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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地端详了娃儿好久，才依依不舍地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又费力从板车上拖下了一个大麻袋，说是娃儿在这儿干活改造怕他吃不饱，给他留点吃的，等儿子饿的时候慢慢吃……
看着老人一步三回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太康犯人还在地上跪着，满面泪痕。我心里一阵发酸，同时也纳闷，这么一大麻袋都是什么吃的？既然他们带吃的了怎么还饿成那样？正好有两个同是太康的犯人，上前帮忙拾起麻袋。其中一个不小心，手没有抓住麻袋的扎口，“砰”的一声麻袋摔在地上。一下子，一堆圆圆的东西活蹦乱跳地滚了一地！我仔细一看，满地骨碌滚动的都是馒头。
足足有几百个！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笼，而且这些馒头已经被晾得半干了。看到这些，我的脸好像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火辣生疼！在“道上”曾以“铁石心肠”著称的我，刹那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在太康犯人的身边，我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一举动好像具有感染力，只听“扑通、扑通、扑通”，在场所有的犯人，也都齐齐地跪了下去！
我不敢想象，老两口徒步百里看儿子的情景；更不敢想象，老两口是怎么挨家挨户讨要这么多的馒头！最让我心痛的是，怕儿子一时吃不完再坏了，他们一人拉车，一人在车上晾馒头。
其实他们哪知道劳改农场的饭菜量，这里的“杠子馍”一个就有一斤重，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它刺痛着我的眼睛，更刺痛着我的灵魂！这时，我耳边传来一句撕心裂肺的嘶喊：“爹，娘，我改！”那是太康犯人在爹娘来看望他期间说的唯一的一句话，那简短的四个字响彻天际，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最沉重的土豆丝
朋友曾经对我讲述这样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独生女，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许是望女成凤吧，他们从小就对我十分严厉。虽然在生活上不亏待我一点儿，但是在思想上却很少和我交流，在学习上更是高压管制，从不放松。当时就觉得他们很残酷，现在才明白，他们和其他盲目溺爱孩子的父母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溺爱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十分孤独。所以从开始学习写作文起，我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晚上做完功课之后，我都要尽情地在日记上倾吐我的酸甜苦辣和我的秘密心情。日记，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在这种状况下，我考上了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学校离家很远，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我每天早上都带着午餐去上学，中午在学校里把饭盒一热，就在教室里吃。带午餐的同学还挺多，大家免不了会在一起“交流”，要是觉得哪个同学带的什么菜好，我就会在日记里题上一笔，有时有人夸我带的菜，我也会顺手写上两句。开始还没留意，后来，我慢慢发现，凡是我在日记里记过的那些味道不错的好菜，隔上一两天，妈妈就会让它们出现在我的饭盒里。
莫非他们偷看了我的日记？我不愿意相信。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的日记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我从没有上过锁。我丝毫没有怀疑过父母，他们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编辑，那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们怎么会这么做呢？
但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发现日记里的书签好几次被动了地方———对这种细节，青春期的我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可是我还是没有贸然出击，我想了一个花招儿。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中午，大家在教室里吃各自带的盒饭，张伟丽带的是土豆丝，是用青椒丝和肉丝拌着炒的，脆脆的，麻麻的，真香！张伟丽的妈妈真好！张伟丽真幸福！”
第三天早上，我打开饭盒，扑入眼帘的便是青椒丝和肉丝拌着炒出来的香喷喷的土豆丝！我愤怒极了，当即就把饭盒扣到了地上。妈妈吓愣了，呆呆地看着我。我冷冷地说：“你们是不是看了我的日记？”妈妈说不出话来。爸爸走过来说：“就是看了日记又怎么样？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你妈妈！”我叫道：“那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种行为有多么不道德！多么卑鄙！”
说完我就冲出了门，在大街上逛了一天。那是我第一次逃学。我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实在是令我失望：连父母都不值得信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连生命都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学习呀，成绩呀，高考呀，前途呀等等这些附属品更不值一提。现在想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我确实就是这样钻进了牛角尖里，开始了严重的心理封锁和自我幽闭。
往后的事情愈发不可收拾：我成了那个时候少有的“问题少女”，被学校建议休学一年。就那么守在家里，和父母几乎不搭腔。他们想和我说话，我也不理他们，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有几次甚至差点儿割腕自杀，只是因为勇气不足而临阵退却了。过了一段时间，爸爸给我办了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我就开始去外面看书。就这样，我熬过了漫长的一年———现在想来，能熬过那一年，还真亏了那些书呢。
这之后，我又到一所普通高中复读，高中毕业又上大学，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工作。不知不觉间，我的生活又步入了正轨。唱歌、跳舞、交朋友，成了一名平凡而快乐的年轻人，以前的阴影似乎淡淡隐去了。
二十四岁生日那天，妈妈做了很多菜———二十四岁是本命年，父母相当重视。其中一道菜就是土豆丝。看到土豆丝，我一下子又想起了旧事，便以开玩笑的口气对他们回忆起我当时的糟糕状况，没想到父母当时就都哭了。妈妈说：“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看到一盒土豆丝把你弄成了那样，给你承认错误，聊聊天，谈谈心什么的，你都不让。我真是连死的心思都有啊！”
我震惊极了。我从没有想到那盒土豆丝居然在父母的心上也压了这么多年，并且膨胀成了沉重的千斤担，而且他们负载的是自己和女儿的双重痛苦。当年他们固然有错，但从本意上讲，他们也是为了我好。他们虽然是父母，可也并不是圣人。他们也有犯错误的权利，也有在人生中学习的权利。他们也像我一样，是个会受委屈的“孩子”，需要在犯错误和学习的过程中得到理解和宽容。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也许我们对待父母最公正的态度，就是用成人的态度而不是孩子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与他们平等地进行沟通和交流，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和尊重他们。
“‘父母的爱虽然不能理解我们，但它仍然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这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话。”朋友最后说，“而我想说的却是：如果父母的爱能够理解我们，我们的爱也能够理解父母，那么这两种爱便可以融会成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也最美好恒久的财富。”
写写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孤儿，从小是由父亲的一个远方姐姐照看大。所以我没见过爷爷、奶奶，也没有叔伯、姑妈。那个照顾我父亲的远方姑妈便是我在父亲这边的唯一亲人。
父亲从未向我们讲过自己的过去，偶尔提起也只轻描淡写几句。我和父亲交流甚少（也不知道父子之间是否都这样），所以我从未问过他。因为我感觉父亲不愿或者不堪回首往事。父亲的过去我所知甚少，只是听母亲和外婆讲过一些零星片段。说父亲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六、七岁时祖父也逝了。孤苦伶仃的父亲就靠我那个姑妈抚养长大。以后父亲参了军。在部队上识字学文化。以后又到了邮电系统，经过一段比较正规的学习培训。一九五六年，他随着支援边区建设的大军来到陕北。一干就是四十年，直到退休。
声地端详了娃儿好久，才依依不舍地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又费力从板车上拖下了一个大麻袋，说是娃儿在这儿干活改造怕他吃不饱，给他留点吃的，等儿子饿的时候慢慢吃……
看着老人一步三回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太康犯人还在地上跪着，满面泪痕。我心里一阵发酸，同时也纳闷，这么一大麻袋都是什么吃的？既然他们带吃的了怎么还饿成那样？正好有两个同是太康的犯人，上前帮忙拾起麻袋。其中一个不小心，手没有抓住麻袋的扎口，“砰”的一声麻袋摔在地上。一下子，一堆圆圆的东西活蹦乱跳地滚了一地！我仔细一看，满地骨碌滚动的都是馒头。
足足有几百个！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笼，而且这些馒头已经被晾得半干了。看到这些，我的脸好像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火辣生疼！在“道上”曾以“铁石心肠”著称的我，刹那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在太康犯人的身边，我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一举动好像具有感染力，只听“扑通、扑通、扑通”，在场所有的犯人，也都齐齐地跪了下去！
我不敢想象，老两口徒步百里看儿子的情景；更不敢想象，老两口是怎么挨家挨户讨要这么多的馒头！最让我心痛的是，怕儿子一时吃不完再坏了，他们一人拉车，一人在车上晾馒头。
其实他们哪知道劳改农场的饭菜量，这里的“杠子馍”一个就有一斤重，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它刺痛着我的眼睛，更刺痛着我的灵魂！这时，我耳边传来一句撕心裂肺的嘶喊：“爹，娘，我改！”那是太康犯人在爹娘来看望他期间说的唯一的一句话，那简短的四个字响彻天际，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最沉重的土豆丝
朋友曾经对我讲述这样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独生女，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许是望女成凤吧，他们从小就对我十分严厉。虽然在生活上不亏待我一点儿，但是在思想上却很少和我交流，在学习上更是高压管制，从不放松。当时就觉得他们很残酷，现在才明白，他们和其他盲目溺爱孩子的父母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溺爱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十分孤独。所以从开始学习写作文起，我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晚上做完功课之后，我都要尽情地在日记上倾吐我的酸甜苦辣和我的秘密心情。日记，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在这种状况下，我考上了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学校离家很远，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我每天早上都带着午餐去上学，中午在学校里把饭盒一热，就在教室里吃。带午餐的同学还挺多，大家免不了会在一起“交流”，要是觉得哪个同学带的什么菜好，我就会在日记里题上一笔，有时有人夸我带的菜，我也会顺手写上两句。开始还没留意，后来，我慢慢发现，凡是我在日记里记过的那些味道不错的好菜，隔上一两天，妈妈就会让它们出现在我的饭盒里。
莫非他们偷看了我的日记？我不愿意相信。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的日记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我从没有上过锁。我丝毫没有怀疑过父母，他们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编辑，那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们怎么会这么做呢？
但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发现日记里的书签好几次被动了地方———对这种细节，青春期的我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可是我还是没有贸然出击，我想了一个花招儿。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中午，大家在教室里吃各自带的盒饭，张伟丽带的是土豆丝，是用青椒丝和肉丝拌着炒的，脆脆的，麻麻的，真香！张伟丽的妈妈真好！张伟丽真幸福！”
第三天早上，我打开饭盒，扑入眼帘的便是青椒丝和肉丝拌着炒出来的香喷喷的土豆丝！我愤怒极了，当即就把饭盒扣到了地上。妈妈吓愣了，呆呆地看着我。我冷冷地说：“你们是不是看了我的日记？”妈妈说不出话来。爸爸走过来说：“就是看了日记又怎么样？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你妈妈！”我叫道：“那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种行为有多么不道德！多么卑鄙！”
说完我就冲出了门，在大街上逛了一天。那是我第一次逃学。我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实在是令我失望：连父母都不值得信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连生命都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学习呀，成绩呀，高考呀，前途呀等等这些附属品更不值一提。现在想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我确实就是这样钻进了牛角尖里，开始了严重的心理封锁和自我幽闭。
往后的事情愈发不可收拾：我成了那个时候少有的“问题少女”，被学校建议休学一年。就那么守在家里，和父母几乎不搭腔。他们想和我说话，我也不理他们，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有几次甚至差点儿割腕自杀，只是因为勇气不足而临阵退却了。过了一段时间，爸爸给我办了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我就开始去外面看书。就这样，我熬过了漫长的一年———现在想来，能熬过那一年，还真亏了那些书呢。
这之后，我又到一所普通高中复读，高中毕业又上大学，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工作。不知不觉间，我的生活又步入了正轨。唱歌、跳舞、交朋友，成了一名平凡而快乐的年轻人，以前的阴影似乎淡淡隐去了。
二十四岁生日那天，妈妈做了很多菜———二十四岁是本命年，父母相当重视。其中一道菜就是土豆丝。看到土豆丝，我一下子又想起了旧事，便以开玩笑的口气对他们回忆起我当时的糟糕状况，没想到父母当时就都哭了。妈妈说：“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看到一盒土豆丝把你弄成了那样，给你承认错误，聊聊天，谈谈心什么的，你都不让。我真是连死的心思都有啊！”
我震惊极了。我从没有想到那盒土豆丝居然在父母的心上也压了这么多年，并且膨胀成了沉重的千斤担，而且他们负载的是自己和女儿的双重痛苦。当年他们固然有错，但从本意上讲，他们也是为了我好。他们虽然是父母，可也并不是圣人。他们也有犯错误的权利，也有在人生中学习的权利。他们也像我一样，是个会受委屈的“孩子”，需要在犯错误和学习的过程中得到理解和宽容。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也许我们对待父母最公正的态度，就是用成人的态度而不是孩子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与他们平等地进行沟通和交流，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和尊重他们。
“‘父母的爱虽然不能理解我们，但它仍然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这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话。”朋友最后说，“而我想说的却是：如果父母的爱能够理解我们，我们的爱也能够理解父母，那么这两种爱便可以融会成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也最美好恒久的财富。”
写写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孤儿，从小是由父亲的一个远方姐姐照看大。所以我没见过爷爷、奶奶，也没有叔伯、姑妈。那个照顾我父亲的远方姑妈便是我在父亲这边的唯一亲人。
父亲从未向我们讲过自己的过去，偶尔提起也只轻描淡写几句。我和父亲交流甚少（也不知道父子之间是否都这样），所以我从未问过他。因为我感觉父亲不愿或者不堪回首往事。父亲的过去我所知甚少，只是听母亲和外婆讲过一些零星片段。说父亲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六、七岁时祖父也逝了。孤苦伶仃的父亲就靠我那个姑妈抚养长大。以后父亲参了军。在部队上识字学文化。以后又到了邮电系统，经过一段比较正规的学习培训。一九五六年，他随着支援边区建设的大军来到陕北。一干就是四十年，直到退休。