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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晨曦刚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华大地就响起了一个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长空中回荡，它不仅惊醒了沉睡百年的大地，而且也迸发出中华民族压抑了一百多年的心声！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像是震聋发聩的号令，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解放区的军民凝聚在一起，伸开双臂，迈动大步，迎着东方即将升起的火红的太阳，去迎接一个伟大的新中国的到来；更为称奇的是它还像是一枚巨大的炸弹，把蒋家王朝这座行将倒塌的大厦抛向空中，而静候尘埃落定的蒋介石也唯有哀鸣自语：“毛泽东！毛泽东……”
抑或是久战为敌知己知彼的缘故，蒋介石说对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伟大的声音，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西柏坡为一九四九年写的新年献词！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是平山县内的一个普通的村庄。由于它背倚群山环抱、松柏苍翠的柏坡岭而得名。那时，全村只有百十来户农家。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几千年来，勤劳的西柏坡人民靠着滹沱河两岸肥美滩地，耕作稻麦，捕捞鱼虾，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堪称是太行山中的鱼米之乡！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的铁蹄踏碎了华北的国土，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西柏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他们举着救亡抗日的大旗，高唱着《在太行山上》的战歌，谱写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篇。而所在平山县被誉为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
解放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入侵陕北的胡宗南集团，遂决定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从而揭开了转战陕北的序幕；接着，毛泽东又于三月二十六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央机关分为中央前委、后委和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后委去晋绥，负责保障中央前委的供给以及和各解放区的联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领中央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是年五月初，西柏坡又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的所在地。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一年并取得转战陕北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出决定：中央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由陕北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于翌日——二十四日到达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几经辗转，毛泽东一行于四月十一日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由于毛泽东准备动身访问苏联（后未成行），故于五月二十六日到达西柏坡。从此，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不久，解放战争遂进入第三个年头，即战略决战的前夜。为了向全国人民表示必胜信心的同时，并进而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借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布口号，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研究了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统一的中央局——以及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提出了在五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五百万人民军队的伟大任务。为了适应战略决战的需要，要求全党、全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决策大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简言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完成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准备工作！
九月十二日，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正式揭开了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帷幕。毛泽东在西柏坡相继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一起研究战局发展，听取前线各战场的情况汇报，并提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设想。在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我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取得了战略决战的决定性的胜利！待到一九四九年元旦，“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因此，毛泽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不失时机地向全国军民郑重指出：蒋介石集团及其他们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同时，他作为了不起的政治战略家又十分清醒地知道：将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并不等于已经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此，他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期间，一直都在关注敌我友三方随时随地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为了准确地提出政治方面的新决策，或及时地调整战略决战最后阶段的军事上的部署，还经常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参谋长周恩来进行磋商，有时还要有意地发出一个又一个提问。
周恩来是一位胸有全局且又十分聪明的大政治家。他不仅了解毛泽东的心路轨迹，而且还知道毛泽东发出的这一个又一个提问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对这一个又一个提问进行准确无误的阐演，为毛泽东决策提供有关的依据。因此，他在西柏坡期间，一边夜以继日地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一边又经常和毛泽东纵论天下大势，真可谓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恩来，你是如何看待美国人导演的以李代蒋的好戏呢？”毛泽东深沉地问道。
周恩来当然知道以李代蒋的“李”，是指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说到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周恩来又很自然地想到在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中，蒋介石为了实现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终极目的，曾经与诸地方实力派演出长达数年的内战。结果：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氏击垮后各奔前程，冯氏怀着怆然的心情远走美国，不久前在应邀回国出席新政协的归途中，由于轮船失火死于黑海；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分崩离析，而意气用事的张汉卿也因兵谏获罪于蒋介石，后被蒋氏软禁在宝岛台湾；刘湘等人的川系常年闭锁夔门，坚拒国民党军队入川。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长征之名，不用一兵一卒，使大批的中央军堂而皇之地跟进蜀地。接着，蒋氏巧调刘湘率部出川抗战，遂又演出气死刘湘、张群“图川”等好戏，致使庞杂的川系逐渐解体；龙云的滇军位于西南边陲，向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抗战胜利之后，蒋氏采用军事政变的手段将龙云软禁，随之滇军名存实亡，就连逃出樊笼的龙云也只能在香港反蒋；至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南粤王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更不在话下，早就纳入蒋氏的势力范围。然而唯有实力并不算强大的桂系虽多次败于蒋氏的手下，但却能在李宗仁、白崇禧等的领导之下化险为夷，并成为活跃于中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是：随着蒋氏集团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败走麦城的颓势，李宗仁不仅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上了副总统，而且还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逼蒋下野，进而问鼎中央的闹剧。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一层意思是，桂系李宗仁很快就要成为共产党人的一个政治对手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十分清楚，时下桂系的实力仅仅限于白崇禧指挥的几十万人马，和蒋系残存的二百余万大军相比依然是一支很小的力量。换言之，在有军就有权的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即便桂系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登上九五之尊，他也无法真正取代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二层意思是，既然李宗仁的桂系不可能取代蒋氏军事集团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美国人为什么还要导演这样一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呢？
周恩来沉吟有顷，说道：“主席，在美国少数统治者看来，蒋介石一旦被我们彻底打垮，就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终结和完全的失败。结果，爱好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民就一定要问：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花数以百亿的美元，支持一个为中国人民所不欢迎的政府呢？”
“所以，他们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情，被迫在中国上演这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对吧？”
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
“所以，美国政府在华的代言人司徒雷登大使又玩了一个花招，他一方面加大火力攻击蒋某人独裁，另一方面又在时下的中国拼力倡导美国式的自由，是这样的吧？”
“我以为是的。”周恩来微微地点点头，“美国政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其错误的对华政策作辩护，并进而以这种堂而皇之的舆论欺骗美国的人民。”
“恐怕对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还寄予希望吧？”毛泽东沉吟有时，继续说道，“要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不少自视有知识的人是患了崇美症的。”
“是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之流。”
“遗憾的是，不仅中国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不听胡适这些崇美派知识分子的，就说蒋某人吧，也只是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点缀。”毛泽东说罢微微地摇摇头，“更为可悲的是，他们自视清高、一贯正确，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结果，胡适这些人在中国政坛上忽而扮演**的急先锋，忽而又屈服于蒋某人的武力，就说他们那套从美国贩来的自由、平等的口号，似乎也有着不同的标准。”
“一句话：跳来跳去，不知其累！”毛泽东笑了笑，遂又严肃地指出，“而今，他们这些先知先觉似乎又嗅出了美国人的动向，一边参与正在上演的‘以李代蒋’的闹剧，一边又打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唯有他们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最好的旗帜。”
“在今天，他们这种伪善面貌还是有一定欺骗性的，尤其是在某些知识分子中。”
“是的！为了将中国的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本质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也要戳穿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的伪善面纱。”
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验证自己对形势估计是否正确，又向周恩来发出了提问：“一九四九年就要到来了，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
“我看就是主席最近反复讲的这句话：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周恩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说。
“恩来，我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吧？”
“不！在这个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大问题上，不仅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就要失败的蒋介石集团希望我们划江而治，搞成一个新的南北朝的局面，而且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已经到底的思想。”
对于敌人，毛泽东向来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换言之，无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耍什么花招，他都会以追穷寇的精神痛而打之，或战而胜之。但是，他认为在人民中，尤其是在革命队伍中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这是最为危险的倾向。换言之，在即将到来的一九四九年能否将革命进行到底，主要取决于革命队伍敢不敢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所以，当周恩来指出“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之后，他的表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有顷，他又低沉地说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最典型的例子嘛，就是我们有些同志产生了三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
为此，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之后，又代表中国共产党严正声明，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接着，他又向全国各界人民严正地指出：
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毛泽东一生写过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雄文，但是很少有像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不仅震撼了当时中国的政坛，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事后追论，毛泽东在日理万机——并草拟了有关指导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数则电文的两天之中，一挥而就写成了这篇洋洋五千余言的雄文，非有雄才大略者不可为也！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才气横溢、撰著雄文的高手，而且还是一位摧毁蒋家王朝的英明统帅。他在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地想到了如何在一九四九年创建新中国。为此，他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元旦过后，在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一九四九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开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由于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分散于各个战区，不可能全都放下工作到西柏坡出席会议，特“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刘伯承、陈毅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呢？他早在十二月十二日就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黄维歼灭后，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清泉）、李（弥）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并明确电示：“希望刘伯承能于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间到达中央会谈。”总前委接电后于翌日——十三日晚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战至十五日，敌十万余人全部被歼，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毛泽东写完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当天——十二月十七日，再次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就这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本日前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萧县西南蔡洼，与粟裕、谭震林一起举行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出席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刘伯承、陈毅驱车赶到西柏坡不久，就在驻地收听到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作为来自淮海战役前线的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司令员听后为之振奋，由衷地赞成。同时，他们一听这篇新年献词的口气和文风，都不约而同地猜到是出于毛泽东的笔下。正当他们二人计议何时拜访分别有时的毛泽东主席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通讯员来到他们的下榻处，说毛泽东主席请他们二位到军委作战室相见。他们一听，二话没说，提上给毛泽东带来的战利品立即动身，跟着这位通讯员高兴地来到军委作战室，拜会相交多年的战友和领袖毛泽东主席。
军委作战室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地方。后人很难想象这样重要的中枢指挥机关，却是设在这样极其普通的三间平顶土房之中。说到在这三间土房中可供毛泽东指挥使用的军事设备，那就更是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瞠目了！因为在这室徒四壁的土墙之上，除了挂有数幅标有不同军事符号的作战地图和一部手摇的落后的电话机外，室中只有农民和战士制作的较为粗糙的桌子和椅子了。
就说陈毅吧，他走进设在这三间普通民房中的军委作战室之后，连和久违的战友和领袖毛泽东主席握手和寒暄都没顾上，遂用手指着这三间相连的作战室问道：“主席，你就是在这里指挥我们打胜三大战役的？”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陈毅一向快人快语，竖起大拇指连声赞曰：“了不起！了不起……”
“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十分了解陈毅的为人和个性，他有意逆着陈毅的话意说罢，遂又显得很是深沉的样子说道，“陈毅同志，当年，我们在井冈山的指挥所还比不上这个地方嘛，可我们也打了不少的胜仗；后来，我们到了瑞金，地盘大了，住房条件也好了，还是把中央苏区全部输掉了嘛！”
陈毅自然明白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用意。但是，一想到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是在这三间小土房里指挥的，他又由衷地为自己的老战友——毛泽东主席的军事天才感到自豪。因此，他郑重地辩解道：“主席，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明白你的真正意思。”毛泽东说罢笑了，旋即也带有几分自豪的口吻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后人谁会想到呢，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这三间小土房里，指挥了中国战争史上最为了不起的三大战役。”
陈毅笑着说道：“对！是这个意思。”
“我看还不完全。”毛泽东笑着说，“我猜想你陈毅还有这样一句潜台词，”接着，他又学着陈毅说话的口吻说道，“这说明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指挥的高明嘛！”
“知我者，主席也！”
“我毛泽东哪有什么高明嘛！”毛泽东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从现在起，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要立个规矩：从你陈毅开始，谁也不允许给我毛泽东戴高帽，唱赞歌！”
陈毅听后也有意板起了面孔，双手捧着鼓鼓的皮包，故作为难的样子说道：“伯承同志，我陈毅是下了决心的，从今以后，绝不给主席戴高帽、唱赞歌。可是我们远道给主席带来的这些战利品怎么办？会不会被主席说成是送礼呢？”
刘伯承一是年长陈毅近九岁，是位出了名的忠厚长者；再是性格内向，很少和同志们开玩笑。所以每每和陈毅一道出席公众场合，他经常微笑着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扮演一个听陈毅说笑的角色。方才，陈毅和毛泽东见面以后连问候的话都没讲，二人就开始了上面那段真假难分的对话，所以他也只好顺其自然，微笑着站在一边“观战”了。时下，陈毅不失时机地拿出了“反击”的“杀手锏”——带给毛泽东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敌人的战利品，且又点了他的名，他不能不出马了。或许他生性不喜欢人间的喜剧，未曾发言，先急忙摆手，生怕毛泽东钻进陈毅预设的圈套，不好下台。接着，他才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不是一般的战利品，你就收下吧！”
毛泽东不仅明白刘伯承的话意，而且也早已猜到了陈毅送的是什么战利品，遂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道：“我毛某人一向是实事求是，不一概反对送礼，我反对的是那种把送礼当做营私手段的礼。当年，你陈毅受伤，不能跟随红军长征，我就幻想过：如果有人给你陈毅送来仙丹妙药该多好啊！”
“听主席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决定收下我们带来的这份战利品了？”陈毅有意地问道。
“那是自然了！”毛泽东边说边从陈毅手中抢过那只鼓鼓的皮包，打开一看，全是美国产的香烟，他急忙取出一支，叼在嘴上，擦着火柴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遂又说道，“前线的指战员，最喜欢用美国这个运输大队长送来的美式武器；我毛泽东嘛，也喜欢抽陈毅同志送来的缴获的战利品——美国香烟！”
陈毅和刘伯承听后禁不住笑了。
接着，毛泽东请刘伯承、陈毅落座，并认真听取他们有关淮海战役的汇报。
首先，刘伯承代表总前委讲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概况；旋即又汇报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在邓小平同志的率领下退出战场进行休整，准备雨季到来之前发起渡江战役；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等同志的率领下，待命发起对杜聿明等残部最后的攻击等部署。最后，他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淮海战役行将结束，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很快就在长江北岸摆成一字长蛇阵，只要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能做到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听后非常兴奋！在他看来，阻止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长江天堑已经化为乌有。换言之，也就等于宣判美国和蒋介石、李宗仁所期望的划江而治的局面的破灭！这时，他又取来日前——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时收到的粟裕、陈士榘、张震致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张际春的电文，内称：“现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已率部离合肥转安庆，蒋似已放弃江淮与我作战计划，有撤守江防最大可能。建议乘敌部署未定错乱之时，中原野战军全部即发起江淮战役，分割歼敌，必要时华东野战军可抽两个纵队参战。”
毛泽东又慎重地问道：“你们二位是来自淮海战役前线的司令员，请发表高见！”
“小平同志的意见呢？”刘伯承和陈毅几乎是同时问道。
“小平同志于十二月三十日给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他的意见嘛，”毛泽东说罢取出电文念道，“中野各部必须休整，并争取补充时间，依我看，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可打，故仍以准备充分再行动似较妥善。如何，请军委指示。”
刘伯承、陈毅从战略全局出发，均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草了这则电文：
俭午电悉。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整训，待华野歼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
这时，作战参谋送来了急电，是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名发来的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建议。
毛泽东阅后又交给了刘伯承、陈毅，并明确表态：“平津战役解决在即，不再担心傅作义部由海上南下，你们二位司令如果认为条件成熟，我就下达同意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的命令。”
刘伯承、陈毅看罢电文，均同意新年一过，就发起总攻，并预言不用几天就可解决杜聿明集团。随之，震动蒋家王朝的淮海战役也就全部结束了。对此，虽在毛泽东预料之内，但他听后还是非常高兴的，尤其他想到当初发动淮海战役的条件和起因，他禁不住地说了这番话：“事后追论：淮海战役这个桃子没有熟，是你们，更准确地说是小平同志蹦起来摘下来的。”
陈毅当然清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所指——小平同志坚持总前委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兵团的部署——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他再用心品味毛泽东说话的语气，感到自己的领袖是那样的虚怀若谷，遂有感而发：“如果没有主席最后下决心，淮海战役真有可能做成一锅夹生饭。”
毛泽东听了陈毅这番话，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为了不破坏这融洽的氛围，他又随着陈毅的话题引发开来：“这说明伯承、陈毅、粟裕、震林等同志，你们都是一些很高明的厨师，能把一锅夹生饭做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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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晨曦刚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华大地就响起了一个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长空中回荡，它不仅惊醒了沉睡百年的大地，而且也迸发出中华民族压抑了一百多年的心声！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像是震聋发聩的号令，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解放区的军民凝聚在一起，伸开双臂，迈动大步，迎着东方即将升起的火红的太阳，去迎接一个伟大的新中国的到来；更为称奇的是它还像是一枚巨大的炸弹，把蒋家王朝这座行将倒塌的大厦抛向空中，而静候尘埃落定的蒋介石也唯有哀鸣自语：“毛泽东！毛泽东……”
抑或是久战为敌知己知彼的缘故，蒋介石说对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伟大的声音，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西柏坡为一九四九年写的新年献词！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是平山县内的一个普通的村庄。由于它背倚群山环抱、松柏苍翠的柏坡岭而得名。那时，全村只有百十来户农家。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几千年来，勤劳的西柏坡人民靠着滹沱河两岸肥美滩地，耕作稻麦，捕捞鱼虾，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堪称是太行山中的鱼米之乡！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的铁蹄踏碎了华北的国土，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西柏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他们举着救亡抗日的大旗，高唱着《在太行山上》的战歌，谱写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篇。而所在平山县被誉为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
解放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入侵陕北的胡宗南集团，遂决定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从而揭开了转战陕北的序幕；接着，毛泽东又于三月二十六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央机关分为中央前委、后委和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后委去晋绥，负责保障中央前委的供给以及和各解放区的联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领中央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是年五月初，西柏坡又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的所在地。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一年并取得转战陕北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出决定：中央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由陕北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于翌日——二十四日到达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几经辗转，毛泽东一行于四月十一日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由于毛泽东准备动身访问苏联（后未成行），故于五月二十六日到达西柏坡。从此，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不久，解放战争遂进入第三个年头，即战略决战的前夜。为了向全国人民表示必胜信心的同时，并进而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借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布口号，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研究了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统一的中央局——以及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提出了在五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五百万人民军队的伟大任务。为了适应战略决战的需要，要求全党、全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决策大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简言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完成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准备工作！
九月十二日，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正式揭开了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帷幕。毛泽东在西柏坡相继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一起研究战局发展，听取前线各战场的情况汇报，并提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设想。在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我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取得了战略决战的决定性的胜利！待到一九四九年元旦，“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因此，毛泽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不失时机地向全国军民郑重指出：蒋介石集团及其他们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同时，他作为了不起的政治战略家又十分清醒地知道：将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并不等于已经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此，他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期间，一直都在关注敌我友三方随时随地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为了准确地提出政治方面的新决策，或及时地调整战略决战最后阶段的军事上的部署，还经常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参谋长周恩来进行磋商，有时还要有意地发出一个又一个提问。
周恩来是一位胸有全局且又十分聪明的大政治家。他不仅了解毛泽东的心路轨迹，而且还知道毛泽东发出的这一个又一个提问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对这一个又一个提问进行准确无误的阐演，为毛泽东决策提供有关的依据。因此，他在西柏坡期间，一边夜以继日地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一边又经常和毛泽东纵论天下大势，真可谓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恩来，你是如何看待美国人导演的以李代蒋的好戏呢？”毛泽东深沉地问道。
周恩来当然知道以李代蒋的“李”，是指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说到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周恩来又很自然地想到在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中，蒋介石为了实现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终极目的，曾经与诸地方实力派演出长达数年的内战。结果：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氏击垮后各奔前程，冯氏怀着怆然的心情远走美国，不久前在应邀回国出席新政协的归途中，由于轮船失火死于黑海；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分崩离析，而意气用事的张汉卿也因兵谏获罪于蒋介石，后被蒋氏软禁在宝岛台湾；刘湘等人的川系常年闭锁夔门，坚拒国民党军队入川。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长征之名，不用一兵一卒，使大批的中央军堂而皇之地跟进蜀地。接着，蒋氏巧调刘湘率部出川抗战，遂又演出气死刘湘、张群“图川”等好戏，致使庞杂的川系逐渐解体；龙云的滇军位于西南边陲，向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抗战胜利之后，蒋氏采用军事政变的手段将龙云软禁，随之滇军名存实亡，就连逃出樊笼的龙云也只能在香港反蒋；至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南粤王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更不在话下，早就纳入蒋氏的势力范围。然而唯有实力并不算强大的桂系虽多次败于蒋氏的手下，但却能在李宗仁、白崇禧等的领导之下化险为夷，并成为活跃于中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是：随着蒋氏集团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败走麦城的颓势，李宗仁不仅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上了副总统，而且还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逼蒋下野，进而问鼎中央的闹剧。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一层意思是，桂系李宗仁很快就要成为共产党人的一个政治对手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十分清楚，时下桂系的实力仅仅限于白崇禧指挥的几十万人马，和蒋系残存的二百余万大军相比依然是一支很小的力量。换言之，在有军就有权的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即便桂系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登上九五之尊，他也无法真正取代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二层意思是，既然李宗仁的桂系不可能取代蒋氏军事集团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美国人为什么还要导演这样一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呢？
周恩来沉吟有顷，说道：“主席，在美国少数统治者看来，蒋介石一旦被我们彻底打垮，就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终结和完全的失败。结果，爱好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民就一定要问：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花数以百亿的美元，支持一个为中国人民所不欢迎的政府呢？”
“所以，他们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情，被迫在中国上演这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对吧？”
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
“所以，美国政府在华的代言人司徒雷登大使又玩了一个花招，他一方面加大火力攻击蒋某人独裁，另一方面又在时下的中国拼力倡导美国式的自由，是这样的吧？”
“我以为是的。”周恩来微微地点点头，“美国政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其错误的对华政策作辩护，并进而以这种堂而皇之的舆论欺骗美国的人民。”
“恐怕对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还寄予希望吧？”毛泽东沉吟有时，继续说道，“要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不少自视有知识的人是患了崇美症的。”
“是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之流。”
“遗憾的是，不仅中国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不听胡适这些崇美派知识分子的，就说蒋某人吧，也只是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点缀。”毛泽东说罢微微地摇摇头，“更为可悲的是，他们自视清高、一贯正确，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结果，胡适这些人在中国政坛上忽而扮演**的急先锋，忽而又屈服于蒋某人的武力，就说他们那套从美国贩来的自由、平等的口号，似乎也有着不同的标准。”
“一句话：跳来跳去，不知其累！”毛泽东笑了笑，遂又严肃地指出，“而今，他们这些先知先觉似乎又嗅出了美国人的动向，一边参与正在上演的‘以李代蒋’的闹剧，一边又打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唯有他们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最好的旗帜。”
“在今天，他们这种伪善面貌还是有一定欺骗性的，尤其是在某些知识分子中。”
“是的！为了将中国的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本质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也要戳穿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的伪善面纱。”
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验证自己对形势估计是否正确，又向周恩来发出了提问：“一九四九年就要到来了，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
“我看就是主席最近反复讲的这句话：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周恩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说。
“恩来，我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吧？”
“不！在这个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大问题上，不仅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就要失败的蒋介石集团希望我们划江而治，搞成一个新的南北朝的局面，而且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已经到底的思想。”
对于敌人，毛泽东向来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换言之，无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耍什么花招，他都会以追穷寇的精神痛而打之，或战而胜之。但是，他认为在人民中，尤其是在革命队伍中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这是最为危险的倾向。换言之，在即将到来的一九四九年能否将革命进行到底，主要取决于革命队伍敢不敢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所以，当周恩来指出“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之后，他的表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有顷，他又低沉地说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最典型的例子嘛，就是我们有些同志产生了三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
为此，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之后，又代表中国共产党严正声明，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接着，他又向全国各界人民严正地指出：
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毛泽东一生写过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雄文，但是很少有像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不仅震撼了当时中国的政坛，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事后追论，毛泽东在日理万机——并草拟了有关指导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数则电文的两天之中，一挥而就写成了这篇洋洋五千余言的雄文，非有雄才大略者不可为也！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才气横溢、撰著雄文的高手，而且还是一位摧毁蒋家王朝的英明统帅。他在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地想到了如何在一九四九年创建新中国。为此，他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元旦过后，在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一九四九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开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由于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分散于各个战区，不可能全都放下工作到西柏坡出席会议，特“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刘伯承、陈毅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呢？他早在十二月十二日就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黄维歼灭后，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清泉）、李（弥）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并明确电示：“希望刘伯承能于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间到达中央会谈。”总前委接电后于翌日——十三日晚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战至十五日，敌十万余人全部被歼，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毛泽东写完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当天——十二月十七日，再次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就这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本日前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萧县西南蔡洼，与粟裕、谭震林一起举行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出席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刘伯承、陈毅驱车赶到西柏坡不久，就在驻地收听到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作为来自淮海战役前线的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司令员听后为之振奋，由衷地赞成。同时，他们一听这篇新年献词的口气和文风，都不约而同地猜到是出于毛泽东的笔下。正当他们二人计议何时拜访分别有时的毛泽东主席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通讯员来到他们的下榻处，说毛泽东主席请他们二位到军委作战室相见。他们一听，二话没说，提上给毛泽东带来的战利品立即动身，跟着这位通讯员高兴地来到军委作战室，拜会相交多年的战友和领袖毛泽东主席。
军委作战室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地方。后人很难想象这样重要的中枢指挥机关，却是设在这样极其普通的三间平顶土房之中。说到在这三间土房中可供毛泽东指挥使用的军事设备，那就更是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瞠目了！因为在这室徒四壁的土墙之上，除了挂有数幅标有不同军事符号的作战地图和一部手摇的落后的电话机外，室中只有农民和战士制作的较为粗糙的桌子和椅子了。
就说陈毅吧，他走进设在这三间普通民房中的军委作战室之后，连和久违的战友和领袖毛泽东主席握手和寒暄都没顾上，遂用手指着这三间相连的作战室问道：“主席，你就是在这里指挥我们打胜三大战役的？”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陈毅一向快人快语，竖起大拇指连声赞曰：“了不起！了不起……”
“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十分了解陈毅的为人和个性，他有意逆着陈毅的话意说罢，遂又显得很是深沉的样子说道，“陈毅同志，当年，我们在井冈山的指挥所还比不上这个地方嘛，可我们也打了不少的胜仗；后来，我们到了瑞金，地盘大了，住房条件也好了，还是把中央苏区全部输掉了嘛！”
陈毅自然明白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用意。但是，一想到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是在这三间小土房里指挥的，他又由衷地为自己的老战友——毛泽东主席的军事天才感到自豪。因此，他郑重地辩解道：“主席，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明白你的真正意思。”毛泽东说罢笑了，旋即也带有几分自豪的口吻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后人谁会想到呢，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这三间小土房里，指挥了中国战争史上最为了不起的三大战役。”
陈毅笑着说道：“对！是这个意思。”
“我看还不完全。”毛泽东笑着说，“我猜想你陈毅还有这样一句潜台词，”接着，他又学着陈毅说话的口吻说道，“这说明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指挥的高明嘛！”
“知我者，主席也！”
“我毛泽东哪有什么高明嘛！”毛泽东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从现在起，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要立个规矩：从你陈毅开始，谁也不允许给我毛泽东戴高帽，唱赞歌！”
陈毅听后也有意板起了面孔，双手捧着鼓鼓的皮包，故作为难的样子说道：“伯承同志，我陈毅是下了决心的，从今以后，绝不给主席戴高帽、唱赞歌。可是我们远道给主席带来的这些战利品怎么办？会不会被主席说成是送礼呢？”
刘伯承一是年长陈毅近九岁，是位出了名的忠厚长者；再是性格内向，很少和同志们开玩笑。所以每每和陈毅一道出席公众场合，他经常微笑着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扮演一个听陈毅说笑的角色。方才，陈毅和毛泽东见面以后连问候的话都没讲，二人就开始了上面那段真假难分的对话，所以他也只好顺其自然，微笑着站在一边“观战”了。时下，陈毅不失时机地拿出了“反击”的“杀手锏”——带给毛泽东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敌人的战利品，且又点了他的名，他不能不出马了。或许他生性不喜欢人间的喜剧，未曾发言，先急忙摆手，生怕毛泽东钻进陈毅预设的圈套，不好下台。接着，他才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不是一般的战利品，你就收下吧！”
毛泽东不仅明白刘伯承的话意，而且也早已猜到了陈毅送的是什么战利品，遂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道：“我毛某人一向是实事求是，不一概反对送礼，我反对的是那种把送礼当做营私手段的礼。当年，你陈毅受伤，不能跟随红军长征，我就幻想过：如果有人给你陈毅送来仙丹妙药该多好啊！”
“听主席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决定收下我们带来的这份战利品了？”陈毅有意地问道。
“那是自然了！”毛泽东边说边从陈毅手中抢过那只鼓鼓的皮包，打开一看，全是美国产的香烟，他急忙取出一支，叼在嘴上，擦着火柴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遂又说道，“前线的指战员，最喜欢用美国这个运输大队长送来的美式武器；我毛泽东嘛，也喜欢抽陈毅同志送来的缴获的战利品——美国香烟！”
陈毅和刘伯承听后禁不住笑了。
接着，毛泽东请刘伯承、陈毅落座，并认真听取他们有关淮海战役的汇报。
首先，刘伯承代表总前委讲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概况；旋即又汇报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在邓小平同志的率领下退出战场进行休整，准备雨季到来之前发起渡江战役；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等同志的率领下，待命发起对杜聿明等残部最后的攻击等部署。最后，他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淮海战役行将结束，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很快就在长江北岸摆成一字长蛇阵，只要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能做到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听后非常兴奋！在他看来，阻止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长江天堑已经化为乌有。换言之，也就等于宣判美国和蒋介石、李宗仁所期望的划江而治的局面的破灭！这时，他又取来日前——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时收到的粟裕、陈士榘、张震致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张际春的电文，内称：“现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已率部离合肥转安庆，蒋似已放弃江淮与我作战计划，有撤守江防最大可能。建议乘敌部署未定错乱之时，中原野战军全部即发起江淮战役，分割歼敌，必要时华东野战军可抽两个纵队参战。”
毛泽东又慎重地问道：“你们二位是来自淮海战役前线的司令员，请发表高见！”
“小平同志的意见呢？”刘伯承和陈毅几乎是同时问道。
“小平同志于十二月三十日给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他的意见嘛，”毛泽东说罢取出电文念道，“中野各部必须休整，并争取补充时间，依我看，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可打，故仍以准备充分再行动似较妥善。如何，请军委指示。”
刘伯承、陈毅从战略全局出发，均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草了这则电文：
俭午电悉。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整训，待华野歼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
这时，作战参谋送来了急电，是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名发来的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建议。
毛泽东阅后又交给了刘伯承、陈毅，并明确表态：“平津战役解决在即，不再担心傅作义部由海上南下，你们二位司令如果认为条件成熟，我就下达同意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的命令。”
刘伯承、陈毅看罢电文，均同意新年一过，就发起总攻，并预言不用几天就可解决杜聿明集团。随之，震动蒋家王朝的淮海战役也就全部结束了。对此，虽在毛泽东预料之内，但他听后还是非常高兴的，尤其他想到当初发动淮海战役的条件和起因，他禁不住地说了这番话：“事后追论：淮海战役这个桃子没有熟，是你们，更准确地说是小平同志蹦起来摘下来的。”
陈毅当然清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所指——小平同志坚持总前委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兵团的部署——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他再用心品味毛泽东说话的语气，感到自己的领袖是那样的虚怀若谷，遂有感而发：“如果没有主席最后下决心，淮海战役真有可能做成一锅夹生饭。”
毛泽东听了陈毅这番话，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为了不破坏这融洽的氛围，他又随着陈毅的话题引发开来：“这说明伯承、陈毅、粟裕、震林等同志，你们都是一些很高明的厨师，能把一锅夹生饭做熟了。”
随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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