，才可以和共军打一仗。……”
白崇禧说：“你说的都有道理，我完全同意。”
唐星说：“你这两三个军，经过一场决战之后，打败了，固不消说；就是打胜了，恐怕也所剩无几。以后又怎么办呢？”
白崇禧说：“不论胜败如何，我至少总还可以拖三两个师回广西去打一两年的游击吧。”
唐星说：“打了两年游击之后又怎样？”
白崇禧说：“那就只好到哪个山里唱哪个山的歌去。”
唐星认为游说白崇禧自长沙移师湘桂交界的目的已经到达，遂又向白崇禧进言：“你之所以不顾牺牲一切，要来支撑这个残局，无非是想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最近我看到了毛泽东所著的《论新民主主义》，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与三民主义差不多。又听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贪污，部队的纪律更好，老百姓都非常欢迎他们。如果共产党是这样搞法的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再同他合作，来共图实现三民主义呢？这是我左想右想也想不通的地方，请给我开导。”
白崇禧说：“《论新民主主义》我也看过，他们把我作为战犯，我就无法和他们合作了。”
唐星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你既和他们合作，就是朋友，是同志了，还说什么战犯不战犯呢？”
白崇禧说：“话虽如此，但你不晓得我与他人不同。反对他们最力的是我，得罪他们最多的也是我，我已经成了他们的死对头，他们决不肯放松的。我除同他们拼到底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就这样，白崇禧决定于七月中旬把总部移到衡阳。
程潜心里非常清楚，即便白崇禧从长沙南迁了，他依然对自己不放心。若想让白崇禧早一天移师衡阳、宝庆一带，那就必须找一位使白氏放心的人代替自己主持湘政。为此，他和有关人士协商，决定由陈明仁出山主政长沙。
陈明仁，号子良，湖南省醴陵人，与程潜是同乡。他早年投笔从戎，旋考入黄埔军校，为一期学员。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迨至抗战胜利，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后调东北，因守四平“有功”，被蒋介石亲自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不久，在陈诚的打击下，又受撤职查办的处分。随着国民党战场节节失利，他又被任命为武汉警备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等到白崇禧撤守武汉的时候，再升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从上述经历可知：陈明仁是“天子门生”，因攻守四平之役，与中共尤其是与林彪有着难以化解的恩怨。换句话说：陈明仁既不是程潜的部属，又与中共没有一点渊源，是一位白崇禧信得过的军人。
因此，当白崇禧询问何人后继程潜主政湖南的时候，唐星从旁举荐道：“据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陈子良比较适宜。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前次他在四平街指挥作战，你是知道的；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早就破坏了。据说他很听为章（刘斐）的话，现在又归你直接指挥，若推举他当主席，今后一定唯你之命是从，可以使湘桂完全打成一片。”
白崇禧说：“子良是可以的，不知颂公会不会愿意？”
唐星说：“你要能给颂公找个助手，他是早已求之不得的了。不过，不能让他离开，他这块招牌还可以利用作子良的后台，以免别人造谣说家长是让你逼走的。”
白崇禧说，“你这话也有道理，就让颂公仍然在这里挂着绥靖主任的名义好了。”
结果，白崇禧放心地移师南下衡阳。另外，“陈明仁固然心满意足，而程潜也像丢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顿觉心情舒畅起来了”。
但是，形势是会改变人的信仰的。陈明仁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他早已断定蒋家王朝的气数已尽，就连他服务多年的国民革命军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历史急转弯的非常时刻，他不能不为自己走哪条路而费尽思量！做校长蒋介石的殉道者吗？这是作为学生的应尽的职责。然而当他再黯然自问值得吗时，他又犹豫了！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吗？姑且不论忠孝节义四字对一名军人的分量，就说当年同是蒋校长的入室弟子，而今已是毛泽东麾下的四野司令林彪能否答应？这是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因此，陈明仁陷入了抉择自己前途的困境中！
实出陈明仁所料的是，远在北平的毛泽东竟然料到了他的心病，通过南下的章士钊致信程潜，转达毛泽东关于陈明仁在四平顽抗的一段谈话：“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的，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是要重用他的。”可以想象，陈明仁在听到毛泽东上述这段讲话后的心情，虽不能用云开雾散来形容，起码打消了担心共产党算旧账的心理。诚如史家所评：“陈明仁得悉中共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打消了走和平道路的顾虑，要求李君九向中共表示起义的决心。”接着，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人访晤陈明仁，陈当即表示：“近日得悉毛泽东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子良深表赞同。”又说，“我过去一向**，四平街一仗更得罪了贵党。本人深为内疚，现在愿意追随程颂公起义，以挽回历史过失之一二，但我的部队不能看做是投降。”
由此可知，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他的上述谈话对促成陈明仁走上起义道路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白崇禧对陈明仁是信任的。但是，他对原湖南的部队，特别是程潜依然是不放心。因此，他通过唐星转告程潜：“这里既有子良负责，湖南的所有其他部队，可随颂公先到广西去，以免临时陷于混乱。”对此，唐星早有准备，当即说：“子良兵少，没有余力去照顾湘中和湘西这些广大地区。湖南地方保安部队及其他正规军，约在十万以上。这些部队若拿来维持地方秩序，暂时还可起到作用。若一调动，地方就会大乱起来。连子良也必然站不住脚。至于说要把这十来万七七八八的队伍，都调到广西去的话，不仅广西这个穷地方负担不起，只怕连你这些作战部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也会搞得混乱不堪。”
唐星所言击中了白崇禧的要害，并询问其解决办法。接着，唐星又向白崇禧建议：“办法是有的，湘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芷江又有公路直通贵州、云南和四川各省。到了湖南、广西都顶不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到贵阳会师，四川、云南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这岂不是一举而数得吗？”
唐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又说服了白崇禧免调湖南驻军南下广西。同时，他再次以程潜在湖南的特殊地位和威望为由，说动白氏暂时不要迫程南下衡阳。
白崇禧就要移师衡阳了，他再三查点留居长沙的军政要人，发现还有一位“半肺老人”——仇鳌使他放心不下，遂决定行前亲自登门，请其南下广州等地。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于一八八六年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在这期间，曾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首倡辛亥革命，并大力进行“倒袁”、“护法”运动。中华民国成立不久，遂回到湖南在省府供职，为湘籍政坛有名的大儒。五四运动前后，他又在长沙主持有名的船山学社，传播新文化思想，在湖南是颇负盛名的学界领袖人物。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参加完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之后回到长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为了加强刚刚入党的基层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自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但是，那时的共产党不仅人数少，而且也没有什么活动经费，一切都要靠党的骨干自筹解决。因此，若想办成这样一所学校，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其中，尤其是办学校的经费和校址，他们二人是无法解决的。在商谈解决的办法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仇鳌和他负责的船山学社。为此，他们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来到船山学社，请仇鳌帮忙解决。
仇鳌与何叔衡同是湘籍学界有名的人物，素有交往；说到毛泽东，仇鳌也很早就知其大名了！这时的仇鳌虽然不知毛、何二位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然而对他们二人提出创办学校的设想还是支持的，因为他知道毛、何二位欲要创办的学校一定是宣扬新文化、新思想的，故当即表示赞成。当他们一道议起办校方针的时候，毛泽东讲：“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助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其发展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
仇鳌听后欣然同意，决定由船山学社承办，取名“湖南自修大学”。接着，仇鳌亲笔题写了校名，毛泽东起草了创办宣言和组织条件。为了办好湖南自修大学，仇鳌决定把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四百银元经费，划归自修大学。经协商，仇鳌被推举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湖南自修大学在仇鳌和船山学社的掩护下，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活动的场所，毛泽东也搬进了船山学社居住。自然，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仇鳌朝夕相伴，结下了很深的忘年友谊。
如史记述：“仇鳌担任校长只不过是领衔挂名而已，学校的一切事务全由毛泽东等人具体负责。学生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和党团骨干。毛泽东本人和他的一些战友，也一边在自修大学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晚上，他们常常去长沙文星桥五号仇鳌寓所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对此，仇鳌这位热心的主人不仅经常为大家弄宵夜吃，而且还与这些在他看来很有希望的青年纵论天下大事。使毛泽东最为感动的是仇鳌先生的夫人，由于她出身农家，贤淑好客，对毛泽东等人总是热情招待。她请毛泽东“喝的茶是汨罗特色的姜盐芝麻豆子茶，这种茶咸甜香辣，去湿解乏，舒胃提神，毛泽东很喜欢，一次能喝五六碗。喝的酒是仇鳌乡下亲友送来的自酿谷酒，谷酒醇正清香，绵厚柔和，不上头，不伤胃。毛泽东虽不好酒，但每次也能喝一两小杯”。当时，毛泽东曾对仇鳌说过这样一段很有意义的话：“你们汨罗的姜盐茶可以治伤风感冒；汨罗的谷酒赛过‘白沙液’，应该取个名字。古代有名酒叫‘剑南春’，我看汨罗酒就叫‘汨罗春’蛮合适。”
不久，湖南自修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创办了理论刊物，还为工农干部增设了补习班，越办越兴旺，经费不足部分，则由仇鳌以振兴社会文化的名义，向社会各界筹措。自修大学成了中共最早的党校，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不满。随着仇鳌与赵恒惕矛盾的激化，仇鳌于一九二二年底愤然辞职，船山学社社长与自修大学校长全部移交毛泽东等人。越年，仇鳌赴欧美考察，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对这一段生活是终生难忘的，对仇鳌先生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则更是铭记在心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满怀感激之情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亦山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多介绍。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给我们筹集到好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对我们做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件事，我不讲，你们有的恐怕还不知道吧……”
仇鳌归国之后，依然从事进步事业，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遂辞谢一切聘金和公费，寓居家中静观待变。后肺病严重，在家静养，遂又得了一个“半肺老人”的称谓。大军渡江前后，毛泽东等曾托地下党的同志代去对仇鳌老人的问候，希望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为新中国的诞生再出一把力。从此，仇鳌老人再次焕发了青春，经常邀集社会人士座谈“认清形势，保卫湖南”这一类的问题，“使原来意见分歧无所适从的人们，认识上渐趋一致，即属头脑比较顽固的人，经过多次座谈，态度也有所转变，对于后来的和平运动，直接间接地起到不少促进作用”。就说像程潜、唐生智等湖南政坛耆宿，也或多或少受到仇鳌的影响。据史记载：当白崇禧撤守武汉、移兵长沙期间，他“以故旧兼长辈的身份，劝他（白崇禧）脱蒋独立，未能成功，后又劝他宣告引退，使湖广人民免遭兵羹，亦未被采纳。仇鳌便与白决绝，全力襄助程潜高举起义大旗，谋求湖南和平解放”。
或许仇鳌已是“半肺老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也或许他的社会威望甚高，历来政敌不敢轻易对他下手。总之，他的一切正义举动均不背人行事。白崇禧就要移师衡阳了，他决定提着重礼登门看望“半肺老人”仇鳌。一见面，白崇禧双手把一篮礼品放在桌上，执晚辈礼，客气地说道：“亦山先生一向身体欠佳，后生送上一些补品不成敬意，但可略表心意。”
仇鳌当然知道白崇禧造访的目的，因此，淡然地却话中有音地说道：“我一生笃信君子相交淡如水。因为几千年的历史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无缘无故的送礼者。”
白崇禧一听顿感不是滋味，他强压心中猝起的怒火，依然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亦山先生所言不差，只是我嘛……”
“也不会例外！”仇鳌断然地说罢看了看白崇禧那不自然的表情，复又说道，“健生，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好！那我就直言。”白崇禧操着求教的口吻问道，“亦山先生是湘籍大儒，又是一方名士，在您看来，程颂公和陈明仁谁主湘政更合适一些呢？”
仇鳌一听是在打探虚实，因为所问之事早已有了结论。因此，他认为这是受到了白崇禧的侮辱，故十分高傲地直言：“你还是在转弯子嘛！让我替你说吧：程颂云不仅反蒋、反桂，而且在你们看来，还有通共的嫌疑，这主湘的第一把交椅不要再坐了，最好让给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
“这……还瞒得过先生？”白崇禧讪然地说道。
“另外，为了怕我碍你们的事，还劝我离开长沙。”
“对！”白崇禧把脸一拉，“共军大部队就要南下，长沙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祸难免。先生年高，尚居危城，令人放心不下。”
仇鳌知道白崇禧“先礼”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后兵”了，遂一言不发，任凭白崇禧说些什么。
“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正如先生所言，请您南下赴粤，另就高职，以防不测。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请问：我区区一半肺之人，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我深知先生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有故旧之谊，但时下为国共两党争天下，先生乃为我党元老，安能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而就范于共产主义？愿先生三思！”
仇鳌一听白崇禧拿所谓主义、气节来教训自己，故猝发无名之火，遂无比愤慨地说：“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你要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徒害百姓，倒是你需要三思三行！”
“你……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有生之日，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则死而无憾！”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说句家乡话吧，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打圆坟了！”
白祟禧气得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最后，他颤抖着说了一声“再见！”大步走了出去。
仇鳌转身看见桌上那篮礼品，他真想拿着它追出去，把它砸在白崇禧的身上。但是，当他欲要迈步之时，忽然觉得全身竟然都是冷汗，遂缓缓走到藤椅上坐下，自言自语了一句：“润之，快些下令大军南进吧！……”
七
正当程潜、仇鳌以及陈明仁等湘籍军政要员预谋长沙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已经电令四野及相关的部队向南进军，而且也逐步完成了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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